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要43年，中国为何只给自己留30年？
2022/3/9 JIC投资观察
JIC投资观察原创文章
作者：张炜哲、李沛函，中国建投集团成员企业建投控股
本文6317字，阅读时间约15分钟
2021年10月31日-11月13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197个缔约方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就《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
大会期间，有两件算得上意料之外，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是中国和美国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两国将在未来10年共同为减排作出更多努力。回想六年多前，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形成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个月后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顺利达成《巴黎气候协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
二是当大会协议要启动表决程序时，印度打断议程，要求对协议部分内容作出修改，将“逐步淘汰”煤炭改成“逐步减少”，并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被最终接受。联合国官网的通讯稿上直接写着“在谈判的最后一刻，中国和印度提出就淘汰煤炭的措辞进行修改。”
气候变化与碳达峰碳中和，似乎成为了可以超越众多分歧的难得共识。
截至本次大会，已宣布将于本世纪中叶达到碳中和目标的经济体GDP已占到全球的90%。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用43年，日本用37年，而我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
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形势？为什么中国要做这样的抉择？企业又应该把握怎样的机会？
01
危机与应对
2020年以来，全球异常天气明显增多，从澳洲的山火、北美和地中海的创记录热浪，到我国和西欧的罕见暴雨洪水等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气候形势恶化 ，导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长期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造成全球变暖的最大因素，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国际社会对此并非没有准备，近三四十年间，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正常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科学家警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气候变化首次提上国际社会议事日程。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并于1990年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 ，政府层面开始正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于1994年正式生效，终极目标是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截至目前，条约共有197个缔约方。
1995年，公约缔约方首次大会在柏林举行，并形成了每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在此框架下，《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通过，2005年生效，初步确定了发达国家间排放权贸易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约机制。
“巴厘岛路线图”于2007年通过。《巴黎气候协定》于2015年通过，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2018年，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中分析了全球升高2℃和升高1.5℃所可能将带来的灾难，并将碳中和定义为“当一定时期内通过人为二氧化碳移除使得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平衡时，实现净零二氧化碳排放”。
根据IPCC报告，若全球气温升温不超过1.5℃，那么在2050年左右，全球就要达到碳中和；若不超过2℃，则2070年全球要达到碳中和。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今年气候大会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1年全球气候临时报告》，称2015年到2021年将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7年，同时警告地球正进入“未知领域”，极端天气事件已经成为新的常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致辞时表示，“从海洋深处到高山之巅，从冰川融化到极端天气，全球的生态系统和所有社区都在遭受破坏。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必须成为人类和地球的转折点。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以保护未来并拯救人类。”
气候变化，不仅是涉及全人类的环境问题，更是生存问题。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只有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实现碳中和，才能保护人类的未来。
02
矛盾与博弈
既然通过实现碳中和来控制全球变暖的趋势如此重要，达成共识的过程为什么又会如此艰难？最大的原因，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
碳排放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初期，经济水平和碳排放水平都比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经济水平和碳排放水平同时快速增长，直到碳排放达到峰值(碳达峰)；之后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占比逐步增大，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直到达到排放与吸纳相等的临界值(碳中和)。
世界各国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经济水平等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大部分早已完成碳达峰的过程，如英国1973年实现碳达峰，法国、德国、瑞典1978年实现碳达峰，美国2007年实现碳达峰，日本2013年实现碳达峰。而发展中国家尚未经历这一过程。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从工业革命以来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而是气候变暖的受害者。
从工业革命算起至2020年，美国0.46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和欧盟0.35万亿吨的累积碳排放量，均远超过中国的0.2万亿吨。
现在强制压缩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空间，等于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设限，将发展中国家强行锁定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或是需要向发达国家付出较高的碳排放成本。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明确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原则，本来正是这一特点的反映。然而每次气候大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为具体如何实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进行激烈争论。
对于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控制碳排放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问题，始终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协定。虽然发达国家自称气候融资完成程度逐年提高，但“掺水”和“凑数”现象严重，一些国家甚至把道路建设等发展援助资金改头换面算作气候援助资金。
更有甚者，作为累计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且人均排放量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美国，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2020年退出《巴黎协定》(尽管美国已于今年2月重返)，进退之间完全以国内利益为考量，不愿承担必要责任。
此外，发达国家还试图最大程度地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例，在谈判全球升温控制目标和资金援助时，发达国家先是利用小岛屿国家对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海平面上升而面临被淹没的担忧，挑动它们提出更高的温控目标，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该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对立。
在谈判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分配时，故意把发展中国家分为“最贫穷国家”、“小岛屿国家”、“最脆弱国家”和“新兴国家”，宣称资金应有区别地分配，使发展中国家之间为寻求更多资金而产生矛盾等等。
对于刚结束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最终达成的协议也许令人感到“欣慰”，却依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在减少碳排放和气候融资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没有弥合。
碳达峰碳中和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若要后人不走前人一样的道路，则需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未来，博弈还将继续。
03
决心与选择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全球做出重要宣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确定为八项重大任务之一。
