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耕耘的人——黄和容先生访谈｜朝花夕拾
2018/11/22 10:29:49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黄和容近照(右一为黄和容)
我是1951年从福建福州大学毕业的。该大学是解放后由我就读的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建成的。那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年，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毕业离校不久，7月1日集中，参加福建省大专院校毕业生集训班，接受爱国主义和形势教育，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同学们均表态接受统一分配，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去。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工作的有32个人。不久我们从福州坐船到南平，这一段上水，所以特慢。到了南平以后坐汽车到了上饶，从上饶上火车，经过杭州、上海和天津，到辽宁沈阳，整整走了九天九夜。
因为当时还有到上海、北京的学生，所以给我们安排了一节车厢，没有卧铺，也没有服务员，大家坐着或者躺着，反正就是自己管自己。当时我们这帮学生算是响应号召投身国家建设，地方上都是敲锣打鼓把我们送走的。我们是祖国建设者，心潮澎湃。对比解放前的师兄师姐们的毕业就是失业遭遇，很有自豪感。中央人事部和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各派两位同志到福建来接我们，一路上有他们照应，路上每天每人还发一元补贴，都美得不得了。我现在想，我们也年轻过，我们也兴高采烈过。我的先生当时就是我们这帮北上学生的队长，他是厦门大学毕业，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我们在沈阳待了几天，等分配结果，我被分配到长春的东北科学研究所，该所所长是武衡同志，是后来的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前身。我的先生和他们那些男同学好多都分配到东北的重工业部门。
我走上微生物学研究这条道路也是很偶然的。我原来学的专业是生物学，因为解放前的大学专业没有划分得太细，分配来的基本上都是生物系或者是农学系的学生。东北科学研究所要做微生物学的研究，只能就近找生物系毕业的学生。当时接收我这个弟子的老先生是张宪武先生，他当时主持大豆根瘤菌的研究。因为东北地区是全国大豆的主要产区，所以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高大豆的产量。张宪武先生的研究课题主要任务就是要选育适用于不同大豆品种的根瘤菌优良菌种。
根据国家需要，我被分配到东北科学研究所从事微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但是微生物学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一张白纸，我的微生物学启蒙老师就是张宪武先生。我要从很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因为我上大学只是在生物系学了一点点微生物的皮毛知识。所以，我参与大豆根瘤菌课题研究，就等于从零开始。大豆根瘤菌的课题，不仅仅是要了解微生物，它又跟大豆生长的植株有联系。这个工作要求的知识面就比较广了，除了要有微生物的知识，还要有生化的知识，以及植物裁培的知识。所以，当时那个课题组参与人员也比较多，有搞栽培的，有搞分析的，有搞微生物分离培养、观察等等各种工作。我参与课题以后，在张宪武先生的指导下跟着那个课题组的老同志们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并没给我什么任务，主要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这样我逐渐地从一个对微生物毫无认识的一张白纸，慢慢地补充了一些基础知识，进而参与到大豆根瘤菌菌肥在东北地区的推广工作，直到1953年。这是我科研工作的开始阶段。
1954年，我就与丁鉴先生同一课题组，当时我们想到提高大豆根瘤菌的肥力。那时全国都在学习苏联，俄文的资料看得多一些，看到根际微生物能促进大豆根瘤菌作用的一些材料，我跟丁鉴就开始做根际微生物与大豆根瘤菌关系的研究。1956年，丁鉴就到苏联留学去了。
我们分离了一些根际微生物，做了一些微生物学方面的基础工作，虽然是围绕着根瘤菌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工作却无意中给我以后到北京做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为我不光着眼于大豆根瘤菌，还做了一些根际微生物的研究，慢慢地在土壤微生物这一方面知识面就扩展了一些，时光已是1955-1956年以后了。我们从长春迁到沈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
