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译的福克纳,影响了莫言的创作方向
2018/12/31 8:05:00姚峥华 冰川思享号

    

     姚峥华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多年来与书为伍,着力于书人系列写作,作品有《书人·书事》、《书人小记》、《书人依旧》、《书人肆记》、《书人为伍》、《书犹如此》。

     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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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翻译家李文俊,我们马上会想到福克纳、卡夫卡、门罗……

     对,他是卡夫卡《变形记》最早的中文译者,他翻译的《变形记》最初内部发表于1965年,后刊登在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期上,有趣的是,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神州大地刚刚“打开门窗”,为发表顺利,他与编辑部还配发了一篇1万多字的批判卡夫卡的论文,“作为反面教材”。

    

    ▲李文俊(图/网络)

     也是他第一个把福克纳介绍进来的。《福克纳评论集》由李文俊编译,1980年出版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表之后他觉得如果不完整地译介福克纳的作品,未免有贻人以本末倒置之讥。于是就译了《喧哗与骚动》,编译了《我弥留之际》,接着又译了《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大森林》,后来又写了《福克纳评传》,《福克纳画传》,《福克纳神话》以及包含其他作家纪念福克纳的演说集子《威廉·福克纳》等。

     所以,在中国,福克纳专家当李文俊先生莫属。福克纳某种意义上成了李文俊的标签。他甚至在翻译《押沙龙,押沙龙!》时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捡回一条命后,还开玩笑说,这不能完全怪福克纳。

     加拿大女作家门罗获诺奖之前,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还有《逃离》也最早由李文俊杰先生翻译介绍给读者的。

     ……

     李文俊翻译的作品,我们耳熟能详的还有很多很多,如奥斯丁的《爱玛》,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塞林格的《九故事》……但他说,“我这一辈子翻译的东西不算多,加起来大概不超过400万字。”

     掐指算来,1930年出生的李文俊先生,今年已经是88岁了。在这个米寿的年龄,他欣然出版了自己的翻译随笔和创作随笔集《故乡水》。在这本不算厚的小册子里,一位老翻译家大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浓缩其中——这辈子,李文俊先生做的最专注的一件事,就是翻译。

    

     ▲《故乡水》,李文俊著(图/网络)

     1

     翻译中受前辈的影响及提携,与一些故友的真挚友情,这些有趣的译界往事,一一在书中展现。

     先说汝龙先生。

     李文俊说,这一生,他翻译了大量福克纳的作品,而由点带面,一网打尽的做法,则是受益于汝龙先生的影响。汝龙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契诃夫时,小说集后边都要附上一些资料,这个做法深深启发了他。所以,在翻译福克纳过程中,他注意收集福克纳的书信、随笔和别人回忆与评论他的资料。后来任加拿大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去过加拿大三次,每次都泡在图书馆中,忙于收集福克纳的资料,错过了与门罗相见的机会。

    

     ▲汝龙先生(图/网络)

     再说萧乾。

     对于李文俊翻译的语言,有读者评价说有点杂,比如,作品中有时出现广东话,有时是上海闲话,有时甚至是北京土腔,面对这种声音,李文俊在书中交了底,说他是跟萧乾学的。

     萧乾曾给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张谷若老先生译哈代时,“我”这个称呼用了山东话“俺”来代替,极其传神。他告诉李文俊,只要觉得合适,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对所有方言全都来者不拒。方言里有些独特表现方式,妙不可言,光用普通话或是北京话,有时会使自己的文章缺少光彩。正是这个翻译理论,对李文俊的翻译和写作风格的形成影响至巨。

    

     ▲萧乾(图/网络)

     还有钱锺书杨绛先生。

     当年翻译《喧哗与骚动》时,李文俊曾为书中某句拉丁语引文请教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说,福克纳的小说老实说是颇沉闷的,但是沉闷也有可敬佩之处。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这句话的话外音很明显了,但李文俊年轻气盛,不信邪。他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胆识,来形容自己当初选择福克纳的“壮举”。当年国内知道福克纳名字的人可谓“寥若晨星”, 所以,李文俊面临的将是一项甚为辛苦的工作。

