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胜：我在微生物所六十年｜所庆抒怀
2018/11/28 20:10:57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今年欣逢微生物所创建六十周年大庆，真没有想到，卑微的我竟也能谈六十年的经历；更没有想到，40年工作，20年退休岁月，都是在一个单位度过。所内的同志命我写点什么，我应该遵命。
耄耋之人更多是往后看，我脑海中满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回忆。为完成这篇拙作，近来常沿时光隧道往回搜寻，发现脑细胞中竟残留着一系列的日期，这些日期让我联想到许多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的种种。而这些事件离不开微生物所这个大环境，自然也部分反映了微生物所过去发生的种种。我这主观的叙说，不过是留下点雪泥鸿爪，为同代人怀旧提供点谈资，让后来人了解些过去。我的文字力求符合史实，但不敢说完全准确，我诚恳地请求读者批评指正。
1958年9月15日。这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天。在学校因“错划”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团籍也没了。离开学校，天真的我以为离开了学校，处分自然也就没有了，轻松地前去中关村原生物楼(后来的动物所，现在的声学所的一部分)三楼西侧的应用真菌研究所人事科报到。接待我的是王永祥，还有一位叫沙平的女干部。我当天就拿到了工作证、医疗证，并被安排住在20楼集体宿舍。与此同时，我被告知，我是来所里改造的，按政策，只能领取生活费。这让我知道，麻烦还没结束。不过那时我还不满21岁，每月有29元，15元吃饭，还有十几元可以买书，买必需品，比在学校吃酱油拌饭的日子好过多了，并不太在乎。一个“异类”的视角肯定不正常，那就谈谈我见到的那些发生在微生物所的事吧。
我被安排在当时的病毒组工作，参加的课题是油菜花叶病的药剂防治。那时正是全国“大跃进”的火热年代，大家都敢想敢干，这个课题的目的竟是要找出防治病毒病的药剂。当年国庆节上午，我和大家一起去到农科院的一块试验地参加播种，因为我们所也参加了“小麦丰产田”试验组(记得黎高翔先生是组员)。我们都蹲在平整好并做成畦的麦田里，一面听天安门庆祝大会的实况广播，一边按要求细心播种。当时的要求是每亩播种400斤种子，为了播得均匀，便用事先准备好的，挖了尽可能多的细孔的三合板作为模板，一粒粒放在里面，放满一板移动一次。等到播种完，已是下午了。当年11月，我被安排参加一个名为“土农药防治植病”的大组。任务是把全国各地寄来的所谓“土农药”(包括各种杂草和许多中药)做成热水浸提液，提供给各个小组针对不同植病测试。这项工作还真的出了一些结果，后来和昆虫所治虫试验结果一起，被编到《中国土农药志》里去了。
以上几件事发生在12月3日微生物所正式成立之前。那些工作，得不到多少实际效果，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9年3月初，我在微生物所的食堂偶然看到一张布告：“经领导决定，右派分子程光胜下放劳动改造。”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跟随当年安排的下放干部一起，前往陕西洛川城关公社桥西大队芦白生产队劳动。同理，从当年3月到年底，在相当艰苦的陕北农村，我是改造，其它人是锻炼。在这里，我真正做到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受了比较长时间的磨炼。那里是黄土高原，缺水少柴，我遍身生虱子，没有生过病，基本营养还能应付沉重体力劳动所需。据当时在那里下放的科学院领导(大队长)苏华先生在结束下放回京前告诉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曾去县里要求为我“取消错误”，尽管县里根本管不了我们这些“中央干部”，但这确实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令我至今不忘那些乡亲们。这近一年的劳动改造，凭借当时年轻，我大大地增强了体力，也基本学会了农活，懂得一些劳动技巧，这为我后来应付频繁的体力劳动改造任务奠定了好基础。
下放回来，近一个月休整后，1960年2月7日，我被安排到工业室改造。于是先找到支部书记王厚，他把我带到从未见过的方心芳副所长办公室，即当年微生物所西楼2楼202号房间。这是一次令我终生不忘的接见。
方先生那时50出头，事先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他对我说道：“你是学化学的，巴斯德也是学化学，学化学的能用显微镜，就能作出大贡献。”一见面没有批判和教训，而是谈巴斯德，让我放松了。随后他告诉我，因为我的身份，不能安排我作课题，而是由他随时布置任务，我随时完成。他把我安排在他办公室对面的207号房间，给了我一张二屉小桌(当时对不同级别的人有严格的配给规定，从所长的大写字台到见习员的二屉桌)，接着便带我到楼下保藏组，让我参加该组的政治学习，并在那里做实验。
从那时开始的近5年的时间里，我在微生物所经历了3年困难的饥饿岁月，也经历了1962年初“广州会议”后科研界短暂的宽松。在方先生的关照下，对微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的我，逐步知道了微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学到了一些实验操作技能，我的生物化学专业知识得到了较多的调动，为当时工业微生物室各研究课题建立了一批筛选有用菌株的方法，粗通了日文和英文；在党支部和周围同事们的监督下，我知道了自己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然而，冥顽的我被鉴定为“口服心不服”，因“偷学外文”和“翘尾巴”而依旧戴着沉重的“帽子”。这段时间，给我终生受用不尽的，是我的实验必须严谨，建立的方法要求可以被别人重复。方先生经常警告我，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拿出的分析数据必须是可靠的，否则，因为我的身份，就不是简单的疏忽粗心，而是政治问题了。
