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霸权，让我们自己同意被控制
2022/11/16 13:37:02 看理想
最近，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许多看似惯常的词汇和表述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新闻报道常常会刻意强调女性的性别，而不太会强调男性性别。我们经常能看到“女书记”“女大学生”“女老师”“女贪官”“女司机”这样的称呼，同时和男性相比，新闻会更注重描述女性的年龄、外貌和身体特征等。
当新闻涉及女性时，女性往往会被作为主语或者核心内容。当女性是犯罪主体时，主语通常是女性，比如“女司机导致XX事故”，但当女性是被害者时，也会常用被动句来强调“女大学生被XX杀害”，而不是强调施害者的身份。
还有一些更隐蔽的、让人不舒服的表达，比如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强化，常常倾向于歌颂女性任劳任怨、为家庭付出这类事迹。说这是不尊重女性吧，表面看也不是，毕竟这是在赞扬，但却树立了一种刻板印象，好像女性只有在家庭的奉献才值得被关注，提及她们事业和工作的报道则较少，这与男性在媒体中呈现的形象正好相反。
这种情况可能让人感觉不适，但是又很难第一时间讲清楚反对的理由。这样的不适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
从这个话题出发，传播学教授刘海龙在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里，认真讨论了传播与权力的关系。归结起来就是，传播既可能是权力的表征，也可能就是权力本身。
讲述 | 刘海龙来源 | 看理想App《传播学100讲》
01.
隐形权力：修辞、政治经济与文化
传播与权力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层次是修辞的权力，第二个层次是政治经济的权力，第三个层次是文化的权力。
先看修辞的权力。在《权力论》中，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把权力定义为三种：武力、操纵与说服。
大众传播是第三种也就是“说服”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说服”，是指通过说服性传播，也就是修辞来进行的思想控制。不过，说服并不是强制，而是通过逻辑、语言的力量与情感的操纵来达到目的。而且说服不总是通过语言，行为展示也很重要。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就曾提出“软权力”(软实力)的概念，他讲过一个故事：北风和太阳看到一个行人穿了很多衣服，就打赌看谁有本事让他把衣服脱下来。北风拼命吹，想把行人身上的衣服吹掉，结果反而导致行人把衣服越裹越紧。换太阳上场，太阳暖洋洋地照射着行人，让他热得出汗，于是行人自己就主动地把衣服脱下来了。
在这里，太阳就是一种软权力，虽然它不像北风那样强迫人，却让人主动做出有利于双方的选择。
这种“软权力”是除了语言劝服外的另一种说服形式，它可以表现为由某种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先进性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还只是第一个层次，也就是修辞上所体现出来的权力，那在政治经济的层面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因为权力的来源，主要是来自统治群体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所有权的控制，这也会使大众传播的结构和内容中隐藏着看不见的权力控制，可以说，政治经济是最明显的隐形权力。
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在《权力的媒介》中甚至有过非常极端的表述，“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的是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
他的意思是，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新闻媒介可能享有一些独立性，但是在整体的意识形态和立场上，媒体反映的还是它的所有者或者所有阶层的利益。而从报纸时代就研究美国媒介所有权垄断的学者巴格迪基安也的确发现，美国媒介的垄断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这些年，媒介越来越集中到几个主要媒介集团手中。
这个现象在国际传播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自由传播为由，依靠强大的信息资源与媒体实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新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在国际传播方面处于失语状态，只能被动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
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传统文化的式微和身份认同的危机，甚至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播权力进行的全球文化殖民。
这种现象可以对应到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概念，这个词汇在修辞上就将资本主义的文化影响与经济殖民联系在了一起。
结果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生的斗争中，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成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诉求。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保护主义的做法，会妨碍了全球的自由信息流动。
这场斗争的结果，不出意外，是以美国和英国在1984年愤而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结束。但由于缺乏美英的参与，新秩序的建设进入僵局，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这种矛盾依然存在。虽然2003年美国回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到了2018年，在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又再次退出了该组织。
近年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全球化，有人认为这几乎等同于美国化、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所谓的后发展国家，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之间仍旧存在着文化传播权力方面的冲突。
02.
