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带水与卧榻之侧——22分钟读完《菊与刀》
2016/8/8 精读
↑↑↑点击上方精读，关注我，置顶我
【精读君曰】
我们在一些战争片中往往会看到关于日本人的这一幕：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日军一旦面临被俘的危险，大多日本士兵都会选择自杀。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都要佩戴长、短两把刀，长刀用来杀别人，短刀用来剖腹杀自己。
那么，为什么日本士兵对待自己也能如此凶残？或许在精读君今天介绍的这本书——《菊与刀》中，就能找到答案。
一衣带水与卧榻之侧
(本文已获授权转载，来源亦无欢，微信公众号ID：yiwuhuan1226)
日本国策中有千古流传的扩张欲望，开拓“万里波涛”，
一衣带水之邦，亦在我卧榻之侧。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副绘画的组成部分。
他们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顺服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他们就是我们一衣带水的东方邻居日本人,如果你想了解他们,这本《菊与刀》就一定不要错过。
【一】
战争中的日本人
战争中的日本人认为，只有各国拥有绝对主权，那么世界上就会有政治混乱，他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只有他理解“各就其位的必要性”。
根据日本的等级秩序的理论，他应该扶持落后的小兄弟—中国，由于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一个大东亚种族，他首先应该把美国，然后把英国、俄罗斯从世界的那个区域排除出去，使之适得其所。
战争中的日本人，认为他会以精神战胜物质，强调非物质资源，精神是一切而且是永久的，物质的东西当然需要，但是次要的。
只要一切都是预知的，一切都通盘计划好了，日本人就能继续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自己这方主动愿望的结果，没有人曾经强加给他们任何东西，这样的宣称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必须的，换句话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最容易刺痛日本人并鞭策起他们的士气的，是任何针对天皇的蔑视性语言或直接攻击。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密不可分。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凌驾于批评之上的想法似乎是个骗局。
这种最听话的忠诚是无条件无限制，但日本人喜欢批评除了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团体，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大本营和顶头上司。他们没有毫无疑问地承认等级制的好处，但是天皇是例外。
日本士兵被教导的是，防范措施是没有价值的，死亡本身是精神的胜利。日本人的这套理论可以被推迟到最极端的地步，那就是死不投降主义。
荣誉与战斗紧密相连，日本人这样做，就好像他们再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投入到一条生活道路上，并遭遇失败之后很自然的选取了另一条道路。
【二】
各就其位
日本人有一个说法，意思是“各就其位”。
他们依赖于秩序和等级制，日本人对等级这种信赖是一种基本的信仰，他们用等级制的眼光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问题，他们接受现在的格局，但前提当然是他们的等级观念。
日本摆出他们的各就其位的信条是也是求助于某种生活准则，那种生活准则经由他们自身的社会经验早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内心，数百年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组织的生活的准则。
尽管日本最近兴起的西化运动，但它仍然是一个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存在差距，在日本，恰恰是在家庭，人们学习并细致地观察相互尊重规则，比如鞠躬者承认有些事情他宁可自己去处理，但别人有权来干预他的所作所为，受礼者则承认，他负有某些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责任。
在日本，只有上层社会才保有族谱。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忠诚的对象不是一大帮亲戚，而是某个封建领主，一个人的联系纽带是他所属的藩，在日本不存在对远祖的祭拜，神社是老百姓朝拜的地方。
在日本，孝道局限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家庭成员之间，孝道的含义是，在一个几乎是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以及后裔的团体里，一个人要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日本，长子在很早时候就获取了负责任的气质，各就其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也意味着年龄的不同，当日本人想要表达绝对混乱的局面时，就说那局面“非兄非弟”。
无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最终的位置取决于他是男还是女，日本妇女要走的丈夫的后面，其社会地位比丈夫低。
在日，本属于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做起事来就像是受委托者，而不是独断专行者，遇到重要事务时，任何门第的一家之主都要召集家庭会议讨论有关事务。
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环境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在家中学到东西应用于更加广泛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
