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江湖叫做「江湖」?|大象公会
2019/6/27 22:03:43 大象公会

    

     在古代,武侠小说式的江湖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和我们的想象有何异同?

     文|海下

     提起「江湖」,中国人的想象就如同潮水一样泛滥起来。江湖凝聚着英雄侠客的快意恩仇、文人泛舟的潇洒写意,以及丛林社会的残酷故事。

     不过,江湖似乎是个中国特色概念。武学门派、西方式的黑社会和底层,都不能囊括江湖的全部内涵。

     每一个试图翻译金庸作品的译者都在此犯难,最后不得不以「jianghu」或者「rivers and lakes」来填坑。

    

     在古代,武侠小说式的江湖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和我们的想象有何异同?

     残酷的「江湖」

     江湖之所以叫江湖,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湖人士活动的场所是真正的「江」和「湖」。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骑士阶级或日本式的武士阶级,唐宋以后,武力和武器便由官方高度垄断。动辄持械决斗的侠客,皆属于专政对象。因此,历史上真实的所谓江湖人士,其实都是为官方所不容的刁民、流民,盗匪。

     说起盗匪,人们的直觉是藏在山林里的「绿林好汉」,但古代更为常见和普遍的是栖身于水上的水贼。

    

     比起未开发的山林地区,水网、沼泽复杂的地带同样能躲避官方追捕,经济形态却丰富得多,更容易满足生计。古代的水贼多种多样。有的是临时起意的船夫艄公,有的是本来就半农半匪、半渔半匪的本地人,还有因乱世或其他原因逃入芦苇荡躲避的流民。

     古人对水贼的恐惧远甚于山贼。过山岭,结伴而行就能免除大半凶险,但到了别人的船上,想拔腿都无处可逃,钱财性命就都由不得自己了。

     明清话本小说中,有水贼占妻这一固定的小说套路。其标准形态是:一官员携家眷由水路赴任,船主心生不良,将官员推入水中害死,并霸占其妻或女,冒充上任。若干年后,官员之妻女或其子借机复仇。

    

    

     · 让子弹飞开场一幕就是民国版的水贼占妻

     《西游记》中就出现了水贼占妻的故事。唐僧的爸爸新科状元陈光蕊,带着新婚妻子殷温娇赴任,被船家刘洪打死,妻子也被霸占。刘洪遂假冒光蕊上任。殷因身怀有孕,勉强相从。孩子生下来后,为保全性命,只得放在木板上,顺水流到金山寺,为长老救起,取名江流,也就是后来的唐僧。

    

     明朝冯梦龙编篡的《古今小说》里也有篇《裴晋公义还原配》,说的是一位青年官员唐璧去湖州任职,好端端的被船家抢劫,不仅随身盘缠没了,连到任文书都丢失,甚至于沦落街头沦为乞丐。

     事实上,起码在唐代,水贼抢劫客商就成了常态。连杜甫送朋友远行,也不忘叮嘱「况兼水贼繁,特戒风飙驶。」(《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唐传奇《谢小娥传》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算得上是唐代的非虚构写作,《新唐书》甚至据此采入《列女传》。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在江上被水贼所杀,她也流落到尼姑庵出家,父亲与丈夫托梦给了他凶手线索,小娥最终报仇雪恨。

    

     水贼虽然凶猛,但在中国的大江大河中并非均匀分布。他们出没最频繁的区域,就是「江湖」一带。

     「江湖」是怎样炼成的

     「江湖」这个词,起初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指向。江特指长江,湖则主要指太湖流域(也有说法是洞庭湖流域),这两片水域是相连的。

    

    


     · 「四渎」是我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四条大河(江、河、淮、济)的统称,江一开始也就特指长江,后来成为对南方河流的泛称

     在西汉人司马迁那里,江湖几乎等同于长江中下游或者是太湖流域。《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说的也是范蠡功成身退浪迹于越国所控制下的太湖流域;汉武帝也告诫自己的儿子「吴越之地,其民精且轻……江湖之间,其人轻心。」(《史记·三王世家》)

    

    


     · 秦王朝在南方有着巨大的统治空白。从南方稀疏的行政治所就可见一班

     秦汉以来,长江中下游虽然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统治之下,但由于远离权力中心,水网复杂,北方王朝熟悉的编户齐民很难推行。南宋以前,朝廷的统治力量都相当薄弱,在长江以南长期只能控制陆地道路连接的点状治所。

     正因如此,江湖地区往往成了北方王朝失足官员的发配地。白居易在贬往江州时作:「江湖我方往,朝廷君不出。」杜牧也有游宦江南、郁郁不得志的诗句:「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

     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常被现代人诠释为江湖秩序与庙堂秩序的对立。然而还原语境,这不过是对被贬官的滕子京所居地域的客观叙述。

    

    


     · 正好位于「江湖」地区的岳阳楼

     这些文人笔下的「江湖」,最多对应于崇明农场、北大荒、五七干校,与人们熟悉的那个草根暴力的「江湖」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不过,现代的「江湖」概念,却不难在历史的「江湖」上看出雏形。

     由于王朝统治的薄弱,长江以南的居民长期处于自然发展的无序状态中,民风尚武好勇;而粗放的农业与频繁的水涝灾害,更使得该地区的人少有中原人的安土重迁。

     秦汉以来的历次动乱中,长江流域的盗匪与叛乱总是风涌而起。在摧毁秦朝的六国复国战争中,起自长江流域的楚人旧部非常多,项羽、英布、吴芮等都是楚人。

     两汉期间,小规模的叛乱更是此起彼伏。在中原看来,整个南方都是一片动荡之地。

    

