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公布！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发展形势？
2022/3/9 JIC投资观察
JIC投资观察原创文章
作者：李浩，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
本文5185字，阅读时间约12分钟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1年国民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经济延续了自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持续复苏趋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其中最受广泛关注也最具代表性的数据是，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
我们需要看到，一方面，国内疫情的有效防控和外贸外资的持续强劲，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下半年以来频发的局部汛情疫情，全球供给冲击下原材料成本压力、房地产调控、平台监管及“能耗双控”等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实施，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开始凸显，复苏进程有所放缓。
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2年是我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运行的一年，但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发展也有压力。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挑战，总的看，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因素没有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有变。
01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回顾
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我国GDP超114万亿元，为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顺利完成年初“两会”制定的6%增长目标。从全年的经济走势看，突出表现为两大特征：
一是“前高后低”。2021年上半年，疫情对国内经济冲击明显减弱，叠加2020年同期的低基数，出口和房地产投资高景气推动经济增速大幅反弹， GDP同比增速高达12.7%。
但进入下半年后，国内局部汛情疫情多发，房地产在严格调控下快速降温，叠加“能耗双控”升级，局部地区限电限产，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仅4.9%，第四季度增长4.0%，经济下滑速度超出预期。
二是“内弱外强”。2021年以来，虽然消费实现了正增长，且对GDP贡献率较2020年同期大幅提升，但受到国内疫情多轮局部反复影响，恢复速度整体仍然偏慢；同时，随着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财政支出进度不及预期，基建投资一直表现平淡。
相比之下，海外复苏带动外贸扩张，出口持续维持高景气，对GDP增长贡献也远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
GDP增速变化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出口：数量因素对增长贡献已经衰减
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91009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出口增长21.2%，进口增长21.5%，贸易顺差达到43687亿元。“供给替代”效应仍是出口持续超预期的首要原因。
发达经济体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下，需求恢复速度远快于供给端；与此同时，全球疫情时有反弹，供应链不畅造成供给冲击，而我国疫情防控得力，产业链、供应链比较优势凸显，出口份额在全球复苏背景下保持较强韧性。
2021年以来外贸维持高景气水平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口形势并非完全如数据显示的一样乐观，实际上，下半年以来的出口高增长很大程度是由于价格上涨因素。从海关总署公布的出口货运量增速看，8月后呈现逐月下降趋势，到11月后甚至已转为负增长。这表明，数量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已经乏力。
三季度以来出口货运量增速持续回落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消费：预期转弱造成修复持续缓慢
2021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3.9%，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0.7%。其中12月同比增速仅为1.7%，显著弱于工业生产和出口增长。
从数据直观看，消费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仍是疫情冲击，特别是餐饮旅游等接触性服务消费受疫情反复影响持续低迷。此外，通胀回升背景下，包括网上购物等在内的商品零售复苏动能也出现了减弱迹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回落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但实际上，造成消费一直难以有效提振的根本症结在于预期转弱：2021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出现明显放缓；特别是下半年开始，教培、平台经济、房地产等多个行业接连调整，造成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摩擦性失业增加。
在此背景下，居民防御性储蓄动机不降反升，从2021年第三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来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二季度短暂回升后再次回落，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 24.1%，环比下滑了1个百分点。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加快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投资：整体低迷但结构有所优化
2021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恢复，两年平均增速达4.5%。但下半年以来步入下行，到2021年末，两年累计平均增速已降至3.9%。若剔除工业品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投资量的下滑将更为明显。
2021年以来投资增速放缓结构分化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2021年投资低迷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严监管之下房地产投资显著走弱。随着“三条红线”、贷款集中度考核等监管措施连续落地，2021年房地产企业新开工和拿地积极性都遭受打击。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房企债务危机发酵，行业投融资环境显著收紧。在此背景下，房地产销售持续回落，房屋新开工和施工面积也随之出现下滑。
另一方面是受财政后置影响基建投资持续偏低。2021年以来专项债发行进度一直落后于2019年和2020年同期水平，虽然年末有所提速，但实物工作量已难以在年内大幅增加。
同时，财政支出也较为谨慎，1-11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8%，支出同比增速则仅有2.9%，且近两年财政支出更偏向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支出，与基建相关的支出增长较为乏力。
2021年财政支出增长一直维持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 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不过，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整体表现较好，全年同比增速高达13.5%，但行业结构有所分化。受益于上游利润改善和出口景气，能源、化工、钢铁、医药、计算机电子等行业投资景气度较高，中游制造业和下游消费行业则由于受到原材料成本挤压，投资意愿相对低迷。
此外，在三季度“能耗双控”政策加码背景下，部分高耗能企业利润无法转化为投资，导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修复斜率有所放缓。
通胀：呈现上下游“不对称”特征
2021年国内物价走势上下游“不对称”特征非常显著，PPI单月涨幅一度创近20年新高，而CPI则始终维持在1%-2%左右。PPI大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输入性通胀压力。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较大力度政策刺激对冲疫情冲击，需求整体旺盛，推升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价格上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不可避免会受上游通胀传导。
2021年“通胀剪刀差”显著扩大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此外，2021年下半年以来“能耗双控”造成的供给约束进一步推升PPI走高。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有19个省份能耗强度未达到要求，部分地方为遏制高耗能行业能耗过快增长，在三季度采取了限电、限产甚至关停等措施，造成煤炭价格一度急剧上行，水泥、粗钢、铝材等工业品生产也受到较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国内上游通胀压力。
2021年CPI能够一直维持在较低中枢，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终端需求恢复偏弱，价格传导机制不畅，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猪通缩”造成价格指数扭曲。