我是1954年结婚的，那时我的先生在北京。1952年重工业向北京集中，他们就全部都到北京来了，可是我一直也调动不了，主要是张宪武先生一直不肯放我走。好容易培养一个人开始能独立工作就走了，有些不甘心。拖到1957年，他老先生想通了，我终于调到北京微生物研究室来了。
1957年刚调到北京来不久，就赶上大跃进开始了。当时北京微生物研究室要搞土壤微生物方面的研究，让王大耜牵头负责，我就成了王大耜的兵了。
我从沈阳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助理研究员了，而北京的微生物室同是五十年代毕业同志仍是研究实习员，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中提升的助研就只有我一个人。当时东北已实行一套人材培养、晋升的规定，我是个幸运者，毕业后赶上了实时实行这个制度，就是毕业几年以后就应该升什么，当然那个时候各项要求也还是很规整的，要考试，要答辩，要走完所有这些程序才行。所以，我已经走完所有程序，晋升助研的时候，北京那些比我早毕业的同志都还没开始。可能当时张宪武先生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先在东北把职称评定完成以后再到北京来。
刚刚到北京的那几年，反正我的思想里面也还有点保守，就是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安安分分地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微生物所以后，我也不知道方心芳先生要给我什么任务什么方向。当时方先生还让我去跟阎逊初先生做了一段放线菌的工作，方心芳后来觉得，一个助研去做实习员的工作好像不大对，就没让我再在那里待下去了。仔细回想起来，方先生是从培养角度出发让我有更开阔的视野。到了1958年以后，王大耜想挑头搞土壤微生物，我就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他的课题组。那个时候微生物室还没有从动物园旧址搬到中关村，我们就开始搞土壤微生物研究了，先期主要是跟着土壤所在北京的研究室到平谷等地做调查。后来微生物所为什么最后没在土壤微生物调查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我就不太清楚了。到了1962年以后，方先生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想法，他把所有的助理研究员都分了组，要求我们每个人10年以后都要完成一本专著。从这以后，好像比较走上正轨了，大家有目标去奔了。
那个时候方先生给我定的方向是研究芽孢杆菌，因为我搞土壤微生物里面的根际微生物，分离出来的很多都是芽孢菌。有以前的基础，方先生就给我定了这个方向。那时候乐爱华做的是根霉，陈琦做的是棒状杆菌，乐静姝做的是酵母菌，吴琼发研究厭氧菌。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确定的方向。时代要求科研跟生产衔接，我们就跟医工院合作，利用各自的长处。刚开始开展的就是杆菌肽的研究。杆菌肽当时是可以用在人身上的一个多肽抗菌素，是芽孢杆菌生产的。我们跟医工院一直合作到1964年，当时这个项目就已经做了成果鉴定，并且确定由华北制药厂生产。
紧接着医工院又提出来做多粘菌素，我们筛选到了另一种芽孢杆菌可以生产粘菌素，也称多粘菌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概是1967年的元旦前完成了中试并做了中试鉴定，最后是由北京制药厂负责生产的。这两项都是跟化工部的医药工业研究院合作，强亚静就是因为跟我一起做杆菌肽，派到微生物所来的。
我感觉那个年头物质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工作开展得还是比较顺利的，从筛选菌种到生产整个过程非常顺畅，主要是发挥了合作双方各自的长处，大家都很用心一起工作。那时候根本不讲什么个人利益，工作做就做了，做出成果以后，如果能达到应用生产，自己还开心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还是有用，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个人得利益的事情，这个项目就是这样的。合作就是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努力，各自发挥所长，医工院利用微生物所在微生物菌种方面的专业力量，同时也带动培养了他们微生物学方面的人材。而我们也是通过合作得到了微生物发酵工艺方面的锻炼，对微生物发酵工艺获得实踐知识，知道应该如何来控制发酵生产。这对两边单位都是互利的。
那个时候合作是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考虑的，我们考虑的就是项目本身，而且如果要是有人提什么个人利益之类的事情，肯定是会受批判的。但是实际上从单位的角度出发，到出了成果的时候也还是存在争执的。那个时候是所里交给我研究任务，我就一门心思把这个事儿做好了也就完了。可是在合作单位和单位之间，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存在一些矛盾，这跟我们工作人员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不一样。我做完杆菌肽以后，又领了多粘菌素的任务在做，我们两边一起出的成果，可是到利用这个成果的时候，医工院曾经撇开微生物所去做杆菌肽的推广，这是我后来在他们单位里工作时，听见他们底下的人在说这个事。医工院考虑的是他们单位的利益，把合作的成果说成是他们的，这么做就太不厚道了。
