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君子之道
2017/4/24 财评天下
作者：张维迎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公号：nanfangzhoumo)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
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
讨论“君子”这个话题通常是文化学者和道德哲学家的事情，我作为经济学者谈这个问题是有点为难，但我还是愿意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1破解“囚徒困境”
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只有人们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得速度也没有马快，为什么牛马能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就是人会合作。
因此，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利的人能够相互合作。在西方思想史上，这被称为“格劳秀斯难题”。格劳秀斯是四百年前荷兰的自然法学家，他说：作为存在物，我们确实是在追求私利，追求自我保持，并且爱争吵；但是，我们也渴望友善的社会交往。即使在获得生活必需品上无须相互帮助，我们也会渴望社会生活。人性的这两个方面因素使维持社会秩序问题变得非常明确：像我们自己一样喜欢吵架又渴望友善社会交往的存在者应该如何在一起生活？为了满足我们进行友善社会交往的愿望，我们必须对自己喜欢争吵的倾向作出什么样的限制？
格劳秀斯难题也就是经济学家现在讲的“囚徒困境”：尽管合作对所有当事人都是好事，但是自利的人基于个人理性的考虑可能选择不合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的基本功能就是使得自利的人能实现相互交往，不仅和平相处，而且合作共赢，“相偶不相残，相争不相害。”
这些行为准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道”。从古到今，伟大的思想家就是“为天下立道”，东西方都是如此。但不同的思想家提出的“道”不尽相同。儒家的“礼”，就是孔子为人类立的道。君子是“礼”的人格化表述。如果一个人按“礼”行事，就是“君子”。所以君子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做人的标准，是合作的楷模。
2自利利他：市场的逻辑
但是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基本上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 “利己”与“利他”经常处于对立之中，结果，倡导“君子”变成了要求牺牲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用儒家的语言来讲，就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类似地，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说基督教徒不应该成为商人，赚钱是不合道德的。但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绝大部分人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做到“不谋利”“不谋食”，结果就出现了大量的“伪君子”，他们以利人之名行损人利己之实。所以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合作程度非常低，基本局限在一个熟人范围之内。
两百多年前，人类发生了一场道德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动的。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
斯密说：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
他还说：
“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寻找与其能力相称的最具优势的就业，这确实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而不是对社会的考虑。”但他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见得就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对社会利益的促进，往往比他有意为之还要有效”。
亚当·斯密揭示的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就是：在市场中，一个人要自己活得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幸福，自己也不可能活得幸福。比如说，企业家要赚钱，首先要给消费者创造价值，让消费者满意。如果你不能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你不可能赚钱。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每个人。
3市场中的君子之道
现在，我按照市场的逻辑给出一个有关“君子”的分析框架。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两个评价维度：第一个是对自己好还是不好(个人善)，第二个是对他人好还是不好(公共善)。这样就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对自己有利也对别人有利；第二种，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损害别人；第三种，对别人有利，但对自己不利；第四种，对自己不利又损害别人。
用这样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讲的几种人：第一类人利己又利人，就是“君子”；第二类人利己但损人，就是“小人”。注意，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利已，而在于是不是损人；第三类人损已而利人，做事情给自己带来伤害，但是成全了别人，就是“圣人”。圣人和君子的区分不是他是不是利人，而是不是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后一类人既损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可以叫做“恶人”，也可以叫“愚人”，因为他不仅恶，而且非常愚蠢。
依次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君子之道。市场不要求我们变成损己利人的“圣人”，但市场会惩罚损人利己的“小人”。市场中君子做人做事的标准，我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利已先利人。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你要给他人创造价值。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老板，你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你为他创造的价值。如果做到这一点，你再赚钱，那就是君子。在市场当中，不仅企业家，包括每一个人，我们在谋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要问一下我做这件事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好处的，如果给别人带来的好处超过我从中得到的收益就是君子所为。如果你给别人带来的收益小于你自己从中所得，这就是小人所为。用这个标准来看，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利用人性的弱点而赚钱。
如果你明明知道别人买了这个东西之后会后悔，你仍然忽悠别人买，你就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也不应该利用政府关系或者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如果一个企业家不是真正的去讨好消费者，给消费者生产出最好的产品，而是怎么讨好政府，从政府拿到特权来赚钱，这就是小人所为，不是君子爱财应采取的道。
第二，诚实守信。市场经济不是一次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玩的是重复博弈。重复博弈当中每个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你的名声，别人是不是相信你。如果别人相信你，就愿意跟你持续地做生意，买你的东西，或者与你形成其他的合作关系，这时候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诚实守信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好的商业政策。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声誉，不可能在市场上持续赚钱。靠坑蒙拐骗即使短期内成功，长期一定会失败。这样的人之所以是“小人”，不是因为他自利自私，而是他愚蠢，鼠目寸光，不知道诚实守信才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理解为长远利益，“利”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君子注重长远利益，小人注重眼前利益。这样就可以把古代儒家倡导的行为准则与现代市场当中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则统一起来。
