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未曾谋面,而我已在70年代
2019/1/29 7:34:00任大刚 冰川思享号

    

     任大刚

     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曾任东方早报评论部主任,澎湃新闻网社论委员会主编,梨视频评论总监。现任梨视频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与孔孟对话》(中文、韩文)。

     专栏文章:

     《蒋介石出行的消费水准》

     《川菜火了,川菜死了》

     《中小学应当拥有体罚学生的权力》

     《不确定的年代里,我们谈谈祈福、凶兆和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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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记忆,昏黄阴郁。

     在我出生之前10余年,二舅公就死了。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他或有些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舅公是个专治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有些手艺。传闻曾经给国民党军的唐生智将军看过病,推算起来,大概是唐生智弃守南京,闲居乡野的时候了。

     二舅公还是一名国军士兵,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时,他所在的部队负责守卫上海。但据父亲的转述,城外大军压境,炮声隆隆,他们的连长却还在忙于做柴禾生意。这样的军队,不败也难。

    

     ▲ 渡江胜利纪念馆展出的渡江战役历史资料(图/图虫创意)

     二舅公在上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获得优待,问是否愿意参加解放军,二舅公不想再当兵打仗了,于是用解放军发放的路费,辗转回到四川乡下老家,那时老家还没有获得“解放”,局势混乱不堪,谁来理会你的来龙去脉?我想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在国统区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

     二舅公回乡后不再外出,靠医治跌打损伤的手艺谋生。他的医术日益精湛,生计堪称无忧。到去世时,积累的医书据说已有几担之多。这些书后来被族人瓜分,靠着它们,几个族中子弟也学会了医治跌打损伤的手艺。

     据说二舅公最喜欢我父亲,一定要传授手艺。但我父亲只跟着学了一个多月,二舅公就忽然染上重病不起。

     传统中国是个静态社会,一般人眼界狭小,没什么见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像二舅公这样走南闯北、甚至到过上海的人,在乡下人眼里,堪称仙人下凡,所以他讲的每一则见闻,必定传播久远;讲的每一句话,必定被人细细品味。他讲的上海楼房有多高,被人传了很多年。

     这就是从未谋面的二舅公的全部故事,几百个字就说完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值得书写的人物太多了,一个小小的江湖郎中算什么?但正是小人物的命运,或许更直接地勾连着我们。

     在上海被俘,改变了二舅公的命运,使他陷于战乱、茫无头绪的生活终于安静下来,得以返回故乡,潜心于他所热爱的医术。

     拉长历史的视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余年间,中国大地上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总是战乱不断,给人造成无尽痛苦。

    

     ▲ 人们在参观解放战争展览(图/图虫创意)

     二舅公被俘归来还算好的,我的曾祖父死于四川保路运动,我爷爷的哥哥——大老爷参加国军抗战,下落不明。

     前后两代顶梁柱坍塌,对整个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据说我曾祖父的牌位被供在乡上神庙里,往大了说,也算是烈士,很光荣的;但往小了说,时过境迁不数年,谁还会惦记孤儿寡母的悲惨生活?

     抗战胜利后,大老爷没有回来,他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改嫁。前两年在老家闲谈,得知她们去了一户杨姓人家,算起来,两个女儿都该有七八十岁了。

     我一度产生拜访的冲动,但最终作罢——我怎么介绍自己?她们怎么介绍她们?或许她们已经忘记了从前的种种伤痛?——忘了就忘了吧,何必去揭这个伤疤。

     我曾在县志里看到过一份县档案馆藏的1941年本县抗战阵亡战士名单,有40多人,以此推断,如果大老爷战死沙场,应该会通知家属。

     既然没有通知,幸存下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他到哪里去了呢?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又一批台湾老兵回来了。我爷爷去世后,我奶奶偶尔也会念叨,她的大伯子会不会从台湾回来?

    

     ▲ 欢迎台湾抗战老兵回家(图/图虫创意)

     对战乱的恐惧深入骨髓,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它成为中国和平年代的社会心理基础。直到这40年,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成为国策,持续安定的生活,才让中国老百姓逐渐摆脱内心的不安全感。

     历史想象避免不了穿越。我站在上海街头,似乎就看到,70年前,二舅公举着双手,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长达百年的战乱结束了,创巨深痛的中华民族翻开新的一页。对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来说,亦复如此,它所激荡的涟漪,缓慢地冲刷着后人的生活,直到今天,未曾消失。

     父亲自小聪明。四岁时,会用竹篾编织戴在牛嘴上,以防止牛吃庄稼的笼头,发现造房子的木匠把放檩子的碗口锯错了。

     二舅公死后,他又打算去学木匠,但木匠师父嫌他太穷,不肯教。于是只好自己买来木工工具自学,十几岁时,自己筹钱买了一些木料,自己动手,把窝棚改建成正规的木头房子,不过要盖上瓦,是80年代的事了。

     这门完全靠自学掌握的手艺,成了他后半生养家糊口的看家本领。

     二十多岁时,父亲成了大队会计。我的记忆里,来找他报销、开证明、盖章的,前脚有人离开,后脚有人进门。

     我们这个大队,地处平原,有一小部分山坡,二三十个自然村分成9个生产队,1000多人,农业学大寨开始,山坡上的树木和灌木茅草被清理一空,重新垒砌成梯田。

     高度政治化的生活,给一个儿童深刻印象:

     家里永远有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报纸,发不出去的毛选、毛主席语录、马恩列斯著作,社员们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以及一个大队(村),机构多且不断更名,导致公章不断更换,积攒到一大抽屉,随时可以翻出来玩,沾上印泥,到处盖上。

