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史 | 1998，我在香港看股市暴跌，看波澜不惊的维多利亚港
2019/1/12 7:38:00陈宁远 冰川思享号
陈宁远
1966年生人，25年以上证券金融、资本市场投资经验。财经观察人士，财经评论人，多家媒体专栏作者。
专栏文章：
《改革开放还有这么一部野史》
《国进民退之际经叔平走了》
《喧嚣的中国拐点论》
《二胎还在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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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陪家人去南方旅游。在海南的海边，看到我上海的邻居任大刚先生转发了多篇《改革开放私人史》的文章。文章都很好，正确的废话和玲珑的妙语齐飞，美好地消磨了我2018年底的时光。
不过在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交界的海边，我被一个95后“吴论”的小姑娘惊到了，她的文章叫《网瘾少女的残酷青春物语：我们也就这样长大了》，我在微信上和大刚说：“不仅能陈述衷肠，还有数据图表，这个年纪的孩子难以兼得。”
受此文启发，我也想唠叨一下我的1978~2018这40年。这真是整数40年，而不是小姑娘实际20年的40年。
我的故事因为年纪的原因，多过她不少，但我没有把握，留在记忆里的，哪些算是细节清晰自然浮出，且逻辑严格证据确凿。我只能姑妄言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是否可以堂而皇之上升到私人史，我却不知道，因为这是很学术的问题。我只管演义一番，向小朋友学习勇敢：“吴论”——无论如何，这份勇气我似曾相识，也可以说就在远处、别处，并未消失。说来就来，但却无用，如东坡笔下豪气的“千骑卷平岗”。
1978，我上初一
1978，是这个40年伟大而特殊的纪元。这一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此开创未来的宏大叙事相比，我只有很私人的，对我个人也许很重要的生活细节，像水里的泡泡，咕咕嘟嘟地冒出来，又噗噗噗破了。
1978，我初一。这一年父亲转业，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前奏。我的记忆里，父亲已经是第二批转业的了，那一年好像有三批。
40年前，已经有“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的”这样一个宏观判断，尤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长时间不会打的判断。这和文革期间判断“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是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
因此，像我父亲所在的，为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二十军(著名长津湖战役的主力，牺牲也最大)也要裁军。到如今，40年后的军改，早已没有二十军这个番号了。
我从小在这支部队的家属院长大，从浙江的金华、杭州，换防到河南的开封、信阳。
▲ 《芳华》剧照(图/网络)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知道这支部队前身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它是在黄山岩寺宣誓成立的部队之一，粟裕是第一任司令，后来成为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第一纵队)。叫二十军的时候，也号称天下第一军。第一任军长叶飞，是我国第一任空降兵司令。
这支部队不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有自己英雄悲壮的历史，还完成了中国唯一一次陆海空立体作战——一江山岛战役。
自此之后，中国军队再没有打过一次陆海空的立体作战。
虽然它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却和我1978年后的40年没有什么物理关系了(基因关系是否有？我不能自说自话)，12岁离开它的家属院，我才知道很多和我息息相关的事项，不仅和打不打仗无关，也和父亲的军人情结无关了。
比如，1978年我才知道有个农村的故乡，那是我生命的来源，是我的根。若不是父亲转业，我可能只知道我的家在军营里，现在有个经典的说法叫部队大院。
我随父亲转业回到故乡，那是安徽安庆下面一个叫怀宁的小县城。
父亲这位出身炮兵的军人，去了县委党校当老师——党校这种单位或机构，在中国至少超过3000家，不仅县城有(中国有大致3000个县城)，地区、市里、省里，各大央企机构都有党校。
