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许人间第一流」的那个人,后来怎样了?
2020/7/8 22:04:56 大象公会

     前几天,北京大学引发了一波关注。

     先是北大的官方公众号引用了两句诗——“须知少时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为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加油鼓气。然后有人依据百度百科,说该诗的下半句是“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嘲笑北大赠给高考学子的诗句,底色实是垂头丧气。

    

     再然后,则是正本清源之说,指出“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这两句,无从查证来源,或是今人戏补。北大官号所引诗句的真正出处,是清代人吴庆坻的《题三十小像》。吴用这个题目,在1878年写了很多首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食肉何曾尽虎头,卅年书剑海天秋。

     文章幸未逢黄祖,襆被今犹窘马周。

     自是汝才难用世,岂真吾相不当侯?

     须知少日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大官号的赠诗是妥当的。写这首诗的前一年,吴庆坻进士落第,此刻正在复读之中。所以,诗的主旨并非昂扬向上,而是带有明显的沮丧之气。其大意是:我这样的人,本该封侯拜相(当侯),可惜世道太坏(难用世)。虽然没被黄祖那种混蛋砍了脑袋(逢黄祖),但也没得到机会做出什么值得一说的成就(窘马周)。

     如果用一种苛责的眼光去看,也可以说,吴这首诗里呈现出的沮丧,只是一种刻意造作,亦即所谓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两年前,28岁的吴已通过乡试成为举人,跑在了绝大多数走科举之路的竞争者的前面。没能在次年成为进士,是很寻常的事情,既不值得失望,更到不了抨击世道太坏湮没了自己这个人才的程度。毕竟,那只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

    

     图:吴庆坻《悔余生诗集》

     诗的事情大致如此。这里主要说一说吴庆坻这个人。

     1848年,吴庆坻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官宦世家。曾祖父做过四川夔州知府,祖父做到云贵总督,父亲做过山西雁平兵备道。20岁前,吴随父亲任职地的变化,旅居于四川、山西、陕西、河北等地。20岁后,他回到杭州,拜在了著名学者俞樾的门下。这种家世与求学背景,是他怀揣“拏云志”、自许“第一流”的底气所在。

     真正让吴庆坻感觉“才难用世”,是他1886年考取进士之后,不得不在翰林院坐了11年的冷板凳。直到1897年,吴才得到机会外放为四川学政,也就是四川教育界的最高行政长官。此时,距离他写下那首抨击世道太坏让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的怨诗,已过去了20年。青年时代矫揉造作的“强说愁”,在中年时代成了无可奈何的现实。

     据恽毓鼎讲,晚清的“翰林院编检”常年积压,人数多达二百余人,最惨者干了十九年还寻不到外放机会。相比之下,吴庆坻只坐了11年冷板凳,情况算不上太坏。只是,去四川做“学政”,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在清代,各省学政由中央派遣,可直接向中央奏事,本有充当中央耳目监督地方的权力。晚清地方督抚崛起后,学政夹在弱中央与强督抚之间,反成了一种被轻视的尴尬存在。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书信里,吴庆坻也说,学政这个官职“孤悬客寄”,孤孤单单跑去别人的地盘,想要有所作为实在是太难了,“平生绝不慕此官”,我这辈子从没期盼过这个职位。

     但无论如何,去四川主管教育,于吴庆坻而言仍是一个实现“凌云志”的难得机会。

     此时,已是戊戌维新启动的前夜。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许多埋头书斋的知识分子。比如原本坚信“中国圣人之道”万不可变的谭嗣同,在听闻了清军惨败的消息后,“创巨痛深”“绕室彷徨”,自此再不谈传统政治理念的优越性,转而完全服膺于近代文明。

    

     吴庆坻也是这诸多的被惊醒者之一。当然,他的觉醒不如谭嗣同彻底。一方面,吴很清楚,清廷必须改革,而且这改革必须要西学为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吴对传统经术非常留恋,从文化情感上,他不愿承认自己修了几十年的学问,是大变局时代里的累赘。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半新不旧之人。

     这种半新不旧,在戊戌年前后主要体现为新。

     吴庆坻颇有胆识,也颇有执行力。他到了四川后,致力于变传统学校为现代学堂,用官费为学堂采购讲天文、算学、地理、化学的西学图书,推荐学堂订阅鼓吹改革的《时务报》。戊戌维新启动后,朝廷下旨科举不再从四书里出题考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要考生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吴得到消息后很兴奋,下发了文件,要全省各县都动作起来响应。

