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华：感恩一生｜所庆抒怀
2018/11/29 16:59:07中科院微生物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回忆我的一生，几句话似乎就可以简单概括了。
父母给了我躯体并教育我成为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小儿童。共产党培养我爱国爱民，辨别是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微生物所教我认识微生物、掌握微生物和应用微生物为国为民。
但这简单的中间，藏着许多人生故事，让人唏嘘感慨。
1933年，我出生在太行山西晋东南沁县的一个勤劳、淳朴的农民家庭中，从小受家庭教养和农村习俗的影响，是0一个老实听话的农村小男孩，和大人一起下地劳动，上山砍柴，冬天在三九天到煤矿拉煤，夏天在炎热的地里收麦，农村的各种劳动都干过。
家乡县城曾被日寇占领，农村是抗日游击区，敌人经常从城里到乡下抓壮丁、抢牲畜、抢粮食，农村过着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村里地下党就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后来演变成流行的方式就是:“哨树一倒，百姓快跑”。我亲眼目睹日伪军用洋刀将我地下党的领导人一刀砍掉脑袋的可怕场景，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我姥姥家所在的村庄，因为被诬告窝藏地下共产党员，敌人对村庄实行〝烧光、抡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目睹种种，所以从小就恨死了日本人和汗奷。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地下党经常让我当“小通讯员”，鞋底下藏着信件，身前挂上良民证，以卖鸡蛋为掩护，跟着大人进城，在城门口给站岗的伪军鞠个躬，然后进城把信件交给指定的人，从城里回家时如法炮制，有时还带些纱布、碘酒，回村后交给地下工作人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学校里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1947年2月份，县里召开“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参军大会，我两个哥和姐夫都参了军，直接上前线，他们的革命情操对我影响很大，再加上学校组织时事讲座、政治课，使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并于1948年初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6月，我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并一路被选为模范学生，学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
1954年9月我到俄语学院学习，1957年9月被分配到应用真菌研究所，所领导让我到图书馆工作，但我特别喜欢实验室工作，在我再三请求下，被分配到实验室当见习员。当时我对微生物一窍不通，在接种时，用酒精擦手后，被酒精灯将手烧伤起泡。无知笨拙的操作，让我终身难忘。
1959年秋，所领导保送何秉旺、李万年和我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我们是自由选课，除了基础课和微生物，我还选了不同专业的课，如生理、生化、遗传和生物物理等。在四年中我对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学科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永记终生，十分感激，毕业回所后真正开始了我的微生物研究工作。
我在所里从事研究工作近40年，曾于1980~1982年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工作。我的研究工作是在相望年等多位先生的指导下，和课题组同志们共同努力完成的, 研究内容包括微生物遗传、基因工程和发酵工程。主要研究对象是芽孢杆菌、大肠杆菌、乳酸球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噬菌体。做过双菌混合发酵生产肌苷(在苏州味精厂生产)、淀粉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淀粉酶高产菌株的选育和生产(在北京房山、山西榆社、江苏无錫、陝西兴平等酶制剂厂生产)。芽孢杆菌分子克隆体系受体的改造和多功能载体的构建，这套系统曾被武汉大学等国内外不少实验室使用。利用卫星搭载选育优良双歧杆菌(得到專家鑑定会的以可)、人用益生菌和动物用益生菌的选育、微生物有机肥的研发、光合细菌的生产和应用等。