宏观地、历史地、标志性地说，怀宁这个党校有可能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故乡，也在这个叫怀宁的小县城里。
但初一那年，12岁的我实在看不出，这个长江支流皖河边上的党校，和陈独秀有什么关系。
而且据我当时的英文老师说(他是上海的下放知青，后来退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党校以前是个教堂。但从12岁到18岁高中毕业去外地上大学，实在没有看出这个党校和教堂有什么关系，是想象？是相像？还是历史？
直到2018，我都感觉风马牛不相及。
1978年，我对这些都不知道，甚至不关心。我只知道，我上初一了，可以高考，而不用上山下乡了(1978年前，还在部队家属院时，长辈在一起扯闲篇，就会说到孩子们高中毕业，若不能当兵，就要下放，罐头饼干咸菜要准备一些的)。
我知道，我要每天从党校出发去中学读书。我知道，我们这个县城读书人多，出过科学家，比如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我不知道，还有个高中生，勉强也算读书人的海子，在10年后以诗人的身份自杀，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此闻名全国。
有此星光灿烂，我始终地方主义(不算民族主义)地认为，虽然我们隔壁邻居桐城在中国的名头更响亮，可我们怀宁的人杰地灵却也不逊色于它。
▲ 上海老住宅区(图/图虫创意)
吊诡的是，20年后，我的1998，我成为新上海人。由我祖籍也是怀宁的太太做主，买了套房子，竟然在上海市委党校对面。我在这里又生活了20年。
前后40年，那时怀宁的党校在皖河边，现在上海的党校旁边有漕河泾。岁月轮回离不开党校和河流，记忆深刻的事情很多，在这里我有了孩子，带着孩子去党校看电影。分不清这是他的童年，还是我的少年。
还有一个轮回40年的细节，我记得。
1978年全民开始涨工资，但父亲的工资却从那时起就不涨了(此前他的工资一直比母亲高一倍)。可是到2018年，父亲却因为转业退伍军人的身份，重新提高了工资。我也注意到现在车站机场重新挂上军人优先的牌子，那是我小时候跟随父亲外出常有的待遇，一点都不稀奇。
来来回回的情景，就这么非常古怪地在生活之中轮回。像八十年代流行的最好的小说之一《百年孤独》开头那样时空错置——“多年之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八十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叙述，风靡一时。在此刻想起我的1978，我深深感受到马尔克斯的伟大。人生的未来其实都是在过去开端，也都在过去就结束了。
这令我写到此处，须痛饮几杯才能把这些小事、大事、大小事情拿得起、放得下，亦或拿不动、放不下。因为这滚滚时光里的所有细节，即便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其中是真？是假？你真就这样了？还真的就不这样!
1988年，我大学毕业
不管现在真假变幻，说时迟那时快。1978似乎有时还在2018的眼前，但十年飞逝再度逢8的年份，那是1988，我大学毕业了，分到一家央企做工程师，是土木工程师。
上大学的时候，我填了很多专业，就是没有想到读工程类专业。我当时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现在叫土木工程，再细化一点，叫结构工程之类。
可惜我虽然有个工程师红利开头，却没有享受到中国工程师在全球历史巅峰地位带来的荣耀。
因为大学毕业后的我，一直想去南方。
▲ 三亚凤凰岛(图/图虫创意)
这种想去南方的暗示，也许源自那时痴迷西方现代派诗歌，那时艾略特《荒原》是我的最爱之一，他的诗句“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去南方”让我神魂颠倒。
也许就不是暗示，因为那时的南方不仅天蓝蓝，水蓝蓝，让人向往，还有一个比之工程师的劳碌更激情的红利，宏观地叫改革红利，是制度红利，表现为特区形式。
特区开始了，随后的40年，中国有更多大大小小的特区，叫高新区、工业园等等，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我激情地说我下海了，去了刚刚建省的海南，中国最大的特区，现在还是。但下海之前，我不仅不知道市场汹涌，也不知道改革红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一不留神不是石头没了，就是滑手了，人就跌入激流之中。
1998，我在香港
在这样的汹涌和激流之中，人迅速长大，有时也迅速膨胀为泡沫，以至于多少财富神话灰飞烟灭。
先富起来的人和没富的人，终于共同见证了市场汹涌的1998年，这比之中国所谓的富豪排行榜更像是杀猪榜——记住，不是现在所说的割韭菜，而是先杀猪，韭菜就自己凋零了。那些入不得历史法眼的，统统称呼为失业。