     维新被慈禧血腥终止之后,吴也没有对川省的教育改革踩刹车。当时,朝廷下旨命各省不要再创设新式学堂,且强调“四书文”和“试帖”这些八股文章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吴却与川督奎俊等人合作,以“整顿义学”为掩护,继续鼓励创设新式学堂。

     这种与朝廷暗唱反调的改革,很自然地会引起一些“官本位”者的不满(担心自己受牵连)。有些川省地方官员批评说,吴庆坻认可推荐的蒙学书目,以史学、天文、地理、算学居多,不适合拿来给学生“正心术”,会带偏学生的价值观。这些官员认可的蒙学书籍,是《弟子规》《名物蒙求》《性理字训》之流。

    

     其实,吴庆坻也是一个高度重视给学生“正心术”的人。在这位半新不旧的川省最高教育长官心中,八股之学最垃圾,西学需要提倡,讲求“义理心性”的经学则最紧要。这种根深蒂固的排序,让戊戌年前后的吴看起来像一个改革者,也让清末最后十年的吴看起来像是一个顽固派。

     1907年,湖南筹办优级师范学堂,许多人建议课程里不设“经学”,结果引起本省经学权威皮锡瑞的恐慌。皮跑去向吴庆坻求助。吴此时的职务是湖南提学使,掌管湘省教育。皮对吴说了一通大道理,主要是讲学校不开“经学课”如何如何不好。吴全然认同皮的意见,并请皮出手,代自己来拟写文件稿,以纠正这股歪风。稍后,吴采用了皮锡瑞所拟文件并将之下发。皮听说后非常高兴,去信大赞了一番吴如何如何“推尊旧学”。

     这种对“经学”的坚持,让湘省读书人对吴庆坻的观感非常不好。时人称:

     “吴庆坻督学湘中,摧残士气,学风寝衰。”

     但吴的自我定位,却仍是一个改革派。1906年,清廷组织各省教育长官赴日考察,吴庆坻也在其中。他在日本见到了中国的赴日留学生,是如何被那些仅以营利为目的的生意人办的野鸡学校所祸害,也见到正经的日本学校教育是如何远远地超越了清廷。在给家人的书信里,他说: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这就不用说了,他们办教育的人,个个“有学问、有道德、有才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女子教育、儿童教育,都很有秩序。校内几百名儿童,全都天机活泼,身体强实。课堂上下秩序井然,没有斗争。末了,他要求收信者将这封信拿给所有的家庭成员阅读,要他们扪心自问:

     “吾家子弟能之乎?吾中土妇女能之乎?”

     我们家的子女做得到这些吗?我们家的女眷做得到这些吗?答案当然是做不到。吴庆坻的家信中已自问自答,得出结论:

     “观于日本学校,而吾辈当愧死矣。……吾中土实无教育。”

     这位被日本学校教育刺激到无地自容的湘省最高教育长官,回国后继续推进教育改革,比如为“湘省实业学堂”奔走筹款订购机器设备、寻找工场作为实习之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湖南学子,已非戊戌年的四川学子。戊戌年,川省学子听说新教育长官的主张是废八股重经学,无不欢欣鼓舞;此时的湘省学子,听到“经学课”三个字,反应已是掩鼻而走。

     相比学业,清末的湖南学子更关心学校自治与时局讨论。1908年麻阳高等小学学生聚论国事被校方弹压,引发省内其他学校学生的集体声援。事情一路捅到吴庆坻处,吴的批语是:“学生干预外事,殊有违定章”。该批语引起了湘省舆论的极大不满。

     时代急速向新。曾经的改革者,虽自认还走在改革的路上,在他人眼里,却早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顽固派。

     1911年,清廷灭亡,63岁的吴庆坻选择回到沪杭,过起了隐居的遗老生活。曾经怀揣的“拏云志”,曾经自许的“第一流”,全都成了浮云。那两句不知出处何在的伪诗——“哪晓岁月蹉跎过,依旧名利两无收”,倒成了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参考资料

     ①李一翔、方敏,《晚清遗老吴庆坻的人生历程》。

     ②刘熠,《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社会科学研究》 2016年第3期。

     ③《王度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第56-61页。

     ⑤吴仰湘,《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岳麓书社,2002年。

     ⑥《湖南教育史第二卷(1840-1949)》,岳麓书社,2008年。

     ⑦《紧要新闻二·湘省实业学堂罢*课风潮》,申报191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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