    

     ▲钱钟书与杨绛(图/网络)

     从1980年2月开译,一直到1982年6月全书译毕,《喧哗与骚动》用了他两年多的时间,书出版后,李文俊呈上请钱杨二老指正,钱先生回复说,承问道于盲,妄言妄语,何足挂齿。乃蒙序言中挂贱名,尤觉惭惶。

     也因约稿的关系,李文俊与钱杨两先生走动较勤。听说杨绛在翻译《吉尔·布拉斯》,便登门约稿,并于1954年1月先在他所供职的《译文》杂志(后来的《世界文学》)分散发表。1956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能组到杨绛先生的译稿,至今想起来他还免不了小小得意。

     再说说莫言。

     翻译福克纳过程中,李文俊曾写过长文《一个人的天地》做为导读。据说这影响了莫言后来的创作方向。莫言正是看了这篇推介的文章,受到启发。想,既然福克纳可以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他也可以经由老家高密,生发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如此看来,文学的影响和传承,总在有序又不经意中进行。

     2

     在选择翻译的作品上,李文俊有自己的标准。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看太高超的小说,不喜欢那些包含了比较复杂哲理的东西,看不懂。

     “所以,我也就配看看门罗。”他说,类似的作家在英美文学中不罕见,比如美国的薇拉·凯瑟,他们可能不算第一流,但每个飞机场里都会摆放许多他们的书。这些作家不写太深刻的东西,甚至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但如果小说太高深了,就看不到普通人的影子。”而他喜欢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他一直看好门罗,知道门罗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当别人请他翻译《逃离》,他一点也没犹豫就接下来了,此前还主动翻译过她的《熊从山那边过来》,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并收入他的译文自选集中。

    

     ▲《逃离》,门罗著,李文俊译(图/网络)

     在他眼里,门罗的小说不摆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她善于刻画小人物,展现他们表面快乐、内心辛酸的形象。《逃离》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说走就走了,而母亲却不敢搬家,怕收不到孩子的来信,这种情感在古今往来都具有普遍性。

     好玩的是,那一年门罗获诺奖后,24小时内李文俊竟接了100多个采访电话。也因为诺奖,作品《逃离》一下子加印了40万册。

     这大概就是翻译的有趣之处吧。

     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想甘苦自知。

     比如“文革”结束后不久,他还翻译过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译了几万字后才知道已经有出版社准备出版其他人的翻译作品,自己的译稿就此果断“搁浅”。

     比如他翻译了《老人与海》,虽然它的中译本很多,张爱玲就译过,但她自己并不满意,说文里文气;余光中也翻译过,他自己也检讨是“戴了手套干的这活”。李文俊于是按自己想法重新翻译了一遍,没想到得到大部分读者的肯定,说比张爱玲译得好。听到这些表扬的话,他就特别高兴。

    

     ▲《老人与海》,海明威著,李文俊译(图/网络)

     也因此,在翻译上,他特别愿意把文章译出巴赫的赋格调来,把文章译出美食的味道来,把文章译出奇光异彩的颜色来,甚至把文章译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风景来……

     3

     也可能是翻译的缘故,他受到国内外很多作家的影响,不单译风有自己的特色,笔风也俏皮有趣。

     有人这么评价他的随笔,与翻译不同,不需要“带着镣铐跳舞”,他的散文“信笔”而作,在冷静中抒情,在洒脱中执著。

    

     ▲李文俊(图/网络)

     在自我总结文章《我这一辈子》中,李文俊写道,他父亲祖籍是广东中山,他出生在上海,念的是复旦新闻系,所以《中山文艺家名典》中没有他,因北上工作,上海的外国文学界和母校的新闻系也没把他当嫡系子弟兵。这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没有影子的人。

     所以,书名“故乡水”显得特别有意思,是一种无法寻找到故园的游子的心情。

     一位年届九十的老翻译家,一本中西译著两栖的随笔。静静的文字,像极了我们坐在李文俊先生面前,聆听、聆听。那是一个不需要大道理,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安静世界。熨贴极了。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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