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
2022/5/6 18:00:00 JIC投资观察
来源：梅博士(ID:Dr-Mei)
作者：梅竹
本文2900字，阅读时间预计7分钟
2001年，尽管执行911恐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沙特人，但是美国仍然和沙特保持非常紧密的战略关系。
而这次俄乌战争导致全球油价暴涨，沙特阿拉伯拒绝配合控制石油价格，美国第一时间就将全球主要LNG产国卡塔尔升级为美国在中东的第三个“非北约主要盟国”(其他两个是科威特和巴林)，而卡塔尔与沙特以及卡塔尔和伊朗的关系想必大家都是清楚的。
美国现在可以将沙特这个全球最大产油国的战略地位降低，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场景。
这是因为2010年代的页岩油革命使得美国的页岩油已经成为全球原油供应的重要干预力量，美国甚至从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变成了能源出口国，能源的外部依赖性降低导致美国的中东战略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这次俄乌战争我们不难看出，和欧盟相比，美国在对俄制裁上毫无顾忌。无论是对沙特还是对俄罗斯，美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如此“游刃有余”并非只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受制于人，特别是其拥有强大的内需：家庭消费。
美国的家庭消费构成了整个GDP的绝对主体，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基石。
在家庭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价格，而收入的背后是就业。所以，西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都放在了就业和价格上。
由于此前数年宽松的货币政策等诸多原因，美国经济泡沫于1929年破灭，失业率持续上升，到1933年甚至高达25%。所以政府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解决就业问题。
而在一个国家强与不强甚至是用钢产量来衡量的大工业时代，罗斯福通过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更是拉动了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最核心产业的就业与恢复，从而成为美国走出大萧条的重要手段。
在新冠疫情期间，无法就业获取收入的人越来越多，西方政府普遍就用直接向居民发钱的手段来解决收入问题从而保障消费不受影响。而像美国这样钱发多了的自然就会引发严重的价格问题：通货膨胀。
所以美联储又开始大幅回收货币来解决价格问题，自然也就引发了中国利差倒挂，资本外流等一系列中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美联储的举措说明美国经济已经走出了疫情危机时代而进入后疫情时代。实际上，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3%的水平，甚至出现就业“挑肥拣瘦”的情况，美联储有底气在控制通胀上下重拳。
中国经济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况。
从上图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家庭消费和投资对GDP的贡献不要说和美国比，甚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有十分显著的差异：投资对GDP的贡献甚至高于家庭消费，家庭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那中国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很高的日本和德国相比呢？实际上，日本和德国虽然对出口依赖度很高，但是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达到51%和53%。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富而民不富确实是中国的现状。
如果我们假设在当前的家庭消费水平下实现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的GDP结构，那就意味着中国的GDP总量会分别下降17%和29%。
我一直说中国不可能搞单纯的“内循环”(也有人给我留言问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搞内循环)，说到底首先就是消费水平使然。
我更怀疑中国家庭收入水平高的那部分人群主要是属于外循环圈子里的，一旦内循环将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消费水平，从而导致连锁反应而极大恶化中国的经济。
有了以上对中国经济结构的理解，我们才有基础来谈论中国经济眼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断藏富于民，不断提升消费水平。
4月26日，媒体刊发了国务院于4月20日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
《意见》开篇就阐述了消费的重要性：“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应该说，国务院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结症。《意见》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
不是简单地强调刺激消费，而是要用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大工业时代看的是钢筋和水泥，罗斯福搞新政的同时也促进了核心产业的发展。那么对于现下的中国，刺激消费就不能简单为了GDP的数字，更需要识别未来全球产业升级的趋势。
比如文件提及要促进消费业态和模式，促进新型消费，积极推进实物消费提质升级以及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在我看来，通过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经济国策也不为过。
强调了服务消费。从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构成来看，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也已经是GDP绝对值和增量的最大贡献力量。
同时，第三产业也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根据人社部的数据，2019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占比为47.4%，几乎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一倍。
而就业是收入也就是消费的基础。这次疫情可能受打击最大的也就是生活服务类就业。
《意见》特别强调加力促进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持续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等服务消费，在强调消费的同时也是着重发展更高层次的生活服务业，有利于促进供给端的升级。
当然，作为这次疫情受打击最大的一个领域，也是解决就业最重要的一个领域，除了考虑长远的结构性升级外，短期内的更广泛地保服务可能是短期保护中国经济的关键。
当然，我还特别需要引用《意见》中的一条，尽管与本文主旨无关。《意见》提到“在各大中城市科学规划建设一批集仓储、分拣、加工、包装等功能于一体的城郊大仓基地”。这应该是亡羊补牢吧。
城市建设一定不能只注重经济而忽略民生，如果城市在近郊连适应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型配套民生物流基地都没有，显然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紧急状况下都随时可能彻底瘫痪。
回到主题，消费如何促进？
消费与收入和就业直接相关，我在《渐冻阴霾下的中国经济前瞻及应对》一文中提到了消费还是一个习惯(未来消费是过往消费的时间函数)，也提出“在宏观政策上，政府可能需要将所有的政策资源都投入到全力保消费、促就业、强信心上”。
可能需要出台的是一系列保消费政策，比如：
1.定向消费端刺激。对于有利于未来农业、制造、服务产业升级的消费，实行大规模的定向消费端刺激，将非所得税减税转化为销售价格折让或补贴，将实惠直接给到扩大消费的居民和家庭。
一方面促进消费，一方面促进优化的供给结构。
2.定向就业激励。以年初时点社保基金为基数，对于在既定期限内对增加雇员导致社保基金增加到一定量的企业，给予社保、所得税减税等优惠，对扩大规模的企业在中期予以鼓励。
同时，通过定向就业激励的方式可以刺激真正有效投资。由于中国经济中投资仍然占据主导作用，所以刺激投资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
但是对投资的刺激不应该局限于货币政策，而更应该直接鼓励能提高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投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2008年，中国大规模地搞基建来促进经济，当时的债务GDP比还只有30%。
现在，中国的债务GDP比超过70%，而且基建相关产能严重过剩，很难有明显的就业拉动作用。尽管可以让GDP的数字更好看，但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真实经济问题。
3.返所得税为消费券。按个人所得税缴纳金额直接利用诸如个人所得税APP发放相当金额的消费券，所得税贡献越多，奖励越多，以此拉动整体消费，重塑消费信心。
从2015年开始，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从持续下降扭转势头，出现上升的趋势。虽然占比仍然很低，但是消费对GDP增幅的贡献开始增加，到2018年甚至超过76%。
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扩大消费，实现藏富于民的过程中才可能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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