第三，换位思考或者叫“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来自人类换位思考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人类就不可能合作。忠恕之道隐含的一个假设是人与人是平等的，你是人，别人也是人，所以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仅要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别人，你自己想赚钱别人也想赚钱，你自己想从交易当中得到好处，别人也想。只有这样思考问题，你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利。这就是亚当·斯密讲“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是要谈对他们的好处”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做生意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得好处，不同时想着别人也想得好处，交易就不可能发生。
“忠恕之道”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可以说他是愚蠢的，也可以说他是极端自私的。同样，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才是唯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利益不用考虑，这就不是君子之道。
第四，尊重产权和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产权是市场逻辑的基础，尊重产权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意愿，任何交易要建立在别人意愿的基础上，只有别人愿意才是好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强制的方式强迫任何人做交易。尊重产权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比仁慈更重要。一个人即使成天为慈善捐款，但是如果他不尊重别人的产权和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人绝对不可以称为君子。
第五，有创新精神。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来自创新。市场经济是创新经济，不是循环经济。我们今天消费的东西跟两百年前非常不一样，两百年前人类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2到3次方，今天是10的8到10次方，这些新产品都是创新的结果。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人如果要成为君子就要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至少你不应该阻碍别人创新。一个人如果不仅自己不创新而且总是试图阻碍别人创新，这样的人也不能够叫做君子。由于创新总是面临不确定性，有失败的风险，君子也应该具有宽容精神。
4法治社会与君子之国
依照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一定是君子主导的经济，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讲，只有对别人做出贡献自己才能得到好处。企业家赚钱的前提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员工如果不能为企业的生产做出贡献，也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发财致富和高官厚禄主要靠强盗逻辑，而非市场逻辑。社会地位最高、积累财富最多、最受民众顶礼膜拜的人，通常就是那些杀人最多、掠夺财富最多、统治和奴役人最多的人。按我刚才讲的标准，包括古代好多贵族、骑士、将军、政治家，谈不上君子。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上个世纪初，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设了一些新的爵位，授予那些靠自己打拼成了百万富翁、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人。这引起了英国一位世袭议员的强烈不满。当问这位议员“您祖上又是怎么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说：“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这是古代贵族的起源。
“利己先利人”当然是理想状况，在现实市场中总是存在损人利己的“小人”。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有漏洞。最重要的制度是法律制度，还有社会规范。如果一个社会中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能够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时候君子就很难在竞争当中胜过小人，小人就会多起来。
有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能否用守法还是违法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简单地说，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的，现实中却不一定成立。在理想状态，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合法的就是合理的。此时，守法既利人又利己，违法既损人又害己，做君子就容易，做合法的事情就是合理的，不守法的人不可能是君子。但是，现实中，如果一个社会法律不合天理(自然法)，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做君子就很难，违法的未必是“小人”，守法的也未必是“君子”。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对个人来讲，利人不如损人，君子竞争不过小人，这个社会就会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就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问题了。
市场制度最道德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1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
人类犯错误或干坏事有两种原因，一是无知，知识有限，不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想干好事，结果却成了坏事；二是无耻，明知这事坏，损害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去做。比如，在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链条中，好多人做了负面贡献，其中有些人可能出于无知，有些人可能出于无耻。
现实中，这二者很难区分。许多无耻行为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是因为无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简单地把人类犯的所有错误，都归于无耻，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关于市场经济，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要保有这样一种认识：市场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拥护市场的人没有想过用市场改变人的本性；反过来，正因人的本性没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更符合善的要求。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self-cen-tered)。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这样看，亚当·斯密也这样看。
亚当·斯密说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与物理上的距离有关，二是与生理上的距离有关。人因为能设身处地，才会同情他人；因为能将心比心，才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可能。看到自己的亲人过世，比看到几千公里外非洲人的过世时的同情心肯定要大；看到猴子被杀，比看到蚂蚁被杀时的同情心也要大。为什么？因为猴子比蚂蚁与人的相似性更大。而你对蚂蚁的同情心，可能比对植物的同情心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信奉佛教的人，不吃荤，只吃素，因为动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来更大。所以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
并且，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为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比为不认识的人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多；拔己一毛而利天下的人比比皆是，但舍己一命而救他人的寥寥无几。这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都讲到了。