日本封建社会是精密分层的，每一个人的地位都有世袭固定，从流浪汉到天皇，每个人在日本的等级制中都有极为明确的定位。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密设计的等级制看作是安全与稳定的保障，只要他们呆在既定的范围里，只要他们完成既定的任务，他们就可以信任那个社会。
【三】
明治维新
新生的明治政权的改革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并不受人欢迎。人们对任何这里措施都不热心。
例如历史上，西乡隆盛曾组织起一支规模齐全的反政府叛军，可见，明治政权在日本引起了多大的不满。农民的不满同样很大，在明治政权的第一个十年间，至少发生了190起农民起义。
到底是哪些人促成了这场进行得如此激烈而又不受欢迎的改革？是那个由低级武士和商人阶级组成的特殊联盟，甚至在封建时代日本的一些特殊习俗已经培育了这一联盟。
这种士商联盟很快就把那些能干而是新的行政管理者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制定政策并且谋划实施，他们根本没有把他们任务看作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把它看作一份工作，他们所构想的目标是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被人重视的国家，但是他们拒绝所有终止日本等级制的想法。
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和经济在所有活动领域，明治政治家们都按照“各就其位”的原则，在国家和国民之间分派职责。
他们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力统治，那种统治不必跟随舆论的方向，这一政府掌握在等级制的最高层手上，那一层面的人物绝对不会包括被选举出来的人，在这样的制度水平上人民不可能拥有发言权。
日本要确保的是，占据政府中的高级职位的仍然是阁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各就其位体制下没有自治。市、町、村都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就是一个社区的责任，在日本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大体上没有受到政党更迭情况的影响，依然由那些为整个社区做事的长者所领导。
然而地方行政当局在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所有法官都有国家委派，所有警察和教师由国家雇请，但是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国家同类机构之间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功能，这种习惯是在过去的经验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在伦理体系和礼仪传统中重现，只要阁下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那么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尊重，这不是因为这是一项得到人民拥护的政策，而是因为在日本逾越特权界限就是犯错。在日本眼里在所有国内职能上，中央政府都近乎至善。
日本政治家们认为，确保军队在等级中的至上地位是合适的，为了确保这一目标实现，他们在最高层作了安排，按照惯常程序，最高司令部继续拥有业已公认的独立文官政府的地位，在军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有关等级制特权的地方，日本人倾向于接受所有后果，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意这一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不支持逾越特权之间的界限。
在工业进程领域，日本人用政府的钱建立并资助他们认定他们所需要的企业，工业发展至于日本太重要了，以至于他们不信赖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他不是先生产消费品发展轻工业，而是先发展关键性重工业。
大规模的军工业依然属于政府官僚机构，并且受到政府特别的财政资助，在这些行业里，小商贩和非官方经营者根本没有合适的位置，只能进入最少的资本和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经营的剩余行业。
日本工业的这种两面性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显得非常重要，日本人在等级制中给巨富提供社会地位并与之保持某种联盟关系，如果某人在等级制范围之外取得财富，日本舆论就会忌恨他。
日本人不能把强求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的国家，他们错就错在他们以为能那样做，日本的道德体系要求他们各安其所，这种体系是适合于他们的，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他们并不能想当然的以为它也适合别的地方的人。
【四】
历史和社会的债务人
在日本，道德高尚的人不会说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日本人不会轻视过。
在日本，正直取决于个人在宏大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认可，大家互相欠债，既欠祖上的也欠同辈的。欠债意识会使人很容易冒犯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使他们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日本，表示义务的词汇往往涵盖一个人的负债意识，从最大到到最小，这个词便是“恩”。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时，他们的意思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类债权人慈善家称作恩人。
当恩被用于表示首要的恩德，即皇恩时，它总是意味着没有限制的奉献。日本人感到，如果不念及自己所受了皇恩，不可能为自己的国家生活和大大小小跟自己有关的事情感到高兴。至高无上的人就是那个有恩于你的人，今天，就是天皇。
从父母双亲而承受的当然是恩，这是众所周知的东方孝道的基础，这种孝道父母在孩子面前拥有战略性的权威地位，父母有恩于孩子，孩子要努力报恩，因此孩子必须竭力服从父母。
