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苦子:粗来粗去东北人
2016/3/28 财评天下

     作者:何苦子

     文章来源:共识网

     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出台,位于辽宁的《当代工人》杂志推出组合报道《东北要火了》;稍后,辽宁“五点一线”蓝图面世,这本杂志又精心打造了《辽宁一路向海行》;今天,辽宁及东北经济全国垫底……

     这两年,因东北低迷的经济形势所引发的分析和建议,无外乎东北计划经济惯性太强,市场经济意识太弱;要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甚或老生常谈: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各界从人即东北人的角度查找原因则少得可怜。去年底,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同意《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方案》。两大利好让东北人尤其让辽宁人、沈阳人欣喜若狂。尽管如此,东北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仍十分重要,救赎前的自我解剖和正视更是非常迫切……

     从心态到命运

     东北人给国人留下的印象不仅欠佳,且普遍性欠佳。从网上看,贬损、讥讽、嘲弄、奚落东北人的文章和帖子数不胜数。归纳起来无非4个字:傻大黑粗。傻,不会赚钱;大,脾气大;黑,语焉不详;粗,划定一个光谱,左边有粗放、粗犷、粗壮、粗实等,连褒义词带中性词没几个;右边,贬义的有一大溜,粗糙、粗秽、粗野、粗蛮、粗忽、粗浊、粗鄙、粗笨、粗陋、粗俗、粗鲁、粗劣、粗心、粗暴……

     若东北人天性就粗,那这么多贬义的粗,东北人属哪个?

     有一段话,几年前很流行:注意你的心态,它会成为你的语言;注意你的语言,它会成为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它会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会成为你的人格;注意你的人格,它会影响你的命运!

     姑且把这句话看成公式,把东北人往里套一下,看合适不合适。

     心态:辽宁社科院研究员梁启东说,东北人有长子心态,表现之一为自豪感。辽宁人也一直自称“辽老大”。可一梦醒来,发现兄弟们都比自己活的好,还自豪吗?还大得起来吗?大不起来,恐怕就要抱怨了。大庆日报记者吕瑾华撰文说:东北人的出路,在于及早丢弃怨妇心态。

     语言:东北方言重意轻体,往往有音无字,这很像东北人性格:反我就这意思,随便你咋想。比如:别老秃鲁反仗,半拉卡叽的;别老买便宜娄搜的破玩意儿;这屋里屋外咋坯儿片儿的,墙上也魂儿画魂儿,多闹听啊;别老二虎八叽,毛愣三光的,让人膈应;说话别老吭吃瘪肚的……

     行为:2012年初,三亚市当地保安和东北游客互殴。对此,三亚市政协委员李毅称,一些东北人在海南行为不文明,使海南人对东北人印象欠佳。行为怎么不文明了?一东北网友发帖说:感觉中国人中最易发火、素质最差、嗓门儿最大、最爱骂人、最喜欢动手的就是咱东北人。敢情他也是东北人。他在帖尾小心地往回拉了拉,东北人也有优点,如豪爽和大气。

     习惯:比如饮食。在苏州工作的辽宁凌源人杨海军列出东北人饮食坏习惯:食盐过量;食新鲜蔬菜少;食荤油多;吃过夜食物多;早不吃午吃少晚吃爆……网友南宫蝶记录了一次跟几个东北人喝酒:都像梁山好汉,服务员在他们面前就是三孙子;比谁的路子广,比以前谁是狠人儿。

     人格:学者张福贵在《社会科学辑刊》撰文说:殖民统治使东北人文化品格发生了分化,扭曲了东北人的传统性格。一时压迫产生叛逆,长期压迫制造奴隶。殖民地奴化教育培养了东北人文化人格中的顺民性格。但为了生存,他们也想方设法糊弄洋鬼子,这在东北人淳厚质朴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增添了狡黠,平时慷慨激昂,关键时刻欺软怕硬,前紧后松。

