改革开放40年，感谢那些率先吃螃蟹的普通人
2018/12/19 7:28:00谌旭彬 冰川思享号
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刚刚玩过一场“麻将赛”的陈志雄，突发脑溢血去世。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一如那些因为率先吃螃蟹，而在改开起始年代饱经时代风霜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撰文 | 谌旭彬
来源 | 微信公号“短史记”
1978年11月底，天天看《人民日报》的广东肇庆高要县农民陈志雄，被一则题为《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的报道吸引住了。
新闻里说，广西实行了一种新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养猪，“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肥猪很快就多起来了”；北京通县也出现了“把仔猪下放给社员寄养”的新现象。新闻还说，那些否定上述新政策、新现象的声音，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①
仔细读完报纸后，陈志雄告诉家人，他决定“要干一件大事”。②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9日关于允许农民自己养猪的报道
他拿着报纸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家中，问梁新：“你说，是不是怪事？是不是气候要变了？”③
梁新无法确切回答陈志雄的问题，但他支持陈志雄去干他的“大事”——承包生产队几无产出的8亩烂水塘，前提是不宣传、不推广、不留文字材料，陈志雄一年要向生产队上交1700元。
1979年，扣除承包费和生产成本，陈志雄从鱼塘挣了6100元。这一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160.17元。
1980年，陈志雄将承包面积扩大至141亩，承包费上升至11570元。年末算账，减去承包费、生产成本和雇佣工资，他从鱼塘挣了10150元。这一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191.3元。④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
1979年的8亩鱼塘，主要靠陈志雄夫妻二人起早贪黑经营。1980年变成141亩，不得不雇请固定工1人，临时工400多个工日。1981年扩大至497亩，不得不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多个工日。
1980年的75号文件有明确规定：个体经济“不准雇工”。⑤
▲陈志雄
对陈志雄的质疑与指责，迅速从广东扩散到了全国。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了陈志雄承包鱼塘、雇佣劳工的情况。文章说，人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分歧，争论的焦点是：
“雇工算不算剥削？”
文章介绍了各种不同意见，特别详述了“不能算是剥削”这一派意见背后的种种理由。但只在文末留下一句“这些争论还在继续中”，并未对“可不可以雇工”给出明确结论。⑥
▲人民日报刊文《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
在之后的三个月里，《人民日报》接到了近千篇争鸣稿件，编辑部择要刊发了其中的20余篇。最末一篇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相当于对此次争鸣的一个总结。文章认为，陈志雄可以雇工，雇工不算剥削，他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场争鸣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林子力，从《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导”出一个结论：
“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⑦
自此，“七上八下”成为一条铁的界线，进入了中央文件。凡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一律不许超过8个，否则就要限制，就算进入了“剥削”范畴。
“七上八下”政策的具体表述是：
“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2人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⑧
2加5得7。也就是说，7个可以，8个不行。
▲参与人民日报发起的“承包鱼塘大讨论”的民众，喊出了“这里有个陈志雄就好了”的心声
陈志雄很小心地将鱼塘雇工维持在8个人以下。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1981年8月，广东省社科院的两名学者来到陈志雄承包的鱼塘调查，回去后写成一份长达1.2万字的“调查报告”，对陈志雄承包鱼塘且雇佣工人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调查报告”在广东遭到冷遇，但在1982年1月于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却引爆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最后由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刊登于1月17日的《国内动态清样》——那是一份最高决策层经常阅读的资料。
自北京传来的高层指示充满分歧。
有些态度模糊，遣词造句里多是“注意”“提醒”“此事请酌处”；有些很欢悦，“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有些却是坚定反对，认为“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
1982年2月份，广东省不得不作出检讨。
震荡传递到高要县，已是1982年的5月。大队党支部书记梁新因支持陈志雄搞“雇工剥削”被撤销了职务。不过，没有人去碰陈志雄的鱼塘，也没有人阻止他继续雇工。梁新给前来安慰自己的陈志雄打气：
“你放心，中国迟早会放得更开的……”⑨
时代确实在一点点放得更开。
1983年1月，中央就全国各地出现的雇工现象，定下了一条“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4年10月22日，针对“傻子瓜子”年广久的雇工问题，邓小平又说了一番话：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⑩
但陈志雄的鱼塘，没能撑到时代放得更开。
1983年，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陈志雄，向银行贷款10万元，以每年上缴14万元的条件，承包了2000余亩鱼塘，“光遛完鱼塘的边缘，就需要一个上午”。但7个雇工远不足以应付鱼塘扩张后的工作量；包产到户又让临时雇用日工变得困难，选苗、育苗、割草、防病虫、供氧、销售等工作环节全乱了章法，大面积死鱼成了常见现象。20岁的次子在处理鱼塘供氧设备时不慎触电身亡，带来的打击尤其沉重。
1984年底，陈志雄赔尽资产，黯然去做了别人的雇工。
三年后，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首次取消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再过一年，1988年4月，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里增入了一条——“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是“私营经济”这个名词，首次被国家的根本大法承认，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句入宪，还有十六年的漫长道路要走。
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刚刚玩过一场“麻将赛”的陈志雄，突发脑溢血去世。
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
一如那些因为率先吃螃蟹，而在改开起始年代饱经时代风霜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注释：
①《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9日，第三版。
②《雇工讨论：剥削还是多劳多得？承包鱼塘引发的一场风波》，《新京报》2008年6月30日。
③黎鹤、张东升，《先行壮歌：震动中国的“鱼塘风波”和“雇工挑战”纪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9，第11页。
④陈志雄的年收入，以广东省农委调查组的调查数据为准，转引自：周彬彬，《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座谈会纪要》，《农业经济丛刊》1982年第5期。农民人均收入数据，引用自：李百汉，《1978~1983年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情况(元)》，《理论学刊》1984年第2期。
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7日。原文是：“对于包产到户的社队，应当经过工作，通过群众讨论，做到以下几点：……(2)重申不准买卖土地，不准雇工，不准放高利贷；……”
⑥陈处兮，《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1981年5月29日，第2版。
⑦吴象、马立诚，《报春燕与探索者——缅怀经济学家林子力》，《经济观察报》，2009年9月14日，第46版。
⑧《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1981年10月17日。
⑨黎鹤、张东升，《震动中国的鱼塘和前行者的背影(报告文学)——广东肇庆鼎湖陈志雄“鱼塘风波”与新中国“雇工”全程记录》，下文引自该报告的资料，不再赘注。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91页。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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