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栏 | 日本国民为何战败时仍支持侵略
2016/1/8 财评天下
日本国民全力支持侵略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长期推行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愚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国民意识的扭曲发展。
在二战前，日本就长期通过学校教育、军队教育和社会教育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塑造军国主义国民意识。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通过《学制令》、《教育令》、《教育敕语》、《军人训诫》、《军人敕语》《教育敕语》“国民教化运动”等确立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在家庭、学校、社会、军队全面推行军国主义教育。
其核心就是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称为“万世一系”的神，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使国民对其绝对崇拜，绝对服从。而“日本是属于天皇的领土”，日本国民作为“天皇的臣民”，将为天皇而死作为最高道德，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价值。这样，使得日本国民完全失去了个人的个性、价值观和意识。这也是为何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后，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侵略没有任何怀疑。不容否认，自近代以来，效忠天皇是始终与军国主义和日本的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这其中“尽忠”、“勤王”、“奉公”、“殉国”等具体道德规范的束缚，让日本人不折不扣成为抹杀自我的皇国人形兵器。
二战时，“尽忠”被确认为国民性格养成的第一要素。就是要以绝对的虔诚之心，无条件地服从天皇。“无条件”指“不问是非”和“信至无我”。“不问是非”谓“诚”；“信至无我”谓“心”。因此，“至诚”与“尽心”被确立为“尽忠教育”的基本规格，成为日本国民性格培养的根本目标。试图通过“尽忠教育”使全体国民的人格状态达到对天皇“至诚”与“尽心”的程度，最终形成日本国民对天皇制国家的信仰。
实践“尽忠教育”就要使国民达到对天皇“至诚一贯”，从而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这种觉悟是日本国民可以为天皇献身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源泉。在尽忠教育下，“杀害他人”这种“最大的恶”就置换成了“孝忠”天皇及天皇制国家的“最大的善”。“尽忠”塑造了当时日本国民现世的最强有效性原理：这就是日本国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皇”。
追溯日本尽忠教育的源头，始于楠木正成。楠木正成“尽忠报国”的形象，在近代日本不断被放大，除了靖国神社前面的铜制雕塑这种具体形式外，更为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其“尽忠事迹”进入了教材和小学课本之中，在每一个儿童心灵深处刻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他们长大后，楠木正成的“七生报国”成为日本军队的精神格言，尤其为神风特攻队所信奉。
当日本已经处于必然失败的局面之时，这种幻想仍然对日本军人尤其是年轻人充满了诱惑。1945年，尽管日本遭遇美国的大轰炸，六十五座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不怕死的日本人还是抱着为了天皇在本土决一死战的信仰不放。“国民信仰诸神直系相传，国民处于民族血统中心的天皇统治下，……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这就是“尽忠教育”酿造的命运悲剧。
“尽忠”的具体表现，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结合日本国情与时势后，被具体地认为：将“勤王精神”付诸实践应从“排外”开始。首先，不允许外国对日本有辱国体，滋扰国威的事情发生。其次，不允许污蔑眩惑日本国体的外教酿成对日本的深害，只能采纳外国的知识技巧，作为皇国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产物，是日本回应西方冲击的一种“以守为攻”的姿势，憧憬的是“我国的大道有资格成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强国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那么，日本要到哪里去寻求这种勇气与力量呢？日本军国主义极力宣传“皇国史观”，诸如“神武建国”、“天皇成业”、“皇道伟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这种动力。
“勤王教育”将虚构的神武天皇纪元神话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识，进而将“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转换成为一种期盼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植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将日本“凌驾于万邦之上”，使日本国民在面对世界格局变化时，形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为此就要培养国民具有一种抵御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将对天皇的忠诚及其义士之举，作为一种义务融于个人之中。
二战时期的日本教育，从幼儿园儿童开始，每日早课就要求团体遥拜宫城。让中小学生每天诵读《学生敕语》；在各个教室里，悬挂军神的照片，营造一种浓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学校文化氛围。把中小学校环境创设为国民炼成道场，多数学校都把原来的体育馆改成了武道场，进行武士的格斗、散打训练，学生们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挣扎起来，重新再战，以此锤打学生的意志品格，修炼下一代对侵略战争的“必胜的信心”和“坚忍持久的精神”。
“尽忠”的另一个表现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语》中日本就公开将“奉公”作为皇国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战中“灭私奉公”成为一句最响亮的教育口号，中小学教材中充斥着“奉公”课文。即以至诚的态度，通过勤劳收获五谷，节度生活，贮蓄财物，最终将财富让给子孙，让给邻居，并无私地献给社会和国家。换言之，奉公行为就是灭私行为，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战中，“奉公教育”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显学，强制全体国民通过教育现场进行“人体实验”。在这种场合中，“公”仅仅意味着天皇和国家，形成皇国民一种“灭私”的自虐心理倾向。经过“奉公教育”的日本国民，自觉抹杀了自我。
“尽忠”的终极表现形式是“殉国”，是指为国家利益自愿献出生命。在日本“殉国”被视为是一种最高尚的行为得到赞扬和传颂。在二战期间，日本将“殉国精神”作为日本国民性格中一个极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将其纳入常态化教育，宣扬至极致。军国主义教育将战争常态化，将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态化，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殉国精神”教育也就随之得以常态化。
自“尽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国”，在二战时期，这条道德完善之路对日本国民来说就意味着勇敢地投身于战争，不必去追问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没有什么比为国捐驱更有意义，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换来纯粹的永生，这就是“殉国教育”的精神内核，是日本生死观的一种结晶。通过这种“殉国精神”教育，焕发出来的是一种生命冲动，散发出来的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气。
正是这种以生命冲动焕发的英雄主义，使无数日本军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将自己直接捆绑于军国主义战车上。
军国主义教育将天皇意志内化为日本国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酿造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为“天皇圣战”而捐驱的生命冲动，从而将投身侵略战争的动力植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土壤之中。这就是直到战败，日本国民依旧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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