     命运:曾长期被誉为共和国长子;1990年代陷入改革阵痛,大批工人失业;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竞争力显著提高;2014年,经济增速回落,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2015年上半年,辽吉黑三省经济增速依次为2.6%、6.1%和5.1%,均低于全国水平。

     东北人这6个方面的缺陷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不敢说,大家见仁见智吧。问题是,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中国经济领头羊,沪老大心态不可谓不强,他们后来落后于珠三角时,并无多少抱怨;广东鸟语没少遭人埋汰,后来却成时髦和高品位;山东人脾气不比东北人小,可山东人没像东北人这么不招人待见;哪儿的人都有不良习惯,可都没像东北人这样遭万众诟病;很多地方都曾被殖民,如上海、青岛,但民众的人格并未显著分化;30多年前怪命不好尚可理解,现在说自己命途多舛,就让人纳闷儿了。

     从来就不曾轻轻巧巧

     一说起东北人的粗,很多人就爱翻历史。那就大致翻翻看。

     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位于市区北部,距今有7200多年历史。太远了,忽略不谈,只从明末清初翻起。明朝时,朝庭就向东北移民了。当年宁远一仗,后金三千铁甲全军覆没,努尔哈赤也送了命。当时参加宁远保卫战的有70%是老百姓。移民对戍边起了很大作用。真正大移民起于清末民初,操盘手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爷俩儿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近似疯狂地以每年300多万人口的规模向东北移民。

     有史料称,清军入关取代明朝后,清王朝将东北作为流放地。东北在清政权掌控中,要把危险人物流放到让自己放心的地方。历代执政者都这么考量。因此,有一种说法一直在东北人后代中流传:这些危险人物流放到东北后娶妻生子,血液中躁动不安、敢打敢骂的基因遗传到了现在。

     简短截说,到1948年,解放军攻克沈阳,标志着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后来东北人离休的时间区分就是1948年,比其他地区要早一年。仅凭这一点,东北人就很牛气,用坊间话说,你们那边还叽里咣啷打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生产武器、粮食支援你们了!

     1980年代初,沈阳工人文化宫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很多年轻人通过讲座了解了很多东西。当年,一位学者对东北的概述,给听课者之一、今年55岁的老黄留下很深印象,“单位组织我们去听他讲企业管理,他先从东北工业讲起,说东北以原材料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虽说自己是东北人,但平时只知道干活,对东北工业的初步了解,还真是通过这位老师。”

     原材料工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化学、建材工业等;基础工业包括冶金、煤炭、石油、电力、化学、机械等。过去每每提起这些产业,有号的基本都在东北,鞍钢,中国钢铁业独大;大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抚顺西露天煤矿,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沈阳冶炼厂曾是中国铜、铅、锌等重有色金属的生产基地和金、银主要生产基地。当年全国除了吉林化工厂,就属沈阳化工厂了;抚顺石化是中国炼油工业的摇篮……

     上边提到的老黄现在是个体业主,给新小区作绿化。他年轻时在沈阳冶炼厂当翻砂工。翻砂是将熔化的金属灌入铸型空腔中,冷却凝固后获得产品。“那可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呀,累、埋汰,还危险。”他露出脖子、撸起袖管,“看,全是烫伤。还容易得尘肺病呢!”他有一个工友姓王,这几年一直领着一些早年患了尘肺病的老同事打官司,据说已经赢了第一审。

     老黄还说,他和工友们有一共同点,嗓门儿大,“就那作业环境,全是乱七八糟的机器声,你大声说话有时都听不着呢,还不得扯嗓子喊?”