当时我们自己是没有想太多，但是方先生其实是想到过这个问题的。我知道当时陈琦就是代表微生物所去跟轻工部争氨基酸的成果，他们领导之间就争得很厉害。还有后来维生素C的事也是最后使劲争回来的。所以说，微生物所从氨基酸、维C的事都暴露出来了一些问题。当时对知识产权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思想里面根本就没有知识产权这根弦，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当然医工院那些人想的也不是知识产权，而是想的单位利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个人的概念，后来这几个项目合在一起拿了国家几个奖，也都是一股脑地上了，证书上连个人的名字都没有。反正合作期间，我们跟医工院他们的导师刘璞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关系处得都很好。可惜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全打乱了，合作从此终止了。从1962到1967年这階段是我们有充裕时间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並取得成果的黄金时段，值得怀念。
到了“文化大革命”，除运动外，造反派的短暂掌权期，瞎指挥，把整个研究工作全打乱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把方先生整得好惨，我们自己也都是被改造的对象，其实那会儿我有一种想法，有些人做过头了以后，他自己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也会遭受他应该承受的事，造反派的那个头儿把人都整得挺惨，可是后来他们自己的家庭也不好了。在“文革”这几年，造反派的同志们就告诉你给我准备什么，你给我洗瓶子什么的。当时研究所基本就是一班造反派见习员执政了。我属改造对象，不能参加实验工作，只能打杂，洗洗瓶子什么的，我把洗瓶子当自己主业，洗得瓶子光光亮亮自我开心。
造反派当权闹剧收场，“抓革命，促生产”，才开始有陈琦带着科研人员做味精(谷氨酸)，后来又要我们搞丙氨酸。陈琦他们在实验室选出丙氨酸产生菌，没人会去做放大，所里就想到我了，因为我曾在医工院做过几个抗菌素发酵。那时杨开宇和刘年娟正在北京化工厂做“酶”的试验，知道化工厂要生产丙氨酸，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就跟陈琦联系，想利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来做消旋的丙氨酸，然后拆分。当时陈琦已经去酱油厂搞谷氨酸了，我就给派到化工厂去做丙氨酸发酵，总算是把这个丙氨酸发酵做成了，化工厂也生产出产品。大概在1970年以前，我又给调到北京人民食品厂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说要给飞行员吃氨基酸，但是多品种氨基酸那时国内还没有，赖氨酸、纈氨酸还没进行中试，我就去做缬氨酸和赖氨酸的放大，这两种氨基酸都是必需氨基酸。人民食品厂在永定门外的沙子口，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两三年时间，就在那里上班，把这两个中试做出来了以后，算是交帐了，然后再回到所里来。
那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工厂做发酵中试，从人民食品厂回来以后，没多久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要用氨基酸，又找上咱们所了。这会儿研究所就组织三个人，我、李玲阁和王秀岭去了。王秀岭是1973年到我们所的，李玲阁是见习员，当时的造反派，他是我的头儿。我们主要做赖氨酸，缬氨酸和色氨酸发酵。色氨酸是采取两步法，就是利用酵母菌将邻氨基苯甲酸转化为色氨酸，色氨酸发酵工艺到此时问题也没完全解决。开头这个项目是李玲阁他们开始做的，可是还没等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就下厂了。下厂了以后就遇到问题，那时候他是头儿，我是听招呼的，我又不能随便提什么意见。在工厂遇到问题以后，他说他老妈病了于是就回家去了，此时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他回去以后，只有我跟王秀岭在工作了。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工厂停工，我们回到了北京所里。这个时候针对色氨酸我就抓紧做一些实验，找问题所在。结果我们发现在发酵过程里，开头可用大风量让酵母菌繁殖，到转化过程是要低氧的状态才行。回天津工作，我就跟解放军的同志商量，要他们分两段控制发酵过程，在转化过程用低风量，而生长过程用高风量，这样把问题解决了。他们很高兴，拿到了色氨酸的样品。这就已经到了1976年下半年了，“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总结“文革”十年我的科研活动，主要是承接其他同志完成试验室小试而进行中试放大，试验成功后即可工业化生产。经过拨乱反正。以后工作就比较正常了，不那么折腾了。因为工作需要，我就把缬氨酸的发酵的菌种再重新选育提高，做了“六五”到“七五”计划安排的工作，主要是继续选育氨基酸高产菌种和发酵工艺的进一步优化。这已经是80年代的事情了。1991年算是正式退休了，氨基酸方面的研究工作就交由丁久元、翁维琦他们继续做了。正式退休后九十年代初又反聘回研究所，参与了易祖华、陈琦他们开展的生物降解塑料“α-氨基丁酸发酵”研究，完成初试階段的基础研究部份并写成论文发表于微生物通报上。