在退休前，我体弱多病、易感冒，患有胃病、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增大等病，尤其严重的是1986年春，尿血不止，北大医院诊断为肾盂癌，住院前我仔细看了一遍实验室，眼泪滿眶，心想这是最后一次到实验室了。幸运的是在医生的正确诊断和操作下，割掉了我的左肾和四分之一膀胱，由右肾代偿功能，最后得以治愈出院。出院后回家修养了一周后，就开始了半天的工作。我是在死亡线上挽救回来的人，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得益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得益于我们的公费医疗，得益于所里领导同事的大力关怀，得益于家庭亲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对此永记心怀。
在我的一生中，缺点和错误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存在极左思想，考虑不周和整个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也说了一些不应说的话，回想起来十分懊悔。
由于微生物所的长期培养，尤其是在革兰氏阳性菌的芽孢菌、乳酸菌等的生产应用、抗生素耐药基因的传播和基因工程方面，使我能与有关同志们对益生菌的研究、生产和应用提出看法，并以専著做了系统阐述，从而对促进益生菌制品在走向科学化、正规化方面起到了一些的作用。举几个例子：
一、与有关同志揭露假冒伪劣产品，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1.建议有关部门立法，规范生产。上世纪90年代初，益生乳酸菌市场上產品五花八门、混乱不规範，国家对质量标准尚无明确规定。我们在市场上购买了知名度大的十种产品，进行逐一检查，发现有问题，並撰文《活菌制剂的现状与未来》，文中指出:有的厂家所用菌种，或有名无实，或不报菌名，或含溶血性细菌。在产品质量方面，有些产品或无有效成分，或偏低。基于这些，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立法，规范生产，发文后很快得到了有关部门正面的回应。
建议耐药菌株不能用于生产。针对益生菌作为保健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问题，基于我们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研究，1995年先后在会议和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建议卫生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把活菌制剂检测耐药因子作为功能食品和药物审批的内容(记者采访我:“耐药菌株可致抗生素失效，建议对活菌制剂进行生物检测”。此外，健康报1995年10月26号还发表了我和贾士芳写的“活菌制剂令人喜，耐药因子让人忧”及“肠球菌和拟杆菌的耐药因子”的文章。这些建议很快被有关部门采纳。当时认为“可以使用”的负责人，在广州的微生态会议上也公开认错 。
3.宣传肠球菌不是益生菌。肠球菌有有益的作用，但在免疫功能低下和菌群失调的人群中还有可能引起疾病，针对这种现象，我在不同场合和会议上呼吁，肠球菌不能作为益生菌使用。这引起了一些权威人士的反对，在亚运村的学术会议上，我顶住压力，唇枪舌战，坚持自己的观点。半年后，卫生部终于规定肠球菌不能作为口服益生菌使用。
4.与有关同志共同举报伪劣产品。上世纪90年代中，所里凌代文、贾士芳、李芳(博士生)和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张篪、预防医学科学院范明远等，不约而同发现市场上卖的丽珠肠乐药片名为青春双歧杆菌，实为肠球菌。大家商议后决定，一方面共同署名发文给“卫生部内参”，另一方面对该药进行分类鉴定，为了准确无误，同时把样品寄往世界知名的微生态实验室專家：日本的光冈和德国的鲁斯，请他们也做鉴定。他们鉴定的结果和国内一样，都认为是肠球菌(条件致病菌)。卫生部部长看到内参消息后，责成张文康副部长负责处理，他邀大家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后，张文康让我综合大家意见，写一正式报告。不久，生产厂家换掉了肠球菌，买了名副其实的青春双歧杆菌菌种进行生产。
5.反对盗用微生物所名誉欺骗消费者。 2005年初，北京某公司邀请我筹建实验室和培训研究人员，5月份，我发现他们的产品标有专利技术提供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我认为帮助公司是我个人行为，不代表单位，若出了问题应由我负责，与所里无关，这是盗用微生物所名誉，欺骗消费者，当天我就辞职离开公司，并向所里有关负责人讲述了情况，所里经过调查后认为属实，并让该公司给了赔偿。
基于上述，我曾被邀参加國家食品药品委员会的评审会，中國食品协会乳酸菌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國宇航员食品科学委员会委员，公司技术顾问並参加有关学术活动等。
二、合作著书，協助培养研究生，传授新知识