一个人对老师和主子也怀有特殊的报恩心理，他们常常说“恩情之大，难报万一”。这是一副重担，而且恩情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径直超越于受恩者的个人意愿。
在日本，人们不喜欢时不时的去肩负恩所指向的人情债，任何非官方的介入都会让人背负人情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而且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他将被怀疑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在日本人看来，诚惶诚恐是另一个表示感谢说法，这是一种苦楚的感觉。在大家所接受的结构严密的人际关系中，有恩而产生的欠恩意识往往激励人们只是为了报恩而使出浑身的劲，但是欠恩会很难受，很容易产生怨恨情绪。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所欠的人情债还在，那么无论怎样，你都会陷入麻烦。
【五】
报恩于万一
在日本人看来，恩是债，必须还。称作恩的，是原有的长存的债务，与报恩是两回事。后者是主动的，恩不是美德，而报恩是，美德始于你全力以赴的感激行为。
日本人的义务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报答父母的恩叫孝，报答天皇的恩叫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遍的命运，这两种形式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内容的极端化了。
在日本，孝成了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哪怕意味着要赦免父母的罪孽和不公，只有当它与忠于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会被取消，某人的父母哪怕不足取，哪怕破坏他的幸福，他也不能不尽孝。
所有一切都包括孝道之内，都是子女应当还给父母的人情债。日本人着重尽孝的只是那些被活人记住的，日本孝道最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他对活人中尽孝义务进行限制，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给祖先报恩的方式，是把他自己曾经收到过的照顾转移到孩子身上。
日本的家庭是高度组织化的，具有很大的限制，这是人们进入对象的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尽孝，未必就能得到家人的爱，在日本，正是因为日本人看重家庭，所以他们唯独不看重家庭成员个性和相互之间的纽带。
日本人强调的是义务是还债，年长者责任重大。家庭成员之间有着明显的怨恨情绪，这是日本孝道的典型表现，这一现象在另一项重要的义务即效忠天皇中是不存在的。忠是最高的美德它要求子民忠于天皇，必须成为就某种狂热的崇拜，而对象是一位幻想出来的好父亲，他与城市虽然有接触但出于泥而不染。
近代日本做了种种努力，要把忠的对象人性化，并特别的指向天皇本人的形象。天皇被打造成了一个象征，被安置在国内一切有争端的领域之外。日本文化的根基完全是人际关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作为忠诚的象征天皇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国旗。
日本人完全是在利用那个最高象征的人性特征，他们可以爱他而他也会有反应，当他们听说他顾及国民时，会被感动的惊喜若狂，为了让他宽心，他们愿意献出生命。
从内务管理中，从丧事到纳税中制约着一切事宜，税吏，警察和地方征兵官员都是工具，臣民通过他们向天皇尽忠，日本人认为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所受的最高恩典皇恩的报答。
【六】
最难承受是报答
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是情义，如果不经常谈到情义，日本人就不可能谈论动机，名誉以及他们在自己国家所遭遇的困境。
日本人的婚姻当然是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一辈子都要向对方家庭履行这种契约关系所带来的义务，这叫作为情义出力，安排这种契约关系的是父母，所以对父母一代的情义是最沉重的。
总之情义很难履行，一般人都不愿意，因此，在日本人听来，出于情义这一说法全然表示的是沉重的人际关系。
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不仅如此甚至对叔叔辈和侄儿辈的也同样是情义。一个人在不得不帮助远亲正如帮助姻亲时，会说：“我为情义所缠。”
扈从对主君和战友的关系是传统意义上很重要的情义关系，这种情义都被广泛赞誉，被等同于武士美德，在古代日本德川家族利用其影响力统一国家之前，它甚至经常被看得比忠还要重要可贵。
但是如今，人们常常会用充满怨恨情绪的语言讨论情意，强调是舆论的压力强迫某人违心地去履行情义。情义的规则非常严格，即严格要求报恩，如果你不履行人们就会称你为一个不懂情义的人，你就会羞于面对世人。
在日本，当一个人不能偿还情义时，就会被看作破产者，而且偿还情义被认为是完全对等的偿还，日本人忌讳还礼比送礼大的行为。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个惯例，如果偿还的时间超过了一定的期限，这份情谊就会像产生利息式的增长，当一个人为情义所迫，往往是指他被迫还债，那债务因为没有及时偿还而加重。
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是保证自己名声不被玷污的义务，对日本人来说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些义务不是之前所受好处的回报，在恩这个范畴之外，这是保护自己名声的行为不涉及之前受恩于别人的问题。对日本人来说，无论是报答还是报复，都是美德，对他们来说，只有在情义圈之外才有侵犯，只要某人是在维护情义，在清洗污名，就没有侵犯的罪行，他是在平账。
对自己名声的情谊还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跟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保持一致，如果他没有履行这项情义，他就没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日本，对自己名声的情义也意味着要履行许多别的义务。所有各种工作上的义务也与对自己名声的情义有关。