     现在老黄跟老伴儿有时看电影、逛商场,老伴儿都不让他出声儿,“我只要一出声儿,就管不住自己嗓门儿,一下会把别人目光都招来。”

     后来,老黄通过关系,离开了冶炼厂,去了一家装卸公司,干的是外包的活儿。“一共4个人,在一家木材加工厂上圆木。你看,就我腰这么粗的原木,杠子、绳儿,钩子,一钩,上肩,轻巧儿就抬锯台上去了。”

     老黄记得,休息时,他们4个人就跟木材厂的工友侃大山,“不骂人不说话,还都是荤嗑儿。这活儿是比翻砂轻巧点儿、安全点儿,可一天抬几十根圆木,也累个贼死呀,平时就爱快活快活嘴巴,想不了那么多。”

     辽宁省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冯贵盛说,历史上,东北三省工业比重大,且产业单一;工业中,重工业比重尤其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重工业产业工人都在东北,那时是东北最好的经济时期。不过,大量重工业也造就了大量“重工人”,用老黄话说就是,“都是一群糙老爷们儿,”

     明末清初,东北人血性飞扬;清末民初,东北移民躁动不安;建国后的30年,原材料工业和基础工业带动了重工业发展,也造就了大量“重工人”。历史在纠缠、反复和递进中,几乎未给东北人向精致靠拢的机会。

     这之后,中国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时期。

     市场经济是有一定准入条件的,抛开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不谈,单说人,尤其是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中浸润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熏陶过的人,看似进入了市场经济,但认知、思维等未必能一跃而过。在这方面,广州人得地域之先,上海人得文化之先,温州人得禀赋之先。与东北接壤的国家,让东北不得地域之先;荡漾在白山黑水间的历史性剽悍,让东北不得文化之先;历史和现实交织而成的粗和重,让东北人不得禀赋之先。

     对辽宁西洋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福仁来说,几年前投资东北某邻国的经历无疑是一场噩梦。这位民企大亨在那个神秘国度砸下2.4亿人民币,却血本无归。周福仁曾这样描述他的这次投资:“富贵险中求,市场越不完善,机会越大,利润越高。”但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种一开始就深入大脑的错误判断,为他后来的噩梦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若真如周福仁所说“市场越不完善,机会越大,利润越高”,那领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广东人、上海人、浙江人、江苏人、香港人、台湾人怎么不去投资?正是东北人的粗和重,让周福仁只认准了富贵险中求,缺乏精确算计。广东人等精于这种算计,市场经济需要这种算计。东北人近乎天然的粗和重,很历史、很现实地与市场经济特质之一的精确离题万里。

     《商界》杂志曾报道:噩梦后,西洋集团运营困难,旗下企业有的已限产或停产。不知周福仁如何总结这个教训。好在东北还有万达这样的民企,有王健林这样的企业家,尽管零星,但仍可视为燎原东北的火种。

     出走就龙虎

     辽宁在中国的当代名人,从政界看,当属李长春和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从1944年在大连出生,到1990年任河南代省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从1946年11月在辽宁台安出生,到1998年任浙江省委书记,两人分别在东北生活、学习和工作了45年、52年。

     2015年底,某网站一则消息挺吸引辽宁人眼球:这些出生在辽宁的演艺界明星,你喜欢哪一位?打开一看,有70多位,真挺多。再一搜吉林和黑龙江的演艺界明星,比辽宁只多不少。看来,东北不是一文不名。

     再一看,觉得有些不对头,这些明星都是小时候在东北生活、念书,成名多是出省闯荡之后,比如钢琴家郎朗。有的甚至只是籍贯是东北。

     再看当代军界、经济界、企业界、文化界、企业界,在东北出生、学习和工作,且在东北本土做出大成绩、扬名全国的,有,但不多。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人口每年净流出180万。他们都去哪儿了?去了欧美,去了三亚,去了全国各个地方。

     今年初,《时代商报》曾以“东北人在欧美渐成移民主力”为题报道称:1990年代,东北大型国企倒闭,促使很多东北人外流。据MIRE(法国)最新统计数据,在法国的中国移民26%来自中国北方,其中的东北移民在冒险精神驱使下茫然出国,不在乎再赌一把。值得注意的是,与广东移民不同,这一代东北移民中的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具有高中或以上学历。