由于猪肉价格在CPI编制中占据较大权重，而疫情发生以来猪价同比降幅一度超过40%，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的CPI涨幅。
事实上，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已出现了较大涨幅，而11月以后，随着猪价逐步企稳，CPI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跳升。
2021年以来猪肉价格大幅下跌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02
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挑战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2021年7月，日本央行学者发布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认为，只要中国遵循其他东亚经济体实现的“赶超路径”，到2035年，经济规模仍然具有翻一番的潜力。
但是，这一赶超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几大长期挑战。
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自2010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开始见顶下降，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可能很快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
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至7.52‰，创1949年以来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升至14.2%，为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
此次疫情暴发前，部分发达国家就已面临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停滞问题。而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问题最严重的日本水平。
从日本的历史经验看，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造成持久的总需求不足和负产出缺口，导致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持久下跌和通货紧缩，还会对金融、财政等方面形成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
显然，无法维持良好的人口结构，就难以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本支撑和内需支撑。
图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加速下滑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共同富裕目标推进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分配格局的激励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也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2至0.3左右，而到了21世纪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就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警戒线”。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基尼系数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但仍不容乐观。
本次疫情对不同经济阶层的冲击是不对称的。2020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长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了4.8个百分点，而奢侈品销售额却逆势增长了48%。
放眼全球，拉美国家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导致阶级固化，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陷入长期停滞，迟迟无法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在发展过程中注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韩国、以色列等国，则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表明，持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有利于应对外部市场萎缩，形成内需主导型的自主增长，对于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路径转型意义重大。
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1967)曾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指出，由于服务业技术进步通常比制造业慢，名义工资水平上涨会使得服务业生产成本提高，若经济不断发展，则劳动力将会向服务业转移，整体经济增长率会逐步下降。
另一位学者富克斯(1968)通过对美国经验数据的检验，进一步认为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据此，经济学界将上述结论称之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并将一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可能带来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现象称为“鲍莫尔病”。
2012年，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超过制造业，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首次超过50%。从建国以来我国产业间“就业—生产率”结构的历史演进看：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逐步萎缩，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则加速上升。
与之对应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却在逐渐扩大，并且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绝大多数年份均高于服务业。
我国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在增大
资料来源: 腾讯研究院，以1978年为基期
从服务业的各子行业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制造业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近年来生产率水平也出现较为明显下降并且低于制造业。但是，同期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名义工资水平却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显著下滑
资料来源: 腾讯研究院，以2010年为基期
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名义工资增长仍保持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 腾讯研究院，以2010年为基期。
上述经验证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可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鲍莫尔病”迹象。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推进，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高并逐步成为产出和就业份额占比最大的产业。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此，如何避免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造成的国民经济效率下降，保持产业比较优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面临的挑战。
“双碳”目标实现的挑战
自工业革命以后，全球气温上升不仅导致极端天气频发，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推动实现碳减排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不仅是中国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这一过程中对产业发展必然会造成约束。同时要提高清洁能源的占比，必然也会导致能源成本上升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此外，未来随着碳交易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将绿色成本显性化，必然也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
显然，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为代价，而是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调整两个目标。因此，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实现“双碳”约束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推动“双碳”目标任务艰巨
资料来源：同花顺IFIND，建投研究院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值得关注的四点“边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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