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女作家们
2022/11/18 14:40:35 看理想
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于前些天落幕，今年的首奖作品是《潮汐图》，来自女作家林棹。
女性写作被认可，并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长久以来，女性写作一直被质疑、被抑制，被边缘化到文史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女性写出细腻的、颠覆性的、杰出的作品。
在看理想的新节目《女作家》中，作家张悦然将从作家、资深读者、女性主义者的角度，解读8位西方20世纪的女作家，构建尚未形成图景的20世纪女性文学。
这次，不如由我们打破偏见，介绍属于女性、更属于所有人的女作家。文学的标准，或许也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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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 张悦然
来源 | 《女作家》看理想App
《小妇人》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大学教小说鉴赏课。有时候教长篇，有时候教短篇，有时候教十九、二十世纪的经典，有时候教近二十年来备受关注的新作。但无论是教哪种，一旦它构成一个体系，女作家的比例总是受到严苛的限制，数量远少于男作家。
我们随便翻开一本中文系用的教材，比如郑克鲁先生主编《外国文学史》，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古代至 19 世纪的文学，其中只有一章“勃朗特姐妹”是关于女作家的。
有点失落，不过时代在发展，说不定到下卷，二十世纪以后就好了了呢。结果读遍下卷，我们会发现还是只有一个，是《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另外提到的是时代更为久远的紫式部，收录在中古亚非文学的名目底下。
再让我们看看单个国家的文学史吧，收录在《大学语文》参考书目里的《英国 20 世纪文学史》，其中只有第17章和女作家有关，这章的名字叫“妇女文学”。
当然，现在应该有很多新的教材，已经在“女作家”的篇章做了增改，但是有一种隐性的制约深植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它是很难被消除的。即便像我这样，不用任何教材，由自己来决定一份作家名单，依然能感觉到自己并非完全自由的。
每次我试图从列好的作家名单里去掉某位男作家，为我所心爱的女作家谋到一个席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在偷偷摸摸做这件事，就像潜入办公室篡改分数的学生一样。
可是这是谁出的试卷，又是谁判的分数呢？而且我还需要准备一份辩词，来回答为什么我要选这位女作家。其实学生多半不会提出质疑，那么我在回答谁呢，那看不见的诘责者在哪里？
在某个学期的短篇小说鉴赏课上，讲到美国南方文学的时候，很多同学推荐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但我最终还是讲了奥康纳的《好人难寻》。
仅就单篇小说来说，我认为，《好人难寻》要比《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好很多，但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说，用奥康纳替换了福克纳，似乎有必要给出解释。我记得在作出解释的同时，我极力强调奥康纳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
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1925-1964)，美国小说家、评论家
当老师久了会有很多毛病，比如不再说喜欢某某作家，而是说某某作家重要，表现得自己很权威，也很客观。但其实到底是对谁重要呢？细想一下，“重要”是个没有温度、推卸责任的词。
在奥康纳这里我使用“重要”这个词，好像我们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或是一份额外的尊重来读她的作品，而并非因为它们本身的文学价值。我表现出这种置身事外的冷漠，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担心会有偏袒女作家之嫌。
所以回头去看，在过去讲女作家的作品时，我其实压抑了很多个人情感，有意拉开很远的距离去审视她们。可是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情感共鸣，是我和这些女作家连结的基础，如果我对她们的作品能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难道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吗？
所以这一次，我想带着长久以来对女作家的那份亏欠，重新走进她们的作品。这一次，我将带着丰沛的情感去读，这一次我不会再让那些看不见的诘责者离间我与她们的情感。
1.