    

     图/图虫创意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大堆人挤在我家里,用彩纸糊一大堆三角旗,上面用毛笔写上字,人手一支,拿着去中学操场开斗争大会,那时一边喊口号一边举起来,壮观得很。

     有一天下午在幺奶家玩耍,广播里忽然说毛主席死了。幺奶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听嘛,毛主席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大,飞奔回家喊道,毛主席死了……没有人睬我。

     后来每个大队都开了追悼会,用柏树枝扎了一个像门一样的东西,又在我家里扎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白花,每人一朵,戴在胸前。有的人哭了。

     后来听说为朱总司令开追悼会时,有个大队的祭幛上写的是“朱总司令永乖不朽”,但并未受到追究,长时间的政治运动,人们恐怕也疲倦不堪,懒得去追究了。

     我只觉得那时候天总是阴郁的。

     白天,四周很安静,除了鸟叫、鸡叫和猪牛叫,以及偶尔的人声,什么声音也没有。几里外的公路上,有时候大卡车路过,会长时间按喇叭,传得很远很远。

     没有电,晚上通常是先煮好猪食,然后做饭,一大家人围着煤油灯吃饭。吃好饭,略作休息,没有别的事,就各自掌着灯睡觉去了。

     有时候天上有飞机飞过,嗡嗡嗡的轰鸣声传来,抬头看半天,运气好会发现小得像蚂蚁一样,兴奋好一阵子。有个小伙伴说有一次,一架飞机飞得很低,看见飞行员向他招手。我很羡慕,长大后才知道他是吹牛。

     令人兴奋的日子是赶场,赶街子场,一周一次,通常是星期天。

     到街子场有四里,要先经过三四百米长两尺来宽的土路,才能上机耕道,这条路大概两米宽,可以通行大拖拉机,沿着路边是一条人工渠道,一年四季都有流水,春夏季简直波涛汹涌。不过这条路坑坑洼洼,雨天都是泥水。

     小时候感觉这条路好长,走到一半,可以看到街子大桥的身影,有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

     街子场是街子公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一条七八百米长的主街和几条小巷子,主街全部铺上了柏油,两边全是瓦房,不像乡下百分之七八十是茅草房。

    

     图/图虫创意

     街子场是那时候乡下人心目中的文明高地。不仅有威严的公社办公地,有卫生院和几位坐堂名中医、有中小学校,还有供销合作社,出售乡下见不到的布匹、搪瓷盆、洗脸帕和书等等,里面总是人头攒动。售货员穿着干净,面貌白净,但眼神空洞冷峻,顾客在她们眼里,像空气一样,让人望而生畏。

     供销社之外,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生产制造的一些东西,如鸡和鸡蛋,锅盖粪桶之类,但听说被“市管会”抓住,是要没收的。当然,还有驻扎在这里的男女解放军,也在买东西。

     最吸引人的是那几家饭馆。进去吃饭的,要么是高档人,要么就是败家的。比较得体的是吃一碗血旺。那时候我就觉得血旺不好吃,远不如猪肉。

     我跟着大人去赶场,最大的好处是有一个肉包子吃,但通常是买一两颗硬糖,仅此而已。跟着走一趟,最大的收获是开开眼界。

     我人穷而生就一张富贵嘴。生活如此艰难,我却不吃肥肉,也不吃辣椒,有一次大姑妈来省亲,割了一刀肉,既有肥肉又有辣椒,气得我打翻了煤油灯,但家里并没有把我怎么样。

    

     ▲ 杀猪过年(图/图虫创意)

     年底,家里会有一头一百四五十斤的猪被父亲和叔叔送去屠宰,下午会由他们用箩筐把肉和猪下水、猪血挑回来,然后是熏制腊肉装香肠,新衣新鞋也会有的,通常还有家里大人送的手工艺人做的陶泥玩具,大头和尚的硬纸面具,泥土烧制的口哨,以及在地上推行可以扇动翅膀的蝴蝶小车。

     过年,总是给儿童以最大的惊喜,给阴郁的回忆一抹亮色。

     延伸阅读:

     1998,我在香港看股市暴跌,看波澜不惊的维多利亚港

     当年没有马云马化腾,只有茶叶蛋和玻璃珠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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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史·征稿

    

     在中国历史激烈巨变的晚清,国家重臣李鸿章在朝廷之中慨叹说:这是“我朝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他的迷茫,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栩栩在目。这是大人物的感叹。

     1949,1978,1992。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些数字同样都意味着桑田沧海,家国巨变。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面对着接踵而来的国家制度、现代社会、全球体系、科技爆炸的接连冲击和转型压力,应当如何面对呢?

     在这样可谓天翻地覆的时代里,一个个人,一个家族,一门手艺,乃至一个产业,又经历了如何难以尽数的曲折与磨砺?

     佛家有云,一花一叶一世界,更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在宏大叙事之中,我们却宁愿去体察那些微小的变迁,个人、家族、手艺、产业。正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悲欢离合、辗转流离、荣耀欢欣,汇成了家国的洪流,裹挟着前辈、后世和我们自己,情愿或不情愿地一路行走。

     因此,即日起,冰川思想库将不定期推出从私人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稿件。也期望有兴趣、愿意分享的读者与我们共享你们的经历。一经采用,我们备有薄酬。

     无论伟人、重臣,抑或命如蝼蚁的我们,都有权利诉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是我们惟一能够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微薄痕迹。

     来稿请惠赐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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