那一年，历史永远命名为亚洲经济危机。那一年，曾经是我们追赶偶像的发达的日本和四小龙都忽然星光黯淡，儒家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日子戛然而止。20年过去，几乎无人再隆重提及这个与孔子有关的经济光辉。
从那时起，中国人都意识到市场汹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系统性市场风险，这是回避不掉的风险，只要你走市场道路，系统性风险就随时在道路的前方等着，是人类割不掉的扁桃体(熊彼特语)。
那一年，我在香港深刻体会到了索罗斯及其背后热钱的灼人。但这还只是水面之上的，是表象，是操作层面的，是市场的自然震荡。
1998，我个人最为震惊的，是知道了索罗斯的背后，金钱之外，还有个叫卡尔·波普的哲学家。
▲ “走向未来”丛书(图/网络)
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但在上大学时候，也就是1988年逢8之前，我还是个羞涩的文艺青年。自以为很爱思考，读朦胧诗，学着写。也看“走向未来”丛书(第一版，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1988年之前，我就从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里了解到卡尔·波普，他是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混迹在维也纳小组里的人，是写《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测与反驳》证伪世界的人，是论证世界三的人物(这个世界三，不是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划分)，他怎么一转身又和资本家混到一起，而且居然还有一部极具马克思文风的正义之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而这居然能先让相信证伪能力、世界三的索罗斯赚钱!后又让赚了钱的索罗斯，按照这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处捐钱!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 著，陆衡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网络)
我有点胆怯，不敢面对；还有点糊涂，不知所以。
那时的香港，禁烟不这么厉害，不会让烟民觉得是自己是边缘人。我那时和兄弟们在交易室里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看暴跌的股市，也看波澜不惊的维多利亚港。
忽然觉得，那是在长久长久的烟雾弥漫之中，和好多哥们一起觉得——正式地表述，可能中国大部分人都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选择市场经济，就天然带着扁桃体，它要天然地周期性地要发炎，高烧不退时，也会吓死宝宝。但这比靠意识形态选择的计划经济，更符合人类发展。
中国从那时起，选择了自带扁桃体的体制，准备加入WTO。这种努力和中国在当时的担当有关，也和中国的追求有关——全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人们，看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国。罗大佑的歌《皇后大道》中“若做大国公民，只须身有钱”虽然是调侃，却是香港回归后，亚洲经济危机之中的中国，最为务实和理性的选择。
▲ 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WTO)(图/图虫创意)
2008，我叫陈宁远
那是国家的战略和行为，就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来说，1998儿子一岁了。抱着他的感觉，便觉得古人诚不我欺，有子万事足。万事足，也意味着万事琐碎而麻烦，如佛所说的大圆若缺，大缺若圆的道理。
儿子百般可爱地来临，我却从心里，从实际生活，把他的童年和少年与我的少年一起，过成了教学相长的日子，硬生生地把马卡连柯优雅的《教育诗》，改为相互斗智斗勇的“打仗诗”。
从早上起床开打，到放学写作业接着打，打到学校和补习班，打到吃饭睡觉，打到星期六星期天以及所有的假日。总之，不是我打，就是老婆打。打打谈谈，停停打打，这么一晃，在和儿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又10年。
这10年，陪孩子在上海长大，先是去感受幼儿园的麻烦。
只有一个儿子，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儿子作为唯一，超出视线，我和老婆就充满不安。如今可以生二胎的父母亲，岂知唯一BABY的焦虑？