“父亲的女儿”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对于女作家的偏见依然存在，在这种偏见里，女作家的文学世界，只是男作家的文学世界的一种补充，一种点缀，一座城邦的后花园，一道开胃菜或是甜点。它不可能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最必不可少的。
所以在大众认知里，一个读者如果只读男性作家的作品，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可是只读女作家的作品、——或许不用那么极端，只要读得多一些，就肯定有问题，好比因为偏食而导致营养不良。这种读者的形象很好勾勒：耽于幻想，不切实际，顾影自怜，多愁善感……可能某些女性网络小说的读者的确符合以上特征。
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小说的作者正是为了迎合读者对浪漫、幻想等元素的需要才这样写，也就是说，它们专门生产一种“女性气质”，正如与之相对的，也有专门出售“男子气概”的网络文学，好像也被称为“爽文”。
这两类文学因为过于极端所导致的模式化，很难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不过有意思的是，追求男子气概的审美很少被批评，我有个朋友，把那种以主要讲兄弟情谊江湖侠义的电影称作臭男人电影，但是每次当他说这个电影就是那种臭男人电影的时候，都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可是审美过于女性气质，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女性气质就像一种有害的病菌，使人变得虚弱。“女性阅读习惯被认为是缺乏批判性，过度情绪化的，这种为难存在已久。”
芮塔·菲尔基斯(Rita Felski) 在她的著作《现代性性别》这样写道：“18世纪就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小说作为一种专写浪漫爱情的文类开始流行，这让人很担心小说对容易感染的女性读者带来的影响。”
[美]芮塔·菲尔斯基 (Rita Felski) 著
她还指出，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成为了这种女性读者的典型代表。的确，当人们思考爱玛的悲剧时，就会注意到她之所以会做出那些有违道德的事，是因为她受到了阅读的毒害。
这好像是一种女人更容易犯的病，因为她们分不清现实和虚构的边界，而那些充满浪漫色彩的女性气质文学，正是致力于模糊二者的边界。
受到这种阅读文化的影响，一个爱好阅读严肃文学的女性读者，为了让自己避免变成爱玛，她会有意识地选择男作家的书去阅读，选择那些更为凸显男性气质的小说，推崇它们所捍卫的疏离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美学立场，它显然被认为比通俗小说中的女性感伤主义更加高级。
2.女作家不只是文学世界的点缀
这些女性读者之中也包含了很多女性写作者。
为了摒弃或减少作品中的女性特质，她们拒绝受到前辈女作家的影响，同时将自己的尊敬和崇拜都给了前辈男作家。可以说，她们干脆利落地杀掉母亲，高高兴兴地做着父亲的女儿，幻想着有一天她们可以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为他们。
我也曾是“父亲的女儿”中的一员，也曾追求海明威般的冷静、克制的男性化叙述风格。但后来发现，真正对我产生更大影响的还是女作家。
就拿我们所列的这些女作家来说，其实她们的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写作手法上，都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精致典雅的语言、丰沛而强烈的情感，对细节的专注，对人物所持温柔而悲悯的态度，对自然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以上这些可以称为女性气质的话，那么多数女作家的确具备。
不过我们同时会发现，这些难道不也是卓越的文学品质吗？一直以来，人们不愿意承认，女性特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品质是重合的，他们狡猾地换了一种说法，声称那些伟大的男艺术家都是雌雄同体的。
这难道不是因为，男作家试图据为己有的“雌性”里，包含着不可或缺的文学品质吗？而且，女作家看待世界的视角，与男作家是不同的。她们所提供的视角，是更低的视角，是长久寄居于男权世界所形成的弱者的视角，同时也是更疏离和超脱的视角。少了这个视角，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残缺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回答那些一下，我们为什么必须读女作家的小说。首先是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有卓越的文学品质，对于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来说，她们的作品都是不可错过的文学宝藏。其次，她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观看世界的视角，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这个视角的缺失，都会使我们无法掌握世界的全貌。
3.阁楼上的疯女人：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女作家
那我们应该如何进入女作家创建的文学世界呢？应该承认的是，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对女作家作品的阐释提供了更多的角度和依据。比如说有两个女性主义学者，S.M. 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合写了一本书，叫《阁楼上的疯女人》。
S.M.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 19 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实践等多方面限制，将 19 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
“阁楼上的疯女人”指的是《简爱》里的罗彻斯特的前妻伯莎，这本书认为，她其实和简爱是女作家分裂出来的两个人格，简爱是理智的伯莎，伯莎是疯狂的简爱。简爱是符合男权世界要求的那个人格，而伯莎则是跳起来反抗，将其摧毁的人格，在女人们削足适履地把自己塑造成男人们所需要的简爱时，势必有一个伯莎从中逃逸出来，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两位学者在其他十九世纪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找到了伯莎式的疯女人，或者象征着出逃和反抗的意象。
这些相似的伤疤连缀起来，就是一份女性被迫害的有力证词。这本书的确对女性文学有很大的支持作用，书中一些作家，比如艾米丽·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由此才被更多人看到，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这本书被誉为 20 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
安吉拉·卡特，她曾多次与男作家一同角逐文学奖全都失败了，五十岁的时候罹患癌症，不久郁郁而终，那时她恐怕不会想到，自己将会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典范和榜样，在大学英国文学教材中占据一章。
女性主义理论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包括卡特自己写的那本《萨德式女人》，她在书里重新阐释了萨德那些凌虐女性的作品，认为萨德开创性地不把女性视作单纯的生育工具来书写，他看到了女性在生理特征之外的存在，因而在此意义上解放了女性。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英国女作家