这几年中，我参加过几项所里当年的重要研究工作，这些工作是微生物所对国家的贡献，被改造的我，当然不敢居功，但至今依旧感到欣慰，因为总算为“赎罪”出了点力气吧。我想谈谈自己曾参与过的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1960年6月开始的“人造肉”任务。就是用农作物秸秆经酸水解后培养白地霉，用以补充当时匮乏的蛋白质营养。这项工作当时引起最高领导的重视，具体情况已有文章介绍，不赘，只想强调一下，当年微生物所可是用结结实实的行动为党和国家克服困难作出了贡献的。方心芳在所党委领导下，全力以赴；工业室的同志们昼夜上班，不断为全国急需补充蛋白质营养的部门提供产品。待到困难缓和以后，张树政又带领她的学生开展了白地霉的戊糖代谢，作出了创新性工作。
第二项是谷氨酸发酵，我的任务是建立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菌种初筛的定性，直到规模生产时的定量监测。如今我国是味精生产第一大国，年产200万吨以上，产能占世界75%，成了低效益产品，但50年前可是我国换取外汇的重要出口产品。为了将原来的面筋水解法改变成细菌发酵法，在当时经费短缺，信息不畅，又受到外国封锁的情况下，微生物所工业室的许多同志奋发图强，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为我国实现氨基酸发酵产业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4年10月某日上午，室秘书突然到我所在的分析实验室来，令我离开，并叫我去找农业室的阎逊初报到。他监督着我，除了我那张办公桌外，其它一切都不许动。我只好放下方先生交办的肌苷酸发酵研究的有关方法的探讨，到阎先生领导的放线菌组改造。从此，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离开了原来比较熟悉的，且自以为能发挥作用的工作岗位，从头学起抗生素及放线菌的初步知识来。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这是为啥，难道换个地方就能凿通我的花岗岩脑袋？一年以后，1966年2月领导又关心我的改造了，据说劳动可以改造人，说是为了加速我的改造，让我去温室，向温室工人王臣信先生学习管理，其实这种劳动和几千年前就有的“劳役”没啥不同，是一种惩罚手段，好像那时的劳役还有个期限，现在要我去从事更重的体力劳动，究竟多久，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无期”。
事实否定的我的错误感觉。不是“无期”而是三年另4个月!因为1969年6月6日，进驻微生物所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食堂的全所大会上宣布摘了我的帽子。第二天我就到当时的“二连”肌苷酸组做实验了，不再服劳役了。以后我知道，摘帽并没有解除一切麻烦。
这段时间在微生物所发生过许多反常事。其实，现在6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了。但作为微生物历史的一部分，似乎又可以谈一些“趣事”。
那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头三年。我开始在温室劳动改造，后来就干脆在农场赶马车了。我的主要任务是用马车拉着一个垃圾箱或粪桶，在中关村居民区收集垃圾和粪便，拉回农场作为肥料。为此，本人还在车把式周勇先生的教导下学会了制作和装配大车和套车的全部行头，可以提起长马鞭，赶着马车在中关村周围的大马路上飞奔。1967年到68年，遇到了“夺权”和“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许多被夺权而“靠边站”的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遣送到农场来服劳役。这些人里面，有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曾经高高在上的所党委书记或科学院副院长。农活并不多，于是他们经常坐着我的马车，当我的助手帮我装垃圾或提粪桶。说实话，我一点没有幸灾乐祸的想法，倒是依旧十分敬重这些长我几十岁的伯伯或爷爷。为此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难在书本上看到的分类知识和经验教训，其中有些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了我的忘年知交。
1968年党中央决定要我们科学院在合成胰岛素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再来一个“合成核酸”的创举，大概发布文件是8月24日，因此由上海生化所、遗传所、生物物理所和微生物所组成了一个联合研究组，代号“824组”，参与者数十人。当时他们有许多日文文献需要翻译，于是通过我们所的有关负责人找到了我这个监控在“牛蛇洞”中的老右。因为我既学过核酸生物化学，又会笔译日文专业文献。在那1个多月里，我没有出去干体力活，而是坐在双层床的上铺老老实实翻日文。这项任务让我在绝望的囚徒生活中感受到了一丝积极的暖气，觉得自己或许还能有点用。到1970年代，国外的新书来得多了，我在一些先生的指导下，翻译了日文的《质粒》、《抗菌素的作用机制》等，不仅自己初步了解了这些新知识，还在那知识脱节的年代做了点普及工作。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酵母菌丙氨酸转移RNA人工合成”，被媒体宣传为中国生物化学的第二个世界冠军的时候，我心里也为自己曾经出过一点力而感到欣慰。当年偷着学的一点外文皮毛还真的起了作用。