语言和符号，也是一种权力
除了前面讨论的说服性传播和政治经济结构这两种比较容易理解的传播权力外，传播符号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运作。
这个观点可能有点违反常识，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权力意味着强迫，比如在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学者看来，权力的定义是让别人做出违反自己意志的行为。它往往意味着背后有某种物质性的力量在保证权力的实施，如果拒绝这种权力，可能导致直接后果。就像如果不遵守组织规则，严重的可能会被开除，不遵守国家的法律规范，可能受到国家机器的惩罚。
但是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学者们对权力的关注点也发生了变化，逐渐从传统的宏观政治经济的视角，转向了微观话语结构的视角。
比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把权力泛化为一种弥散的、隐形的结构性力量。在《规训与惩罚》一书里，福柯把权力定义成在描述、定义、甄别、分类、检查、监控、规训、忏悔等行为中行使的技术，它无影无踪，却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每一个层面，形成复杂的权力网络。
通过这样的方式，现代的权力不再是由统治阶级从上至下地强加于人，而是在话语结构中，从下至上地重新组织社会。这种权力无从追溯，所以福柯并不关注权力的来源和操控者，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权力的行使方式和技术上。
这种技术就是知识。权力会通过不断生产出所谓“客观的”知识，使自己悄无声息地被合法化，导致话语和实践、知识与权力已经很难被截然分开。
在现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福柯式的现象，比如在传染病防治中，确定哪种病情是感染，怎么区分不同程度的感染者、不同程度的危险性，分别需要应对何种措施，总之最后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防疫知识话语权力网络。这既是专业知识，也是一套规训技术和实践，里面既有客观的科学知识，也有政治。
所以福柯提出了一个知识就是权力的概念，他认为知识与权力已经无法清晰的区分，二者甚至就是一回事。通过“规训”、“分类”、“甄别”、“检查”、“忏悔”这些知识和技术，权力不仅成功地驯服了身体，而且深入到人的内部，制造了主体。所以人们以为的那个自我，往往是被权力所驯服的自我。
从福柯的角度来看，特定话语结构的形成与扩散、凝视、忏悔等传播现象，都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而且福柯的权力概念还打开了新的空间，他超越此前人们关注的消极的、压迫、禁止的一面，发现了权力还有主动积极、生产性的一面。它不再是强制性的，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行动，它也可以是无法分辨的言说。
这也是这种权力的隐匿性所在，常识中分辨行动与言说的二分法，往往是导致我们理解传播权力的一个障碍。一般人会觉得，坐而论道只是耍嘴皮子，符号并不如行为那样对现实有影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语言符号和表征同样具有行为的效力。这就是开头讨论那个有所指的女性形象案例里，我们常常觉得不舒服但又不知道哪里不舒服的原因。
关于这点，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有过精彩论述，他说，我们除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和沟通外，还可以用语言来做事。比如婚礼上“我愿意”这句话就意味着礼成，这个承诺就完成了“结婚”这一行为，他把这种用言语来完成的行为称为“言语行为”(speech act)，类似的行为还包括通知、命令、警告、阻止、答应、承诺、担保、道歉、祝贺等。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谈传播的传递观时，讲过一个“元话语”的概念。是说在任何字面意思的背后，都存在着说话者的意图，比如要表示友好、攻击或讽刺等等，说到底这些也都是行为。
所以言语与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看似工具性的语言背后，其实蕴含着支配关系，比如会议的主持人可以宣布“现在散会”，而会场上的服务人员却没有宣布的权力。
这样的差异，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就是一种“符号暴力”。布尔迪厄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因此语言及符号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或者中介，它本身可能就是权力。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所有符号均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如好坏、高矮、长短、黑白等。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则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立的双方在现实的文化中并不完全平等，而是具有某种价值判断，比如这些形容人的黑白、高矮、美丑、胖瘦的对立符号。
它们之间的差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人们常常会赋予某个概念高于另一概念的价值。比如许多人觉得白比黑好，瘦比胖好，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价值观就悄悄渗透于其中。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这些对立的符号并不会同时出现，其中一方常常缺席。而缺席的符号也构成了一个隐形的判断。比如我们表扬某个行为，其实也就意味着否定了与其对立的行为，这一对立的行为在表达中也许并不出现。
这种自然而然的叙述常常掩盖了现实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比如前面提到的对女性家庭表现的赞扬，其实就隐含了对女性工作表现的缺失。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在一次节目中，就对主持人撒贝宁把自己介绍为“女科学家”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种说法让人很不舒服。对性别的强调可能暗示她是以女性身份获得这个职位，而不是靠专业能力。
以上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在传播中会存在权力。当这些传播中的权力符号被组合运用时，最后就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霸权现象。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利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管理社会，而是转向通过传播活动建构起符合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统治。“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不过许多人常常把这个词与负面、错误、虚假联系在一起，好像只要揭穿了“错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得到解放。
然而法国学者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这是“个人对于他所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是一种人们无法摆脱的认识世界的框架。
