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脆弱而易怒？
2022/8/18 13:45:56 看理想
近期，新闻接连曝出了许多暴力事件：
8月2日，河北唐山一名男子白天在停车场驾车撞倒他的女友并反复碾压至其死亡；
8月3日，江西安福县一男子在幼儿园行凶，杀死了两名幼儿和两名女性幼师；
8月8日，河南郸城县一男子在大广场拿刀砍伤两名女性(网传受害者为13岁未成年)，起因未知，伤者情况亦未知；
8月9日，甘肃永昌县警方通报8名未成年人对一名21岁的男子进行殴打致昏迷后将其掩埋，受害者死亡。
这只是本月进入公众视野的一部分事件，每天可能都有许多暴行在各个角落发生着。
虽然暴力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但为什么有些人会为陌生人的不幸而流泪，有些人却可以当街杀人？为什么很多普通人好像也变得更加暴力了？
面对冲突暴力不断的现实，除了喊出“拒绝暴力，严惩暴徒”的口号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预防和改变？
01.
暴力与大脑功能缺陷
无论我们的价值观取向如何，首先都要承认一个基本事实：暴力是人类进化过程里保留的重要功能。
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纯真无邪的婴幼儿，也会以打、踢、扔、咬等方式表达需求和达到目的(Liu et al., 2013)，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使用暴力以达到目的的本能。但是，现实中大多数人并不会暴力伤人，更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杀人。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先了解，是什么阻止了大多数人实施暴力？
你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法律。一般人都知道，使用暴力致他人受伤或死亡是要坐牢甚至死刑的，对后果的忌惮，让人们即使在极其愤怒的时候也会抑制自己施暴的冲动。
因此，按照常理判断，人们会认为是法律的惩罚太轻，不足以让他们惧怕进而抑制施暴冲动，所以暴力案件才如此频发。
虽然我非常认同法律对一些暴力犯罪的惩罚过轻(特别是性别暴力)，但仅靠加大处罚力度却不一定能达到希望的效果。
因为，对于相当一部分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罪犯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惩罚有多重，而在于他们大脑中负责抑制行为和冲动的部分有严重的缺陷，使得他们更加喜欢寻求刺激，也更难以控制行为(Dolan,2012)。如同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刹车功能根本就故障了，那么红灯再多也只能是个摆设。
除了忌惮法律(和道德)的惩罚，人还会因为什么而抑制暴力伤害他人的冲动呢？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看见他人受伤的画面，或者只是听到他人疼痛经历的描述，都会让你感到非常不适，甚至感觉自己的某个部位好像也痛起来了。这种感受叫做共情。
一些心理学者认为，共情对降低暴力冲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必然的关系)，毕竟疼痛是让人类停止伤害自己的行为的重要生理信号，如果我们能够体验到他人的疼痛，就更可能自然地抑制伤害他人的冲动，增加助人的行为(Lamm et al., 2011)。
这理论听起来非常乌托邦，但它有着现代脑神经研究的支持：看到/知道他人在忍受疼痛时大脑中被激活的部分，与自我疼痛感受中心有着大量的重叠(Lamm et al., 2011)。也就是说“痛他人之痛”是生理事实，共情和暴力冲动一样，也是人类的本能。
不幸的是，相当多暴力犯罪者的大脑中负责共情的部分有着严重的缺陷(Blair et al., 2005)。这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同色盲者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判断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这些犯罪者往往也可以通过社会学习，清楚地判断出他人的喜怒哀乐。
只不过，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冰冷的认知而非情感体验，所以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伤害他人时，就完全可以更自如、准确、冷静地去施暴和操控。
除了这些研究，还有一些著名案例都直指暴力行为和大脑之间的联系：美国人Charles Whitman，在长了脑肿瘤后性情大变，屠杀了16人；加拿大的Phineas Gage在脑损伤后也由一个非常负责任、遵守公序良俗的人转变成为一个极易冲动、不负责任、有明显反社会人格的人。
但是，以上这些证据是否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某些大脑功能有缺陷，就一定会变成暴力狂或变态杀人犯？强调大脑或生理的因素，是否是在为罪犯开脱？
02.
