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步弯曲的
2022/11/17 23:01:38 哲思学意
以下文章来源于悦读哲学，作者李晓婷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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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与档案馆斗智斗勇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
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
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
“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脏，下次就要脏，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
“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者已然实现。
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
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
《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
“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
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大陆和台湾同时成了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
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
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阿城老师也说：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国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算是第一次知道关于“五四”的另一种讲法。
罗素夫人阅读此书后亲笔致信周策纵：当我读你的《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因为我要为这书而感谢你，我必须恭维你在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而最权威者莫过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的批评：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由于“你懂的”原因，一直到20世纪末，周策纵享誉全球的《五四运动史》才得以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岳麓书社1999年“海外名家名作”丛书排名，《五四运动史》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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