     还有那些走出了东北,在全国各发达地区漂着的东北人。

     201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以“北漂东北人自述:我为什么不回去”为题,开篇即问:人们为什么离开?这些地方还留得住人吗?该文自问自答:通过对数十位在北京工作的东北人调查发现,他们选择在北京拼搏的主因是东北工资收入较低。经济发展失衡是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收入差距成为吸引高学历年轻人离开东北的重要原因。数据称,2012年,黑龙江省社平工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843元,广东达5313元。

     北漂的黑龙江人罗瑞丹说:“经10年打拼,我在北京买了房,有了私家车。要是在老家,我不敢想象!”绥化市的韩卫国卖了家乡房产,只身来京做生意,第一年就赚了20多万元。之后,他生意越做越大,便把家乡的很多亲属朋友叫到北京,帮他打理生意。他还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给55岁的叔叔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儿,包食宿,月工资2600元。“在家每年就种地,一年下来能赚个5000元左右,有一半时间空闲,出去打工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在北京当保安不累,每年能攒两万多呢!”韩卫国的叔叔很满足。

     王军便是韩卫国当年引荐来京的,夫妻俩现经营一家饭店,去年在通州区交了60万元首付,买了一套房。王军说:“这里确实赚钱,但就是想家,家有儿时的伙伴,可以在一起喝酒侃大山,在北京举目无亲……”

     我们要什么样的进场入轨

     199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在全省组织开展了“进场入轨”大讨论,一时间,辽宁政界、企业界、理论界等众多人士包括普通职工,都把“进场入轨”挂在嘴边,似乎辽宁振兴指日可待。但在2015年初,当时的辽宁省委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辽宁“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服务业比重过低、民营经济不发达、开放型经济水平较低……”

     整整20年过去,辽宁怎么了?东北怎么了?

     这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还称,辽宁“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实施新一轮振兴战略,统筹加以解决。”中央的呼应积极而迅速。2015年倒数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此前,国务院还批准了《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方案》。

     沈阳、辽宁又有希望了,东北又开始振兴了!可问题是,从2003年10月起,东北已经实施一次振兴战略了,12年后再施振兴战略,是重走一回老路,错失又一个机遇?还是抓住要害,更新观念、优化制度,脱胎换骨,另辟蹊径,让辽宁乃至东北真正进场入轨?俨然一个大问题。

     黑龙江社科院笪志刚研究员曾发文急呼:重振东北需东北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虽然文章还是在历史和现实、计划和市场间作宏大叙事,稍显文不对题,但这一建议仍算振聋发聩。不摒弃计划经济思维,不在精神和意识上进场入轨,辽宁乃至东北的二次振兴战略,恐怕仍会坎坷艰难。

     在这方面,我们至少有3个辨析维度,一、要么以市场经济环境,促进并强化东北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二、要么以东北人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东北创造一个浓郁的市场经济氛围;三、要么人和环境次第影响,两者渐次提升。不过,现实不是精确数学,因此,前两个维度过于理论和公式,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相对来看,第三个维度的可操作性或许强一些。

     把问题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两个决策的背景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会看到,政策有了,那如何放大政策效应?所谓放大,不仅指技术操作层面,更多是指如何使政策内化为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使广大东北人以市场经济意识为驱动,不仅愿意,也逐渐善于、乐于和沉湎于创造和创新,再以创造和创新的成果反哺和强化人的市场经济意识;具体项目也有了,那如何使项目不仅创造经济效益,也创造精神效益,即在项目的市场化、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应把宏观管理者和具体操作者过于工具化,还要在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的同时,以真正市场经济人的动力和理性,让所有参与者有认知上的进步,有思维方式上的改善,有行为上的转变。任何具体的项目都属于器物层面,认知和思维方式等才具有价值属性。

     正如笪志刚研究员在文中所说:如何逾越历史和现实中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既需要东北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也考验着东北人的胆识和魄力。不难理解,笪志刚所称胆识和魄力,最先应指东北人是否有续写东北辉煌的壮志,是否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是否有改善自己生活和命运的诉求。

     更主要的,还应在胆识和魄力之外加上智慧——冲破禁锢,按市场经济理念重塑东北社会时,自己不趴下、也不被别人打趴下的亦柔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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