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通往站军姿之路|大象公会
2015/10/20 22:48:12大象公会 大象公会

     军训,是当代中国青年求学之路上无法避开的淬火试炼。在烈日下挺胸提臀保持直立,已经成为几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而无论是在训练目的还是具体项目上,我国的军训制度似乎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

     文|赵新宇 李日飞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军训一直是中国学生难以磨灭的集体回忆,特别是在最近15年里,中国大学生几乎无一落网,全部要在升学成功后走进军营,挺起胸脯、提起臀部,接受队列训练和军体拳的洗礼。

     而跟我国人民司空见惯的许多制度一样,这种针对非军籍学生的军事训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制度,而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内忧外患交困”之际,从欧洲和日本引进的强国秘诀。早在1946年,《新华日报》在抨击当时国民政府搞的学生“集训”(集中军训)时,便曾就其舶来身份发出怒吼:“集训原来是日货!”

    

     1946年新华日报标题

     不过,虽然中国军训最初确与日本颇有关系,但无论是在目的还是训练内容上,中国的军训制度似乎都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

     外国军训是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学生军训目的往往非常现实。在美国,从1916年到60年代之间曾有过强制性的大学军训教育,目的并不是“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而是为了给美军的预备役部队培养军官。

    

     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60年代反战风潮兴起后,这种大学中的预备军官课程(ROTC)被改为选修,还准备了大量高额奖学金,以吸引优秀学生投身其中。据统计,美国现有约2万名ROTC受训生,分散在273个训练项目中。

     在训练内容方面,美、中军训有很大差异。ROTC中几乎没有“踢正步”和“立正暴晒”的内容,而更专注于学生领导能力和战场统筹能力的培养。

     除了军事史等理论课程外,ROTC主要包括战场急救、军械应用、绳索悬坠、地图导向等颇具实战意义的课目。后期训练中,学生还要研习战场策略、领兵流程、军事伦理等军官导向的课程。如果参与特定兵种(如飞行、机械、护理等)的训练,也可以一开始就集中学习该兵种相关课程。

    

     ROTC课程中的项目

     一百年来,ROTC为美国军队培养了大量优秀军官,共有8位将军进入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中克林·鲍威尔和休·谢尔顿还先后成为参联会主席。

     有趣的是,苏联的大学生军训与ROTC不无相似之处,重点培养的也是学生的指挥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学生们需轮流担任作业指挥员、排长、班长、值班军官驻守等职务。队列和礼仪性质的内容并不突出。

     和美国的ROTC一样,苏式军训也为军队培养了后备干部。军训之后,苏联大学生还被授予预备役军官的最低军衔,成为苏军预备役的一员。

    

     ▍俄罗斯学生正参加军事训练

     为什么中国军训是日货

     中国现代教育史几乎就是一部学生军训史。

     与西方不同,中国军训从一开始就与预备役无关,而是要纠正“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让中国青年成为合格的军事用品。

     早在清朝末年,第一代成批量走出国门的留日学生就开始了对军训的遐想,提出了呼吁军训的“军国民思潮”,认为中国之所以“群盗入室”,原因就在于年轻人武力值不高,需通过军事训练加以矫治。

     维新派的梁启超和同盟会暗杀团的蔡元培都是这套时髦观念的鼓吹者,对俄罗斯、德意志、斯巴达等讲究“尚武教育”的国家推崇备至。当然少不了日本,受留日学生影响,军训相关词汇很多都是日货,比如“武士”、“战死”、“热血”等等。

    

     ▍学徒出阵:二战末期由于兵力不足,日本政府要求20岁以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走上战场

     就连当时几无政治背景、主要跟着藤野先生画血管的留日医学生鲁迅,也写下了一篇颇有“军国民”色彩的《斯巴达之魂》,刻画了一位因丈夫不去打仗而羞愤自刎的女士,史汉笔法纯正,很有生气。

     民国以后,军训拥趸蔡元培成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发布的第一个教育法令就将学生军训与体育课相捆绑,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应注重兵式”。1915年,袁世凯政府也发布了内容庞杂的《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从小学生玩打仗、洗冷水澡到武术射击训练无所不包。

    

     1917年,岭南学堂军训会操

     这一时期的军训仍有日货色彩,如柔道、棒球、游泳等日系训练项目均得以推崇,酷似当代日本漫画中的热血高中生社团。目的显然也不是培养未来军官,而是提升年轻人的体能和竞争精神。

     不过,和风浓郁的初代军训潮很快告一段落。几年后,军国民教育的偶像德国就败于“一战”,中国的军训热情也受到打击,军国民教育从教育方针中消失。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才让救国热情再度点燃。