变态杀手的基因也不能决定命运
用大脑的缺陷或异常去解释暴力行为，听起来很像是在为施暴者开脱，但认为“大脑异常=施暴者没有责任”，其实暗含着对“大脑=天生=基因遗传=不受人为因素影响=无法改变”假设的认同。
根据这个假设，一个人如果有和暴力杀人犯相似的大脑，或者有某种暴力倾向的基因，就一定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也就意味着暴力杀人狂都是天生的。但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假设里没有一个等号是成立的：
詹姆斯·法隆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家庭美满，事业成功，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学家。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心理变态(psychopath)的人，大脑中的边缘皮质以及额眶部皮质、腹正中前额皮质都显出了发育不正常或永久性伤害的现象，这些脑部组织与行为抑制、道德推理、性机能亢进这些问题紧密相关。
《天生变态狂》詹姆斯·法隆 著
这些变异与心理变态人格的特质非常符合：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充满欺骗，表现夸张虚伪，在情感上缺乏同理心，毫无悔意，行为上冲动，缺乏目的性，且暴躁易怒，与反社会人格障碍有着很高的重叠率，是犯罪率非常高的人格特质。
当他正在为这个突破性发现感到兴奋时，法隆偶然发现自己的大脑扫描呈现出与心理变态一模一样的变异。不仅如此，他还得知原来自己的家族史里出现过非常多的变态杀人狂。
他作为男性，遗传了暴力、好斗的基因，让他更容易出现应激反应和寻求刺激，再加上一些大脑功能的变异，他几乎具备了变态杀人狂的一切先天条件。
但基因再强大也没有让他走上犯罪的道路。虽然法隆在日常生活里还是表现出自大傲慢、冷酷功利、寻求危险等典型的心理变态行为，可是他成长的家庭和周围环境使他从来没有想主动地去伤害他人，更不会以伤害他人为乐趣；即使他有躁郁症(心理变态中常见的精神病)，也不会把暴力作为发泄狂躁的手段。
法隆的例子说明，就算有好斗的基因和变异的大脑，也不代表个人就一定会走上被暴力冲动支配的命运。
也许因为缺乏自我反思和共情的能力，我们很难从法隆的书里看到家庭和环境是如何保护他，使他没有成为罪犯的。但是法隆在书中提到，目睹家暴、被暴力虐待、被性侵、被孤立等因素，不仅可能让有暴力遗传基因的人犯罪几率直线上升，也会让普通人更容易成长为暴力犯罪者。
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些不起眼的日常教养方式需要警惕。
前段时间，网上一个叫《熊孩子们的宠物被杀了，哭累了含泪吃了两大碗》的视频让人看得毛骨悚然。特别是视频开头的那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他拿起石头砸处理尸体的大人，还对他拳打脚踢，可是大人们不仅没有共情和安抚这个孩子的伤心，还把他的痛苦、无助、愤怒当做笑话，最后竟喂他吃了一口煮好的肉。
更重要的是，不仅视频中的成年人嘲笑孩子目睹暴力和共情受害者而产生的痛苦，视频制作者和很多观众也觉得这非常好笑。
虽然不能因此判断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但设想一下，如果法隆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是不是很快就能学会从杀戮中寻找快感，是不是不需要在认知层面学习共情和生命的重要性，那么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03.