     江湖盗匪很多是迫于生计被迫脱离王朝秩序的流动人口。在统治者看来,江湖是孕育着反抗力量的危险地带;对大部分挣扎乞活的底层民众而言,江湖是他们被抛出稳定社会后最后的托身之所。

     无论是被苛捐杂税所迫,还是因战乱逃离家乡,在江湖的水泽里,这些流民都能靠自然的物产和那些不太能见得光的手法存活下来。这种充斥着本能冲动的法外状态,恰恰是现代「江湖」概念的核心。

    

    


     · 太平天国战争时,有人总结逃难经验:「避难水乡十存六七,避难于山乡者百无一二(胡长龄《俭德斋随笔》)」

     在宋之前,大规模的流民还只是灾荒战乱造成的偶然现象,而当时的人口与经济也不能支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游走江湖的人群大量存在。从东汉到隋唐,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身份制色彩。

     不过,没过多久,这个固化的社会就开始改变了。

     游民江湖

     从唐末起,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的震荡。大规模的战乱从黄巢起义一直蔓延到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士族被彻底摧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阶级流动成为常态。

     底层发迹,变成小国君主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蜀高祖王建祖辈都是卖饼为生的小个体户,他年轻时算是个职业罪犯,以杀牛、偷驴、贩卖私盐为业。吴越的钱镠是盐贩子出身。楚国的马殷,是木匠出身。南平的高季兴是家童出身。

    

     到了北宋,长时间的和平造成了人口的持续增长,在最盛时北宋人口接近1.26亿,远超过隋唐时期最高峰8000万人,但北宋疆域比隋唐还小,人地矛盾尤其尖锐。

     官方放任土地兼并,对人口迁移的限制也远不如前。这样的背景导致流民暴增,《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就是这一社会景观的写照。

     不过,多出来的流民也不用都去落草为寇。

     隋唐的大城市,如长安城与洛阳,都实行封闭的里坊制——普通人家住在一个个封闭单元中,不得对街开门,夜晚不能出入——仿佛是不渗水的磐石,很难吸收游民。

    

    


     · 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里坊制,发展得最为完备,长安一百零八坊,洛阳一百零九坊。每坊大多设东西南北四个门,以十字连通四门,坊内分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小街,当时称为「曲」

     到了宋代,封闭的里坊被打破,代之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从大街上伸出的小巷四通八达蔓延在居民区里。

     一面是农村不断产生失地农民,一面是开放的城市和工商业提供着去处,大量游民涌入城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城市诞生了。

     北宋时期(1077)的城市人口1662.3万,占当时全国人口8260万的21.10%。到了南宋(1193),城市人口159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7100万的22.40%,汴京和临安的人口更是超过百万。(数据来源:赵冈、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

     底层人口迫于生计聚集在城市里,除了劳力外一无所有,但这里最不缺的恰恰就是廉价劳动力。正经生计不易找,就有了各种灰色职业,到头来和躲在江河湖泽、半民半匪的流民殊途同归。

     在宋代的汴京和临安,每天都有几万无业游民游荡街头,被士大夫称为「闲人」「游手」,预备进行种种犯罪活动。

     《武林旧事》就对这些江湖骗术有专门的记载:

     ……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溥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 。又有卖买物货,以伪为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

    

    


     · 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共有五百多个人物,除了少数的官吏、绅士和商人外,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摇橹的船夫、扛粮包的苦役、测字卖卜的相士、走江湖卖野药的人在图中占了绝大部分。他们都是游民的代表

     为了安抚流民维持社会稳定,定期招募流民为兵、把反体制的力量转换成体制内的维稳力量,就成了宋朝的国策。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灰色的流民社会得到了官方的默许。「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鸡肋编》),成为一时民谚。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游离于主流社会外的地下游民社会逐渐形成。宋以后,中国社会人口过剩的态势却越发严重,江湖社会也就越来越庞大,朝廷除了拼命剿灭公开的叛乱,却也无可作为。

     社会顶层的士大夫们,偶尔也会在宦海沉浮之余感叹几句泛舟江湖上、江海寄余生,但他们所谓的江湖,永远停留在文人雅兴的层面。他们即便退休甚至被罢官,在地方上仍是代表主流价值观的、被官吏乡绅笼络的精英。

     但对于那些挤不进官僚体系的贫穷士人,因生活困顿而流落江湖却是真实的生活方式。这些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在时代变局中往往最能与下层力量结合,成为乱世的助燃剂。

    

    


     · 宋献策,又名宋康年,明末永城人。曾为卜者,在牛金星推荐下成为李自成谋士、军师,外号「宋矮子」或「宋孩儿」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其后兴办的新式学堂虽然号称现代教育制度,读出来却难以找到工作。大量读书人丧失了考取功名的晋身阶梯,转而投身形形色色的革命。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学堂学生中,有一位湖南人向恺然,先是在革命军中当低级军法官,后又流浪日本,穷途下只得给出版社写小说为生。《江湖奇侠传》的书名,本来只是指湖南一带习武者的奇人异事,却因其现代武侠小说开创者的地位,让「江湖」和「武侠」再也难分难解。

     数十年后,在中国的江湖社会即将被连根拔起之时,另一位文人飘零到了香港,开始书写江湖的传奇。他直接重塑了中国人关于江湖的想象。

    

     参考资料:

     1. 王诗瑶《唐五代小说中的“江湖”观念研究》

     2.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3. 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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