隨着国际上对益生菌和肠道菌群的迅速发展，为及时传播进展情况，在查阅国内外大量文献和自己试验的基础上，先后和有关同志合写了四本书，旣有理论基礎，又有实验方法和生产技术。
《乳酸菌生物学基础及应用》，杨洁淋为主编，我、张箎、凌代文为副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本书讲述了乳酸菌的生物学特性，生理功能和应用。这是国内第一部对乳酸菌进行全面阐述的专著，对当时我国乳酸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该书应广大读者要求于1998年重新印刷。
《益生菌一基础及应用》，我是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本书讲述益生菌的基础知识、生产及在人和动植物方面的应用，这是一本系统的益生菌应用书籍，既有理论指导，又有生产技术，对农作物增产，畜牧饲养和人的医疗保健都有一定指导作用。
《益生乳酸细菌，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我是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本书重点讲述乳酸菌的基因组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代谢组学、发酵工程、细菌素等，可作为研究单位参考资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应用科学技术大系图书之一。
4.《乳酸细菌现代研究实验技术》，我和凌代文为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本书有七篇，二十六章，近200个试验，包括乳酸细菌的分类鉴定、乳酸菌发挥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乳酸菌在食品、保健品和动物飼料中的应用、乳酸菌在疾病防治和保健中的应用、乳酸细菌在工业上的应用，乳酸菌安全性评估方法和乳酸菌的遗传与变异。值得提出的是，这些试验方法也可被其它细菌试验借鉴与参考。上述四本书所有作者都是无私奉献，不但得不到一分稿费，还要向有关公司求助几万元作为出版费。
此外，还合作培养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十余名。合写论文10余篇。从九十年代初至今每年应邀做评委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每年10名左右。
退休后二十多年来，曾在國内外学术会议、大学、电台、公司、科普協会等做过报告100多次，为了收到良好的效果，随科学的进展，对不同对象、不同知识层次，制作了不同内容的多种幻灯片900多张。
宣传推荐自制酸奶、自制纳豆、多吃新鲜果蔬，从多方面摄取益生菌、益生元、益生酶、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以防治疾病，维护健康。
每次讲完都有不少听众索取和拷贝资料，都无私，毫无保留的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三、提出益生酶(Beneficial Enzymes)的概念，扩大益生制品
在实践中我感到，在人、动物和植物的防病保健中，单指益生菌和益生元还不够完整、全面。如果能再加上益生酶，就能起到更好、更完美的效果。所以我认为提三益制品(益生菌、益生元和益生酶)对人和动植物防病保健作用会更好些。
“ Enzyme”这个词在学术界都称为酶，日本人称为酵素,台湾人跟着日本人称为酵素，大陸也有人称为酵素。笔者认为中國人应将“ Enzyme”称为酶，还认为应将有益于生命健康的酶都应称为益生酶。
科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 我对微生物学从早年的看法“肉眼看不见的生存者，人和动植病的传播者，面包醬醋酒的酿造者，抗生素药物的生产者”变成了“生命科学的领先者，生物经济的创新者，健康疾病的主宰者，生态环境的修复者”。
我这人，死板、笨拙，不会下棋、不会唱歌、不会照相。退休后，身体各方面活动还基本正常，理应继续学習專业知识，积极参加一些体力活动和脑力劳动，既可防止疾病，推迟衰老、活跃思维(延缓痴呆)，又能对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何乐而不为？所以基于过去的工作基础和知识，做了一些工作，这首先要感谢党、感谢微生物所及其领导和相望年先生等的教导和培养，以及我老伴和子女的帮助。还要感谢獲得知识的科学院图书舘、海淀图书城、尤其是微生物的图书館及其工作人员的帮助，包括我一直订的中国科学报，正是由于这些资料来源使我有可能浮淺粗放的紧跟日新月异的微生学进展。此外，也还要感谢科学院2010年发给我“老有所为个人”荣誉证书，这是对我极大的的鼓励和鞭策。
仅以此文作为对微生物所的感恩和六十大庆的热烈庆贺!
(作者：郭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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