社会文化中的暴力助推剂
虽然在职业罪犯和暴力罪犯当中，心理变态的人的比例非常高，但心理变态的人只占总人口约1%(Kiehl & Hoffman, 2011)。我们平时面对的暴力，更多是来自于普通人。
所以，暴力作为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的本能，在什么情况下特别容易被激发？我们如何干预和调整自己暴力的冲动呢？
激发普通人暴力冲动的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是面对危机时的反应性暴力行为，以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里的暴力行为(人不面对威胁时也会有暴力反应)。但还有几个被忽略和误解的因素，或许正悄悄地引起个人和社会暴力程度的变化。
首先要警惕的是，羞辱和打压引发的暴力行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用人单位开始喜欢用羞辱和打压的方式来对待职工，网上有很多公司面试的录音和反馈，里面可以清楚地听到HR对求职者学历、能力、长相等方面的贬低和羞辱。
也许领导和HR会觉得自己很聪明，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制造焦虑，让员工更加勤奋上进，或者可以降低员工的自信心，让他们更加听话、顺从。但是，不论是管理员工还是教育小孩，这种行为的风险其实都相当大。
人类天生需要积极的社会评价和地位，而羞辱会让人觉得在群体中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感到羞耻是引起普通人暴力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见的原因。当然，领导本人或许不觉得有直接的威胁，因为受羞辱的人不一定直接向羞辱者发起反击，而是会把这个气撒在其他人或事情上，特别是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身上(Velotti, 2014)。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暴力，比如，有人在餐厅里和陌生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有人下班后看到街上小猫小狗突然踢一脚；家长回家后看到小孩做错一道题就一顿打骂，很可能都源于在另一个时间地点受到羞辱。
可以想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用羞辱打压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和教育，那社会上很多人都会越来越焦躁、暴力，感受到的戾气也会越来越重。
如果不能羞辱打压的话，是否意味着要拼命表扬和鼓励呢？过分的表扬鼓励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自大傲慢，变得自恋，甚至形成自恋人格障碍(Brummelman et al., 2015)。
自恋的人看起来非常自信，但他们的自我却是膨胀脆弱的，所以，自恋的人面对任何批评和指责，都非常容易恼羞成怒，从而进行暴力的反击。健康的自尊心并不意味着，我时刻觉得自己是最棒的，而是意味着，可以拥抱接纳“普通而自信”的自己，相信自己即使一切都很普通，也是值得被爱的存在。
但是，当一个社会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自己其实很普通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的就不仅仅是自恋的问题，而是自恋面具之下，脆弱的自我可能随时引发的暴力。
另一个容易让人们变得更暴力的误区，就是错误地处理愤怒的情绪。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心理学的一个主流理论都鼓励人们，将气愤的情绪发泄出去，例如，在生气的时候去打沙袋、锤枕头、捏解压玩具等等。但现在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反而会让人感到更加气愤，增加使用暴力的可能性，而总是复盘感到生气的事情同样也会增加气愤和暴力行为(Bushman, 2002；Pedersen et al., 2011)。
所以，日常感到生气的时候，或许最好的方式是走开、把注意力分散到其它事情上，不要钻进气愤情绪的牛角尖里，等平静了之后，再回来用理性、冷静的方式去处理冲突和问题。
面对暴力频发的现实，个人能做的有限，但在了解了暴力行为背后的种种问题之后，我们或许还是可以做出一点点改变。?
参考资料：1.Piquero, A. R., Jennings, W. G., Jemison, E., Kaukinen, C., & Knaul, F. M. (2021). Domestic viol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Evidence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74, 101806.2.https://data.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Measuring-shadow-pandemic.pdf3.Liu, J., Lewis, G., & Evans, L. (2013). Understanding aggressive behaviour across the lifespa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20(2), 156-168.4.Dolan, M. (2012). The neuropsychology of prefrontal function in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ed offender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psychopath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2(8), 1715-1725.5.Lamm, C., Decety, J., & Singer, T. (2011). 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common and distinct ne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directly experienced pain and empathy for pain. Neuroimage, 54(3), 2492-2502.6.Lamm, C., Decety, J., & Singer, T. (2011). Meta-analytic evidence for common and distinct neural networks associated with directly experienced pain and empathy for pain. Neuroimage, 54(3), 2492-2502.7.Blair, J., Mitchell, D., & Blair, K. (2005). The psychopath: Emotion and the brain. Blackwell Publishing.8.Kiehl, K. A., & Hoffman, M. B. (2011). The criminal psychopath: History, neuroscience, treatment, and economics. Jurimetrics, 51, 355.9.Velotti, P., Elison, J., & Garofalo, C. (2014). Shame and aggression: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nd implication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9(4), 454-461.10.Brummelman, E., Thomaes, S., Nelemans, S. A., De Castro, B. O., Overbeek, G., & Bushman, B. J. (2015). Origins of narcissism in childr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2), 3659-3662.11.Tonnaer, F., Cima, M., & Arntz, A. (2020). Explosive matters: Does venting anger reduce or increase aggression? Differences in anger venting effects in violent offenders.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9(5), 6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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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芮，纽约大学发展心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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