我的理解，儒家的一整套伦理体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儒家伦理是有等级的，为什么从亲情孝悌扩展到宗族、国家层面？因为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
事实上，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什么不同。关于人性的假设，无论科学的宗教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样。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儒家内部有人性恶、人性善的争论，西方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对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描述也大相径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主张都从这个假设展开。
2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是自我中心的，但任何人要生存都离不开他人的合作和协助，人类怎样从以自我为中心到达合作和互助？或者说，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够给他人带来好处，而不是伤害？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better life。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两种：第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得到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是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比如，老子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佛教主张通过了悟“空性”达到“无我”的境地，以“普度众生”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我要修炼才能达到，不是天生无我，要是天生无我就没必要修炼了，也就没有宗教了。从这方面讲，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
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
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幅对联，大概是这样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和市场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
认为市场的逻辑和伦理宗教对立，完全不对。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我认为市场制度是最符合伦理道德的，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
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得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得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时，同样情况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
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你存款时它只付百分之一二的利息，而它贷款时收取百分之五六的利息，这么大的利差，傻瓜都能赚钱。银行的高利润，有一部分靠的是剥削储户，而不是创造价值。这不是市场，这是反市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了。
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的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
3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
前文的意思不是否定宗教的、伦理的追求，它们和市场本身是一样的，使人有善的行为，只是宗教和伦理是从人心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
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但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
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司马迁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坚定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者，他说得很清楚，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所以我认为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的主张者、捍卫者。
早司马迁几百年的老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老子承认人们追求幸福的正当性，他对政府干预政策对人类幸福的危害有深刻的认知，但他没有理解市场的奥妙，所以他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与老子不同，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虞，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一瓶矿泉水，它是谁生产的我们不知道， 这个矿泉水公司的老板我们不认识， 我们为什么能够放心喝它？就是因为利润制度的作用， 你的利己之心， 一定要变成利人之行。伦理、 宗教、 哲学， 我觉得和市场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考虑问题角度不一样。好多科学的不同， 不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 趋于这个目的的方法不一样。因为人是无知的， 教育就非常重要，就是让人们更懂得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不要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
有一点要强调，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方说，一样东西我说两块卖给你，你说不行，得五块才买，我说五毛就行了，你说不行，得二十块，这个交易绝对成交不了，因为都太为对方考虑了。市场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讨价还价，才有利益均衡，如果都是慷慨君子，交易价格反倒没办法确定了。
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但这一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和找到，也可以反过来说，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因为善的动机既可能做好事，也可能做坏事。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使你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必须首先满足别人的利益；第二还要教育人，教育不是给人灌输什么，而是让人明白事理，不犯傻。就像我经常给企业界讲的，什么是企业？一个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是你的声誉，是名声。我们天生就看得比较近，要让一个人看得远一点，需要有好的制度，还需要好的理论研究。这么讲是有依据的。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更诚实守信。不诚实守信你企业是存在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完蛋。相反，哪个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受到政府的干预多，哪个地方坑蒙拐骗就多。
当然我不否认修心很重要，但修心本身也是自我利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可。我们希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受人尊重，所以必须有个好名声，这些本身也是自我中心为基础的需要。人的道德、善心，还是基于自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套用亚当·斯密的话，劝道人们行善的最有效方法是告诉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别人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你瞪我一眼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自己，你打我一顿我也不在乎，又何必关心他人呢？