早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宣布，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水平上下降40%-45%，这是中国首次提出自己的碳减排目标——2020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承诺目标。
2011年，“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 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碳排放降低17%。碳强度减排目标与节能目标一并作为发展的约束性指标，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提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并争取尽早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的声明。这是我国首次提及与碳总量控制相关的低碳发展战略目标。
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单位GDP能源消耗和单位GDP碳排放分别下降15%和18%，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达峰。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排放强度下降幅度继续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是我国目前出台的最顶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明确了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五方面目标，并明确了主要目标。
根据海通证券研究所与公开资料整理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经过充分准备，已正式地积极参与原由西方主导的限碳减排运动之中。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有三大方面意义：
一是有利于体现大国担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社会持续加码减碳目标，碳中和逐渐成为一场国际竞赛。2021年4月，领导人气候峰会召开，各国纷纷更新其减碳目标：
欧盟将其2030年的减碳目标从40%提升至55%；美国宣布2030年达到50%的减碳目标，并再次正式提出2050年碳中和的承诺。此外，日本、加拿大、英国、巴西亦加大各自的减排承诺力度。
气候变化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体现了同世界各国一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彰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
其他国家碳中和/净零排放时间表
数据来源：碳达峰碳中和研究中心、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二是有利于守护我国利益，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完全由西方主导的全球限碳政策，很可能使得碳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新的“基础货币”之一。未来配额不足的国家必然需要通过交易向其他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并将导致每个国家只能根据碳排放的配额来规划自身的产业布局。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限碳规则的制定，可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新的全球限碳规则中得到体现。
三是有利于产业升级调整，以高质量发展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经济发展将从不可持续的高度资源依赖型转变为技术创新型，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心，成为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决策的内在逻辑。
主动适应、主动调整有利于我国提前进行产业布局。一方面，进行主动调整，促进传统高碳密度行业的升级。
另一方面，提前进行产业布局，大力推动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的平稳转换。
因此，我们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促进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
04
机遇与挑战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包括发热供电42%、制造和建筑23%、工业生产9.7%、交通运输7.5%。
而我国来自企业和居民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大致呈现7：3的关系。因此，助力相关重点行业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将是我国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定性因素。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了“碳达峰十大行动”，并特别提出“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强化环境责任意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提升绿色创新水平。重点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制定实施企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碳达峰十大行动
笔者认为，可以关注以下四方面的挑战与机会：
一是助推传统行业转型，为碳减排提供绿色资金支持。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
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
根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马骏预计，要实现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和在2030 年或之前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国际承诺，预计每年需要3万亿元到4万亿元人民币的绿色投资。
估计财政资金只能覆盖绿色投资的15%左右，因此绝大部分的绿色投资需要来自社会资金。通过准确的资金投放，支持高碳企业进行低碳改造升级，将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二是与低碳企业共同成长，适时开展ESG投资。
根据摩根大通统计，全球ESG在管资产持续增长，从2018年的近9000亿美元，增至2021年二季度的2.6万亿美元；中国内地与香港ESG基金在管资产也从2018年的40亿美元左右，增至2021年二季度的200亿美元；中国70%的ESG基金侧重于“环境”，并且大部分都是主动型基金。
不过目前，我国ESG的市场发展依然不够成熟，包括监管机构还未对ESG信息披露进行强制要求，且披露内容、披露标准缺乏统一的规范。市场上真正开展ESG投资的规模并不大，缺乏标准化的ESG产品等。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推进，ESG评分较高的企业，有望产生更多的绿色溢价。而ESG评分较低的企业，若把握好产业低碳升级机会，也有望形成更大幅度的收益增长。
三是关注金融资产质量，适时开展特殊资产投资保障金融体系稳定。
据财联社报道，在9月份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中，业内专家指出，双碳目标对金融体系带来多方面影响，对金融业的业务模式带来重大变革，对金融资产定价、估值、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影响。
要警惕双碳目标可能带来的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债券违约率提高的风险。一方面，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高耗能企业可能出现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在某些时间段可能出现市场过于恐慌，风险敞口被高估，包括对相关企业的债券价格等造成错杀等。
准确理解“双碳”要求，适时为企业提供纾困资金支持，进行特殊资产投资，有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障碳达峰目标的平稳实现。
四是跟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展望未来投资机会。
随着碳中和、碳达峰的推进，全球性的主权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必将建立，而哪个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越成熟，必将在最终体系建设中占据更多优势。
2020年以来，生态资源部先后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等重要文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于今年7月16日正式启动。
不过，现阶段，我国碳市场总体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较小，监管力量有限，市场流动性不足，市场单日交易量已由开市初的410万吨下降到不足10万吨，成交额由21023万元下降到300余万元。随着未来分阶段的完善和发展，全国碳市场交易空间值得期待。
展望未来，碳达峰、碳中和涉及国与国之间、各行业之间、各企业之间的长期博弈和不断均衡。虽然前路崎岖，但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企业可以在这场竞赛中占领先机，在履行责任使命的同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参考资料：
[1]张友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与开局思路[J].行政管理改革,2021(03):77-85.
[2]胡鞍钢.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及主要途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3):1-15.
[3]陈俊武,陈香生.试论本世纪末全球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难度[J].中外能源,2016,21(06):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0年度报告》
[5]《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
[6] IPCC决策者摘要《全球升温 1,5°C》
多地限电，燃煤之急待解，平衡双碳与经济增长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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