     随之而来的第二代军训潮中,军事课被列入高中以上学校的必修科目,每个暑假要集训三周,甚至有军训不合格者不得报考大学的规定。其中,着装、内务、礼仪都是训练内容,早起要叠被铺床,帽子要放在床中央,路遇长官要立正敬礼,下口令后才能吃饭。筑城、测绘、射击、夜间演习等等也都在训练之列。

     有些学校更进一步,如在北平复校的东北大学,政府让练三周他们就练四周;清华校长罗家伦曾大搞“军事化”,要求学生穿统一制服,每天上早操;到了 1946年暑假期间,济南还有学校作出规定:“暑假内学校不开伙,不去(军训)就无饭吃。”创造了“不军训者不得食”的纪录。

    

     ▍罗家伦

     被嫌弃的民国军训

     不幸的是,这种规定很难收到预期效果。清华的早操只搞了半年,就因学生消极抵制而告中止。在遭遇学生群起反对时,集中军训也每每被迫取消。

     民国的第二代军训也没能像欧美国家一样,为国家军队培养军官人才。反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因前线急需军官,后方院校军训教官短缺。官少兵多的情况下,教官的管教不免简单粗暴,更容易引发学生不满。

    

     1932年,东山教会学校与岭南大学联合军训的照片

     直到1947年,国民政府才学起西方那一套,规定大学生毕业后受训半年即任用为中尉预备军官。但军训很快就因国军内战失利遭到废弛,这套制度尚未收效便和国民政府一道退出大陆。

     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民国军训致力于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和“领袖”蒋介石的忠诚,“领袖言行”、“发扬革命精神”等涉及革命军人价值观的内容都在课程之列,军事训练内容反倒流于形式。军训学生甚至曾被动员募捐一架飞机,命名为“集训号”向蒋介石祝寿。

     有些学校在结束军训后,还组织学生接受国民党官员的“检阅”,广大师生苦不堪言。1946年的南营军训中,学生被要求冒雨接受领导检阅,“很多同学身体不支,晕倒在检阅场上。”

    

     “二战”结束后,国内政治议题突变,军训不再伴随救亡强国的主旋律,反而成了“内战”、“独裁”的象征。一时间,各地学生中都出现反对军训的声音。重庆民主教育协进会也向政府要求取消军训,指责其“事实上是党化教育”。

     《新华日报》更是火力全开,声援反对军训的学生。除了社论《不停止集训,必自食恶果》之外,新华日报还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表达了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态度。

     “政府把青年军训成了疯子,又想把中学生训成奴才。”这句话来自“一群受骗的远征战士”。“高职学生”也表示:“军事训练已经受得够了,不能再来剥削学习时间。”而“重庆市立二中的一群学生”则发问:“集训将使学业更渐生疏,一年后如何能考上大学?”

     态度最直接的则是“建人中学一群学生”:“如果硬要集训,只有不再读书。”发表于1946年6月3日的一封读者来信尤为悲惨——作者表示自己的姐姐当年军训给训死了,自己也在军训中训出了心脏病。现在,军训又要来迫害他的妹妹了。

     在最终退出大陆之前,军训和其象征的军国民教育就这样背上了逼死逼疯祖国花朵的恶名,和其他很多民国制度一样,成为了之后宣传中“黑暗的旧中国”的特有产品。

     中国1949-1984

     因此,1949年后,中共没有沿袭民国时期的军国民制度,而是立刻与世界接轨,走上了苏联和各国都遵循的道路:通过学生军训培养预备役军官。1955年推出的第一部《兵役法》,全面模仿苏联模式,成为了红色中国学生军训制度的起点。

    

     ▍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

     不幸的是,虽然文件要求严格的苏式军训,但因为具体要求模糊,各大专院校的训练情况都不尽人意。第二批开训的北京邮电学院,实际训练时间只有38个小时,难以培养出合格的预备役军官。两年之后,苏式军训就在中国画上句号,被民兵训练取而代之。

     民兵训练比现在的军训看起来轻松得多——1963年出台的大中院校民兵训练大纲中,学生每周只需训练一小时。如果军训放在寒暑假,还让学生自愿参加。

     但军训内容却相当严格,绝不亚于真正的军事训练。辽宁大学在3个月内就搞了12次野营训练,还有学校搞过夜间行军和渡河演习。1964年后,不少院校更将学生派进部队“学军”,以当兵的形式接受军训。

     当然,不同专业学生的“学军”要求也不相同,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科生。1966年要求限制学军的通知中,规定了“整个在校期间训一个月”,结果文科生军训被划在限制之外,要“另作规定”。