4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人都自我中心，但又需要别人的合作，怎么能够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的哲学、道德学、市场理论都希望解决的。我深信，市场经济本身是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
前面讲到，支配人类历史的就两大逻辑，一是强盗的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国家之间打仗是强盗的逻辑，自由贸易、交换是市场的逻辑。我相信这两个逻辑未来仍然会并存。我们希望处理国际关系也能用市场的逻辑，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靠自由贸易，而不是靠征服、靠武力解决问题。好在人类都有学习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不打不成交”，开始可能喜欢用打的方式，用侵害别人的方式，最后两败俱伤，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开始“交”往。“交”就是交换、互利、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企图用强盗的逻辑富强，没成功，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靠生产汽车、电子等产品发展起来，依靠的是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走向市场的逻辑。我们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说这对美国好，美国人也说这对中国好，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之处。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伦理道德和市场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完全成为统一体。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经济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来不否认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制度是大框架，同时也要道德伦理。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渺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
以前上学时，一个同学铅笔刀丢了，老师让学生排成一队，看谁脸红，脸红的人就是偷铅笔刀的人。现在再把人叫一块儿，不再脸红了，这方法没用。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这是让我最痛心的。强调伦理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建设贡献不大。
除了无知和无耻，社科院钱津教授讲的“无奈”，非常有启发性，也有活生生的例子，如央视经常播些节目，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很无奈。但我想，无奈是因为意志或能力软弱，通常是由无知或者无耻派生出来的。
5普适价值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价值是我们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目的是解决我们的冲突和约束我们的行为。比如开车要靠右行，有这样一个规则，冲突就大大减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全球化出现后，一些地方的价值观、规则还会保留，但一些基本规则就得统一了。在中国开车靠右行，在英国靠左行，如果英国人和中国人在同一条马路，就要统一规则。欧洲各国原来的交通规则也是不一样的，拿破仑以来的欧洲一体化导致了欧洲交通规则的统一。瑞典在1967年之前是靠左行，后来改成了靠右行。
在全球化时代，一定要有全球共同遵守的规则。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中国价值的独特性，按前文的逻辑，可能是因为无知，也可能是因为无耻。反对普适价值可能对人类本身不是件好事，如果没有普适价值，人类怎么可能相互交往呢？比如，不同国家之间要按照市场的规则交 换产品，就得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制度就应是普遍认可的规则，我不能抢你的东西，我也不能强迫你买我的东西，只有通过谈判，才知道什么是公平价格。 有个共同的规则，从平衡利益的角度看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说开车不需要统一的交通规则，结果可能是冲突甚至更为悲惨。当然，普适价值并不 是简单地把某一方的规则强加给另一方，规则的形成可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再举一例。如果各国都坚持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大家就没法交流。一百多年前有人创造了世界语，但没流行起来，语言是数千万年历史积累起来的，人为创造一种语言可能像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行。我的意思是，交流首先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其次才是使用哪种语言。具体使用哪种语言可能与历史有关。英语成为世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通用语言，有诸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现在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中国崛起。中国人的一些价值观念也可能变成普适价值，儒家、道家等传统哲学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就是证明。如果不承认普适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普适价值也是可能的。人类本来就是同宗同族，一万多年前的冰盖融化把各大洲分开，人类现在的不同文化是在一万年以内形成的。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基因上不应该有文化冲突。
其次，人类好多利益冲突被我们大大夸大了，这些夸大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因为无耻。有思想者把人类的冲突都归结于不可协调的阶级矛盾，最后将一切都归为斗斗斗。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冲突是发生在工人内部，而不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现在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人主要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帮助中国游说美国政府的反倒是美国的企业家，而不是美国的工人，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大于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前一个冲突也由于我们的无知被夸大了。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中国和东南亚、日本的冲突，真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无知的教育灌输的理念导致我们夸大了冲突。现在，完全有可能通过更多沟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使得普适价值的形成应该更加容易。过分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对中国的利益或者说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好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如果大家都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都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价值，为别的国家、民族带来财富而获得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个世界的冲突就会变少，自由贸易非常非常重要。我在美国演讲时推荐美
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自由贸易的理论；二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讲“大邦者下流”，说的是真正做一个世界的领导者，不能太趾高气昂，不能太跋扈，要有胸怀和气量。要领导不同文化的人民，尤其如此!伊斯兰文化虽然与我们不一样，但人的本性一样，他们也热爱和平，问题是我们需要真正理解他们。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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