意识形态常常通过国家机器的召唤，作用于人的潜意识，塑造了人的主体，同时令其成为意识形态的臣服者。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控制，由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很难摆脱。
另外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发现以大众传播为载体的文化工业其实是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大众传播把标准化、伪个性化和陈腐的观念推广到劳动大众那里，使他们在压抑的升华中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流水线上的顺民，不仅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内，而且在八小时以外的文化消费领域也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所谓的大众文化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文化，完全是资产阶级控制大众的文化工业。
总而言之，学者们认为这些都是统治阶级将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符号编码进传播内容中的尝试，他们希望受众在接受这些内容时，领会和解码这些意识形态。
这样，统治者不必天天喊口号，就能潜移默化地将不利于受众接受的观念，变成他们的“常识”。像开头提到的大众媒体上那些涉及女性的表达中，就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将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隐藏其中。
03.
权力中暗含着对权力的反抗？
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绝望？霍尔在他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中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思路。
霍尔说，虽然意识形态的统治是一种符号特权，那反过来，这种符号传播出去后，在接受者那里也享有一个优先解读的特权，受者完全可以用不同于编码的方式解码，也就是说，在受众解读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和传播者不一样的“结构性的多义”。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其实就是语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在话语里面蕴含着权力的对抗。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有疑问，虽然这些看法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人难道就不能反抗吗？好像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统治，完全没有能力拒绝，难道就不能不听不看不接受吗？
进一步，我们还会问，如果公众能够意识到大众传播中的这些意识形态，是不是就不会被控制了呢？比如说，要是女性能够看出前面提到的那些表达中存在歧视，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倒还真有学者回答这个问题，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结果并不乐观。葛兰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你明知道传播内容中存在意识形态，但也找不到理由反抗，就像有些人说的，“这些话如此有道理，我竟无法反驳”。
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依赖强制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合理性上依赖于意识形态的霸权(hegemony，又译为“文化领导权”)。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暴力不同，霸权重视的是文化方面的控制。霸权的推广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它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之间妥协与合作的结果。
换句话说，是我们自己同意被控制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对女性家庭工作的赞扬，这就是一种文化式霸权：“都表扬你了，你还能不满？你还想怎样，难道要批评你吗？”
糟糕的是，还有更隐蔽的霸权。有女性主义者就敏锐地发现，在生孩子的全过程中，好像只有一套医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经验，包括各种培训和知识，都是用纯粹客观的视角来表达，医学术语主要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描述生产过程。
这也是一种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知识，缺乏女性从自己主观感受视角进行的描述。它同样是一种失声，导致女性在表达、回忆生产过程时，被剥夺了自己的主观体验。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知道了，以后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跟医生沟通，但问题在于，即使女性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平等，似乎也很难反抗，因为这属于医学专业，人在医院，已经就默认了你当然要接受科学的表达方式，否则就容易发生意外。出了意外，痛苦的会是谁？这似乎又是一个常识性的霸权。
于是女性的生育，相当于是在主观经验与表达上被双重压抑。反过来，这种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的二分乃至符号化的对立，也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知识”的主导权。
在我们的媒介生活中，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其中还蕴含着许多显性或隐性的权力，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及了其中一些。
如果把这个案例里的女性换成其他人群，比如贫困群体、农村居民、身体残障群体、少数族裔、LGBT等等，再把分娩过程换成这些群体的经历，是不是也同样成立？再有，不管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还是体现在身体语言中的权力等等，可以说类似的传播霸权随处可见。
推荐阅读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志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三联书店，1999.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商务印书馆，2013.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134～1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345～3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内容有删减编辑，小标题由标题添加，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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