巴西女作家克拉莉丝·李斯佩克朵之所以能在欧美文学界获得巨大的赞誉，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功不可没。西苏鼓励女性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世界。她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l’écriture féminine)和阳性书写(littérature)。女性想打破男权体系，就要进行“阴性书写”。女性通过写作，在思想领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以此为跳板逐渐走向自由王国。而克拉莉丝·李斯佩克朵就被她奉为这样一种“阴性写作”的典范。
4.沉入文本，与她们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理论如同锋利的斧头，曾为女性写作劈开荆棘，开出一条道路。但是作为锋利的武器，它粉碎的不仅仅是荆棘，同时也在切碎、肢解文本。不断放大局部，或是强调文本的某一个方面。很多时候，运用理论分析文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作为读者的本能快乐。
最终，我们只知道这位女作家很重要，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情感。我想这一定违背了女作家的初衷，她们写作并不是为了被塑成冰冷的雕像。和男作家比起来，她们对于荣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和野心，她们需要的是被听见，需要的是与读者进行深入的对话。而情感是对话得以建立的基础。
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世界，不与任何别的作家相同，不管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创造本身是拒绝任何标签和归类的行为，它当然也拒绝性别的标签。我们将这些女作家放在一起，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她们的写作中寻找什么共性。在我看来，细致地阅读文本，是珍视创造的最好方式，同样也是尊重女作家的最好方式。
所以在这档音频节目里，我们在谈到某位作家的时候，可能会提到女性主义理论，但女性主义仅仅提供了一个角度，一个立场，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专注于作品本身，沉入文本深处与作家对话。
5.20世纪女作家：散落的珠链
时至今日，很多十九世纪女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公认的经典。当人们阅读奇崛而神秘的《呼啸山庄》，或是睿智而炼达的《傲慢与偏见》时，还会觉得艾米莉·勃朗特和简·奥斯汀的小说是闺阁文学吗？恢弘壮阔的《米德尔马契》所展示的道德热情感召了无数读者，这足以使得乔治·艾略特站在托尔斯泰之侧。
即便是在科幻文学这个极其男性化的领域，当我们追溯源头的时候，就一定会来到写出《弗朗肯斯坦》那个叫玛丽·雪莱的少女面前。
对于这些经典的解读已经有很多，可以说，当我们想到十九世纪女性写作的时候，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一组相对固定的群像。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却尚未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一来是因为时间离得太近，二来是因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更加多元，同时也有更多政治的因素。因此，女作家们就像散落的珍珠，分隔在自己的国家和时代里，被征入不同的流派，或代表某个主义。
奥康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物，托尼·莫里森是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的作家。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由很多个碎片组成，是后现代小说的典范。这些女性作家之间看似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当我们将她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条隐形的脉络，展现着女性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因此，我们所要做的是将这些珍珠穿成一串珠链，然而耀眼夺目的珍珠实在太多，穿起的珠链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选择这些作家时，我当然会考虑她们对于女性文学的影响和贡献，也会尽可能让所选作品在题材和写作风格上保持多样性——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得承认，一串珠链的美与一颗珍珠的美有所不同。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偏好，正如前面所说，情感上的理解和认同，应是这份解读和阐释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偏见是一种温度。
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的喜好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在这份作家名单里，有我二十来岁的时候特别迷恋的安吉拉·卡特，现在她可能已经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不过我想凭借年轻时那份热爱，我应该还能胜任对她的阐释工作。
托卡尔丘克、费兰特都是前几年才被大家熟知的女作家，她们走进我的视野，还要更晚一些，有时候会对追星式的读书比较排斥，所幸的是，并没有与她们错过。此外，还有克莱丽丝·李斯佩克朵这样的尚未获得广泛关注的作家。她的文学有一种原始的简洁和天真。我想借助这个节目，向大家推荐她。
这份作家名单没有刻意去平衡地域，主题、文体等因素，比如说，我自己也非常惊讶竟然没有任何一个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和杜拉斯都为我钟爱，只不过她们近年没有与我的写作和思考产生太多联系，但或许她们以后会再度回来。到时候，我希望还有机会将她们增补到我们的节目中。
《小妇人》
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份名单里没有中国女作家。是她们不足以与这些外国女作家放在一起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张爱玲是非常伟大的作家，她对后世中国女作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远远超过这个名单里的作家。
但是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从西方二十世纪至今的文学中，梳理出一条女性写作的传统脉络，希望它可以对中国女性写作者、女性读者，以及所有关心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的人有些启发，所以我选择了这些作家。
我们的节目将围绕每位作家展开，了解作家的人生，走近她笔下的文学世界。同时会有所侧重地讨论这位作家的某一部代表作，如果是短篇小说作家，可能会选择几个短篇小说。但是我们不会涉及太多作品，因为走马观花似的解读，无法让我们穿过文字，真正触及作家的灵魂。
6.别让礼物从你的手中停下来
2006年的夏日里的一天，我打包好所剩不多的行李，将钥匙还给房东，拖着旅行箱走出了租住的公寓。那个热得平淡无奇的黄昏，我离开了新加坡。
在岛上生活的五年极其孤独，因此走的时候丝毫不觉得留恋。要到很久之后，那些根系裸露在地面之上的大树才会来到我的梦里，带着一种几乎被遗忘的潮湿的香气。
也是要到很久之后，我才会意识到，是那极其孤独的五年使我成为了一个不坏的小说读者。在那只陪我回北京的旅行箱里，在柔软织物的层层裹缠之中，是一套台湾出版的五卷本《焚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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