在日本专业人士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要求很高，任何工作被完全等同起来了，对他的行为和能力的任何批评都是都会成为对他本人的批评，而且他们敏感地以为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他们转而会去注意自己与入侵者的关系，而不是关注于自己手头上的工作。
把直接竞争的程度降到最低的做法，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盛行，他们伦理的基础是恩，所以留给竞争的空间很小，有些情况可能会是某人对自己名声的情谊受到质疑，会使他感到羞辱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使它们少之又少，远远避开直接竞争，礼节还要求任何事情在保证成功之前，要尽可能不让人知道。
日本人是讲礼貌的模范，他们要限制那些让自己必须去洗刷自己名声的事情，而人人要讲礼貌可以衡量出他们限制工作都做了什么样的程度，侮辱会引起愤怒，日本人保留这个逻辑作为无与伦比的手段，刺激人们去取得成绩。
日本人的许多所谓的精神特性，都源于对纯洁的爱和与之互补的污秽的恨。这就会有两种做法：一是把报复的欲望当做一种激励手段，促使自己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或者让它蚕食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受辱后被排斥而受伤这是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而不是迁怒他人，自杀是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性行为，如果事情妥当自杀能洗清他们的名声，使后人记得他们。日本人也会敬重自杀行为是他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受人尊重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所采取的手段，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视周遭环境而定，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自己名声的情谊的光明面。
【七】
人之常情
日本的伦理准则要求极端的对义务的回报和强烈的自制精神，对五官的享乐非常宽容，他们认为，感官快乐是有意义的，因而值得培养，他们寻欢作乐，重视享乐。但是享乐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定，不得侵入人生的要务。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肉体方面的小小享乐是洗热水澡，还有包括“磨砺自己”的冲凉水浴习俗。
睡觉是日本人沉迷于其中的另一种喜好，是他们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能把睡眠当作儿戏。
而吃饭是一种自由自在、享受快乐的放松状态，也是一种用来磨砺人的训练。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所营造的另一种人之常情。日本人认为，在人生的次要位置上，“性”好得不能再好，“人之常情”是没有邪恶的，对性的快乐不需要进行道德约束。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之常情，喝酒是一种快乐的消遣，大喊大叫狂欢是家常便饭，喝酒时可以完全放松。
日本人一直拒绝把恶的问题当作一种人生观，否认道德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含义，人之常情是人类不应该谴责的幸事。日本人所定义的人生最高的任务是：圆满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八】
美德：进退两难
用日本人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忠的圈子”、“孝的圈子”、“情义的圈子”、“仁的圈子”和“人之常情”的圈子，还有许多其他的圈子。但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邪恶的圈子”。他们把人生看做一出戏，要求认真地去平衡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关系。如果大家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
日本人认为，当一个人的个人欲望和义务规则发生冲突时，如果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欲望，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软弱的。
日本的教育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致力于把“忠”变成最高道德。在道德领域，他们通过把所有的美德置于“忠”这一范畴下，从而简化了义务系统。
日本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的美德，可以用做就善良行为的试金石。在大多数文化中，个人的自重与他们所秉有的某项美德成正比。
当现代日本人力图把某一项美德弄得超越所有“圈子”时，他们往往选择的是“真诚”，随后便是具体的规则：最高的美德是履行与“忠”有关的义务。
日本人使用“真诚”一词时，它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去热诚地遵循一条道路，那条道路是由日本的规则和精神标志出来的。一个人要为其行为本身以及行为所导致的边际效果负责。在日本，只有当一个人在遵循准则时，他才能有效地做事，并避免冲突。
日本人定义“自重”的方法不允许任何人以用心良好为理由，来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辩解。每一步都会导致一定的后果，我们不应该在没有充分评估的情况下贸然行动。
关于善行，日本人有明确的指示性标志，不遵照这样的标志行事，就是耻辱；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各种偶然情况，也是耻辱。他们说，耻辱是美德的根源。
在其本人的生活中，耻辱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看公众对自己的评价。日本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去相信：只有依赖于别人的认可，才是安全的。当外国人不把所有这些礼仪放在心上时，他们会感到迷惘。