我带孩子面试第一个托儿所时，感觉那里的阿姨个个都像《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而我家的孩子，比那个来路不清的格格金贵多了，岂能一朝不慎？于是有很多牢骚要吐槽。
但智商有限，不如现在父母，可以幽默地说提前把别人的儿媳妇领走。那时没这么开放，没这么放松，我只能和媳妇带着儿子前行，看着他长大，从雪白粉嫩、奶香扑鼻的宝贝，变成山羊胡须、汗酸满身的，发育后高我一个头的小伙。
▲ 做父母可一点也不轻松(图/图虫创意)
又是忽然，在家庭的打仗诗里，到了2008。
这时不仅有了儿子10岁开始的记忆，一如我回到故乡的记忆，但我不知道他的记忆方式，将来是否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连诺上校那样。
我很难走进他的世界。他也终于把自己从安徽土著的后代，改变为真正的上海人，而不是新上海人。据他2018年大一的总结，他这种籍贯的改变，当时也是很纠结的，因为他既不会说家乡话，也不会上海话。随着这种哲学和社会学的总结，他还历史批判地想到他的过去，我对他的斗争和批斗，包括不屑一顾的眼神，高他一头的不耐烦，以及皮带落下的滋味。
但那时40岁的我，显然不能理会一个10岁小屁孩的心理纠结，那时的我，很自觉地像福克纳所说的那样，40岁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坏，最有力量的人，面对世界充满参与感。何况2008，全世界的天空，都飞舞着1998的味道，对我来说似曾相识；但这却不是亚洲经济危机时，来自泰国曼谷的味道；而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华尔街的惊慌失措。
我这一年，在如今自媒体，当时主流媒体的几个冰川思想库创始人的鼓励下，开始写财经时评了。那是要粪土全球万户侯的气概，而不是无法面对卡尔·波普多面的胆怯。
第一篇财经时评，是《新民晚报》的李天扬兄(我媳妇的大学同学)先和我聊写点东西，我写的是《别了贝塔斯曼》，后来似乎被天扬兄改了标题。但文章不重要，内容很重要。说的是一个傲慢的德国书店，忽然发现它在欧洲赚钱的模式，在中国不灵了。
原因很简单，中国太大，如果一个贝塔斯曼的书友在拉萨，贝塔斯曼你的一本10块钱书的物流成本怎么覆盖到雪域高原？不止是远，就是近点在黄山祁门山里戴震的后代要读书，买一本三块钱的书，贝塔斯曼也做不到。
那位叫艾科的德国人，极具德国人严谨，又极具白种人傲慢的贝塔斯曼亚洲的CEO，不得不放弃了在中国做书的生意，据后来有朋友说，他和妻子开了个中医服务的连锁店，生意比贝塔斯曼书友会好多了，这是后话。
就此我开始大规模地把写作当成日常工作。机缘巧合认识了当时在杭州日报的魏英杰兄，把我推荐给当时任《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的陈季冰兄，写了一系列关于次贷的文章。随后又认识了现在的邻居任大刚，写了N多古怪的东西，如这篇我的40年。
就这样写了半年之后，正式有了个笔名：陈宁远。
▲ 报刊亭如今已经几乎看不见了(图/图虫创意)
那是纸媒最辉煌的尾声，是媒体声音响亮而华丽的精英年代。那是我一生思想逐渐定型的年纪，虽然没有做到像圣人那样四十不惑，但也小有成就。就薄名而言，陈宁远在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有过专栏，认识了至今还在做各种媒体的好多好朋友。
在“陈宁远”这个名字下，还获得了一个至今敝帚自珍的称呼，这些编辑朋友叫我陈老师，一叫叫到现在。2018又是10年。大家都还是朋友，虽然工作不同，相聚甚少，但每每看到他们的消息，文章，都是高度关注的，都是始终不愿意落下的回忆。
这还是私人的语境，小小的表达，却不知道自2008次贷危机结束，中国大规模、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中国已经不是2008年4万亿的经济得失可以概括的了。
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中国以经济体量世界第二为基础，成为WTO的赢家，各种高铁、机场、大桥、港口、地铁，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楼，成为标志性景观。
它还以互联网时代的赢家之一出现，那些中国互联网巨头不仅吃遍国内市场，而且还向着通吃世界大进军。
▲ 望京CBD(图/图虫创意)
2018，孩子上大一
2018，儿子历经中美两国十几年各种考试的折磨，终于上大学了。我对儿子说，你好!大学生!然后开始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对话，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这是我的总结。
虽然我那时的皮带教育简单粗暴，但这似乎没有改变父子之间天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相互信任难以动摇从而发生默契，有时候我都晕了。
比如我们父子最开心的游戏，叫老腰扭断了，这是一个体操游戏，是我们俩的单独活动；犹如我们一家三口最放松的活动叫大和结，就是一家人大被同眠，让射进窗口的阳光照耀。