从1951年到1991年，我干了40年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们这些人对个人利益一直都看得比较淡。当时有了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以后，所里跟我说名额有限，让别人先上，要我等等，结果等到以后就不了了之，我也没有计较什么。其实我不是说我思想很进步，因为我背负“海外关系”沉重包袱，从来就是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我自己无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这种思想，我觉得有时候就特别不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研究所的老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戴先生、方先生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对自己课题组的人要求就是这样，只要他们还在管晋升这个事情，他们组里的人就不能申请，所以其实他们组里的人也受了不少委屈。
我的这种性格形成，跟两个人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是我的养母。生母家兄弟姐妹是7个，两个男孩，五个女孩，我从小就被送给人家当养女，一直到解放后我才见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一家的人。我的养母在我出生时是厦门大学心理学的教授，她一生都没结婚，1947年我考上大学，她申请到美国去进修，1948年离开祖国，1949年全国解放，中美断交，长时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中美建交后我们辗转联系上了，秉承一颗爱国赤子心，她在80多岁高龄还编一部中英文心理学词典，想在国内出版，以便帮助国内心理学发展，她写信向方毅院长提请帮助，可惜那个时候国内的科学界还没有从文革的创伤中走出来，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具有极左思维的郑某人回信给她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你的资本主义东西来害我们的人民”。回信把她的一颗爱国热心击碎了。她一怒之下把书稿付之一炬，她说这样就不会害人。我不知书稿已毁，曾劝她把底稿寄给我，我想办法出版，她说不用了，我不想害人。不久她得老年痴呆症，住进老人院，于1992年初她在老人院孤独终老。她出版词典无法实现，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留在我心中永远的痛。2004年我终于有机会到美国，按照她过去给我写信的旧地址去寻找。最终找到了她曾经住过的老人院，也找到了她的墓地，总算是找到她了。现在我的儿子在美国，我就让他经常关心墓碑上插花更新，算是了了我这么一桩心事。我养母一生独身，独立又要强，在旧社会环境下非常不容易，所以一辈子都是非常谨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又小心，谨慎再谨慎，唯恐给人落下什么把柄。她说“认真做事，朴实做人”，我遵从了她对我的期待。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女性是我的婆婆。从结婚以后，我婆婆就一直跟着我们生活46年。她对我特别好，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勤俭持家，又是居委会积极份子。她让我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我们三个孩子都是老太太给带大的。那时候我们俩都很忙，经常是所里今天早晨告诉我，你明天出差，晚上我回家跟奶奶说一声就马上让我走，孩子们都由奶奶管着。而且老太太非常会安排，我不在家的时候，每个星期六、星期天该上哪个公园都轮着来。我回家了，她不管了，孩子们周末跟着我在家无聊极了，就说：“妈妈你别在家了，你在家奶奶也不带我们出去玩，你在家就忙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奶奶好，带我们到北京各公园玩个够。”也是因为我婆婆的缘故，我们家庭是从所里到院里，还有居委会、街道，一直是模范五好家庭，曾受到全国妇联的表彰。
(作者：微生物所“足迹”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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