【九】
自我修炼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能培养能力，另一类所培养的不仅是能力。自我修炼无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背后的制裁手段当然是相互的，在责任的种类上如此，在责任的等级交换上也是如此。
日本人认为，只有通过思想训练，人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日本人很强调自我修炼如何给人自己带来好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这样的折磨不会导致侵犯冲动；但他们的道德体系往往要求他们做出极端举动。
大多数普通的日本人都在寻求“圆通”的状态。在“圆通”的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为之间，连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不会有。这是一种效率的训练，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
许多日本教派，包括佛教和神道，都非常强调沉思默想的神秘修炼法、自我催眠和出神。他们宣传，潜在的力量只存在于人自身，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人才能扩大这力量。
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中搞成了沉重的负担，在这些抑制因素消失时，他们才会体验到自由和自足.他们高度赞赏“虽生犹死”的人。说“我虽生犹死”，意思是完全摆脱了冲突，“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自由地直接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十】
童蒙
日本父母训练孩子去过一种审慎而节俭的生活。过了幼儿期，限制程度慢慢地加强，到了结婚前后，一个人的自主程度达到最低点。
在日本人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男男女女受到了严厉的限制，而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
日本父母需要孩子，不仅出于情感上的满足，而且是因为：如果他们不赓续家族的香火，那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女人也需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的需要，而是因为只有做了母亲，她才能得到一定的地位。
童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相互之间显然有联系；其延续性在于：要受到同伴的认可，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后期，他被要求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乐事，不过，大人许诺给她的报酬是：他会得到“世人”的赞赏和认可。惩罚呢，就是“世人”会嘲笑他。
尽管有特权的早期童年经验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但他并不一味地感到，随后阶段的限制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在后一阶段，羞耻成了美德的基础。
日本男人行为中的矛盾性是极为明显的，造成这种矛盾性的是他们童年教育的不连贯性。他们既可以沉溺于快乐与安逸，也可以不遗余力地接受极端的义务。
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造成了种种紧张情况。
【十一】
投降后的日本人
在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日本行政管理体制很不一样，它纯粹是一个总部组织，利用的是从上而下的日本官僚机构。它把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日本国民或某个市县的居民。它所要做的是规定一些目标，让日本政府朝着这些目标努力工作。
日本人之所以能接受它，就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是由他们的文化决定的。
日本的文化不是粗鲁的权威主义，父亲对孩子既关注又关爱，在人生最初的经验中，在跟父亲一起时，孩子就学得了这种态度：它变成了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范式。
在日本，不管是在个人还是在国际关系上，这都是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日本人认为，他施行了一项行动方针，但没有达到目标，他就是犯了错。既然失败了，他就要抛弃这项方针，因为他没有必要追求失败的方针。
战后，保留天皇的作用很大，而且美国的政策也允许日本人得到某些满足。假如不用日本政府人员进行管理，许多问题至少会同样尖锐。
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别国的人民接受某种生活方式：因为那种生活是按照他的情形造成的，而别国的人民没有他的习惯和观念。而战后日本人应该已经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天皇帝国的美梦不是通向荣誉的康庄大道。
日本其实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毕竟同属东亚文化圈。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那么同样，以日本为镜，可以思自己。
妄自尊大即是夜郎自大，不管你地盘有多大；
尊重事实，承认差距，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以下链接，也许会成为你的认知拐点：
阅读打卡10周体验
90个书单 70本好书导读
9分钟速读一本书系列40篇
财商12篇微课 情商102篇微课
学习力145篇微课 工作力90篇微课
↓↓↓点击阅读原文上京东，马上带走《菊与刀》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精读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