     通往站军姿之路

     1984年,第二版《兵役法》出台,军训从此成为“学校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当代军训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与1955年版不同,改革年代的中国军训不再肩负培养预备役军官的任务。国家还需另外进行短期的集中训练,才能拣选出适合成为军官的学生。新时期的军训也不再像60年代学军那样“真实”,训练内容越来越简化,时长在几年之内便下降了近一半。

     1985年,全国共有52所高校开始试点军训,并逐年增加。从1987年起,未进行军训试点的高等学校也可以自行安排学生军训。事实上,更多的学生接受的是这种“学校自行安排”的军训,如1989年北京市只有60所试点大学、中学和中专,参训学生共27564人;而自行组织军训的学校则超过350所,受训学生达到12.9万。

    

     1989年,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在开始军训时理发。来源:腾讯新闻《图话》——国家的军训

     到1994年,再次出台的军训大纲又把集训时间改成了4-5周,其余部分改上军事理论课,由此确定了当代学生军训的基本体量。

     北大始于1989年、复旦始于1990年的一年制强制军训正是在1993年宣告终止,结果经常有人误以为94年新军训大纲的出台就是当代军训的开端。实际上,除了这两所情况特殊的大学,清华、人大等其他院校此前进行的军训试点都与新大纲的内容相去不远。

     试点时代在2001年终于结束,从此中国所有大学和高中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训练时间和内容也越发精简,实际训练时间只需“不少于14天”,因此大多数学校都把学生拉去练两个星期了事;训练的内容也大都限定在队列动作和寝室内务范围内,成本低廉可控。

     从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便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暴晒中练习五点一线的站姿,在残酷的洗浴环境中尽力维持个人清洁,最终掌握稍息、立正、报数、跨立、原地踏步、起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合唱主旋律歌曲、高喊拉歌顺口溜等重要军事技能,甚至学会在“送战友”时与教官相拥而泣。

    

     ▍河南商丘某学校教官下跪表白并强吻受训女生

     怎样用军训报复大学生

     除了培养预备军官和推行国防教育之外,军训这种自带体罚属性的活动,显然也可以发挥惩罚和报复大学生的功能。韩国全斗焕政权的三清教育队,就是这种军训的代表。

    

     ▍全斗焕

     1980年8月到1981年1月间,韩国共有67555人被检举揭发为不良分子,这些人被归类为A、B、C、D四类,遭受惩罚的力度各有不同。A类要被送往军事法庭审判,D类只需接受警察训诫。而被归入B、C两类的39786人,就要到所谓“三清教育队”中接受为期四周的军训改造。

     这种制度刚诞生时,三清教育队打击黑恶势力、改造不良人员的形象还颇为正面,在报导管制的媒体政策作用下,广受一般民众期待。

     然而,现实中的三清教育队的目标是制造恐怖气氛,对政治反对派打击政治报复。全斗焕时期的韩国政府饱受学生运动困扰,在当局眼中:政治反对派除了游行示威就只会打砸抢烧,与黑社会并无二致;参加这类活动的学生,都是不认真读书的不良少年,活该送到三清教育队中军训。

     “光州事件”后,出于对学生运动的憎恶,全斗焕政权还把三清教育队的改造对象扩大到高中,要求每所高中都提交1-2名“教育困难分子”到三清教育队学习,结果共有15000名未成年人被送进了这个流氓改造所。

     三清教育队的军训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地狱般的训练生活还是足以让受训者生不如死。他们吃不饱睡不足,每日执行高强度的任务,扛着沉重的木头,一边喊“精神修养,改过迁善”,一边随指令变换动作。跑操时,教官命令匍匐就匍匐,命令躺下就躺下,无论脚下是泥坑水塘都得照办,稍有不从便会遭到“灭共棒”殴打。

     根据非正常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接受过三清教育队军训的40347人中,直接死在部队里的有54人,因为后遗症死亡的有397人,留下精神障碍的有2678人。

    

     ▍三清教育队训练期间

     三清教育队有多好用,全斗焕当然心知肚明,他甚至把与其结有私仇的老上司——原保安司令官姜昌成——抓进了三清教育队,令其接受军中晚辈的“纯化教育”。

     除了短期军训,强征入伍也是全斗焕政权用来对付学生运动的手段。他创设了一套只要指导教授签字,就可以让学生休学被征兵的制度。对于被强制入伍的前学运分子,全斗焕并不满足于改造他们本人,还以威逼利诱等手段,要他们回学校刺探密告过去的同志。被拉到这项“绿化事业”中的学生共有216名,其中6人不肯出卖自己的良心,自杀身亡。

     将诸多脏活放进军队,也是全斗焕之流军政权的共同特点,这其实也体现了他们的弱点:他们只有在军队中才能放手发展学生特务,在军队外仍要接受法律约束,难以把群众举报工作拓展到大学校园和社区邻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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