1971年“913事件”以后，我从湖北“五七干校”回来，归队到薛禹谷先生领导的二连遗传组，继续做直接发酵法生产肌苷酸的菌种选育工作。随着中美关系转暖和我国外交策略的调整，周恩来向科技界发出“把科技往高里提”的号召。这时国际上第一个基因工程产品已经问世，而在此前的几年中，全国城乡利用微生物于工农业生产成为风气，微生物所作为国家最权威的研究机构，自然承担着许多义务。免费提供菌种，派人去现场指导，举办展览，出版科普读物，等等，非常忙碌。1972年经中央批准，让微生物所以中国科协名义主办一次“微生物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薛先生承担了领导筹备会议的重任，又精心编写了《微生物诱变育种》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会议于1973年5月在芜湖举行，科学界在大革命中沉寂了几年，这并不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会议，但犹如一声春雷，令全国同行振奋，到会者近200人，几乎所有著名遗传学家都应邀到会作报告，高校、研究所、发酵工厂和许多制药厂都派人参加。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国内同行间的交流，在当年的形势下，微生物所为我国微生物遗传育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我有幸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参与会议前后的全过程，有些结识的朋友至今仍经常联络。
1979年1月18日，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给微生物所党委发了一个文件《对程光胜同志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党委郑重地交了给我，也作过委婉致歉的表示。这张油印了196个印刷符号的薄纸，勾销了我11年(4000T)右派头衔，扫除了后来10年(3650T)“摘帽右派”的包袱。不久我分居两地的家也在北京团圆了。那份一个符号相当于39T的沉重文件，卸载了压在我身上几十年的垃圾内存，让我在壮年以后得以轻装向前，在有限的余生努力寻找失去的机会，至今不敢懈怠。
1982年3月，经方先生的动员，我被调到新成立的沼气发酵研究组，在离开多年后重新开始实验室研究工作。微生物所自成立以来，厌氧菌研究是缺门，有些老先生认为必须建立。正好此时全国农村沼气发酵事业发展迅速，经方心芳等的积极倡导与筹划，借此形势在院生物局申请到了一笔较多的经费，由原从事细菌分类研究的王大耜先生负责，利用新建的南小院小楼一层作为基本实验室，调配了细菌分类，化学分析等数位研究人员作为基本力量。此后围绕废水与农作物秸秆处理开展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了数十篇报告，并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开展了合作，培养了一批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现在微生物所的厌氧菌研究有了基础，在国内外已有一定影响。
参加沼气组工作后，经所领导推荐，我曾于1986至1988年被派往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微生物系参与合作研究。经过两年的奋斗，我更新了知识，基本掌握了厌氧菌技术，见识了国际大势。出国进修对于我这样长期被认为出身不堪的人，确实是未曾奢望过的。改革开放为祖国的空前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我报效祖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遗憾的是鲁钝如程某，年过半百更成江郎，辜负了所领导的期望，1997年11月，年届花甲，自动退休。随着我国科研体制持续的改革，研究实力与国际影响早已非昔日可比。此时的微生物所建立尚不满40年，。
退休后，我依旧每天去行政楼上班，因为我还担任着中国微生物学会的专职秘书长。1960年代通过我们所几位老先生的艰苦努力，把微生物学会挂靠到我们所来，为全国微生物学工作者服务，扩大了微生物所的影响。1989年以后，所领导令我接替快要70岁的王大耜到学会工作。1972年以后，我曾几次参与过当时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学会活动，1976年后在《微生物学报》担任编辑时，更与全国微生物学界的同行们时有交往，也许这是看中我的主要原因吧。此后的十多年里，通过学会途径，我曾承担过诸如组织国际会议、普及微生物学知识、编写有关著作、评审国内各项科技大赛等工作，直到2002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结束后，除了继续负责微生物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外，基本下岗了。
最近十多年来，我开始有时间集中精力于《中国微生物学史纲》的编写。从1970年代开始，我就打算做这项吃力绝不讨好的傻事。为此无论何时何地，一有机会便注意收集资料。2005年开始，微生物学报慷慨提供版面，开辟“学科先贤”专栏，让我编写已故我国微生物学家的传略。这是编写学史积累资料的好途径，到今年5月，已经发表了92位先贤传记。2007年接受所领导的指令，编写了微生物所几位首任专家所长的长篇传记，11年受命参与全国科协和北京市科协布置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任务，在所内有关部门指导和协助下，编写了张树政院士的传记。同时还与朋友合作，翻译了我国微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伍连德博士的自传，这部60万字的译作曾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和我国台湾颁发的吴大猷科学普及银签奖。
如果老天爷让我多活几年，希望能够完成那个写史的夙愿。一旦到了那边，就硬着头皮任凭众多的老前辈和老先生当面责难吧。
感谢上苍，八十多岁的老顽童有机会在这里翘舌;感谢微生物所历代老师长和老同事，六十年亲历者有幸作了一次时光隧道的旅游。请原谅拙文打扰了不慎成为读者的诸位。
(作者：程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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