这些欢乐，总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穿透我简单粗暴的教育，让我们的未来充满过去的幸福。
古话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在外国似乎也如此。《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离家赴战场，他尊敬地称父亲为父亲，但他的父亲却叫他兄弟。我希望和儿子的将来就是这样，是一对成年男人的相互的尊敬。
2018，我一如既往有点忙乱，飞来飞去，从一个机场到另外一个机场，但这主要是事务性的，这个年纪的人，只要在工作，不可能不琐事多多。但也很宽松，不用太焦虑。尤其对比10年前的2008。因为2008，即使不论大事的折磨，仅家里有子万事足的幸福，也是教育诗改打仗诗的干活。
但现在孩子上大学了，独立地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老人们身体健康地在家乡——他们不需要我像他们那样，支付给他们的老人养老钱。虽然我和太太的确可以用空巢老人来定义，但以目前的身心，还不必操自己养老的心。而比之年轻十岁以后的兄弟姐妹们，不用打仗诗，不用担心幼儿园里的容嬷嬷，不用担心房贷。
可能到2028年，我进入人生的黄金期。当然可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没有更大事业心，少一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情怀，“老婆孩子热炕头”，小日子也一样质量高。
因此我也非分地给自己下了个终身的目标，这个目标我若是能够完成，我就知足了。
这个目标与角度，与“吴论”站在同一代人的角度寻找位置和评价不同。我已经没有想法站在一代人的角度，去评判历史和个人的得失。历史是谁写的不重要，但肯定不是我写的，即使是我自己的私人史也未必是我自己写的，这包括过去的四十年。就此而言，我逐渐远去，已经消失；而“吴论”们的人生，包括我儿子则刚刚开始，未来属于他们。
说一下我对自己的要求吧!
我就是想主持完我家四个老人(父母、岳父母)的追悼会，主持完我孩子的婚礼。若还有奢念，就主持一下孙子的满月酒。
其余人生事项和家国天下，看老天的吧!但上述三件事项，我跪求老天安排!
此文感谢95后“吴论”的启示，感谢同为95后儿子的建议，他建议增加的，主要是教育诗改打仗诗的部分。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私人史·征稿
在中国历史激烈巨变的晚清，国家重臣李鸿章在朝廷之中慨叹说：这是“我朝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的迷茫，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栩栩在目。这是大人物的感叹。
1949，1978，1992。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些数字同样都意味着桑田沧海，家国巨变。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面对着接踵而来的国家制度、现代社会、全球体系、科技爆炸的接连冲击和转型压力，应当如何面对呢？
在这样可谓天翻地覆的时代里，一个个人，一个家族，一门手艺，乃至一个产业，又经历了如何难以尽数的曲折与磨砺？
佛家有云，一花一叶一世界，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在宏大叙事之中，我们却宁愿去体察那些微小的变迁，个人、家族、手艺、产业。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悲欢离合、辗转流离、荣耀欢欣，汇成了家国的洪流，裹挟着前辈、后世和我们自己，情愿或不情愿地一路行走。
因此，从今天起，冰川思想库将不定期推出从私人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稿件。也期望有兴趣、愿意分享的读者与我们共享你们的经历。一经采用，我们备有薄酬。
无论伟人、重臣，抑或命如蝼蚁的我们，都有权利诉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是我们惟一能够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微薄痕迹。
来稿请惠赐邮箱：bcsxk2016@163.com
冰川精华
2019生存指南：科技公司怎么过冬？
不确定的年代里，我们谈谈祈福、凶兆和预感
全日本最有名的小学生是她!
2018，向每一个肯干的人致敬
汇聚思想，分享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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