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推荐】 从《呦呦有蒿》等三本书说起
2015/12/13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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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当地时间12月7日，斯德哥尔摩卡洛琳斯卡学院诺奖演讲报告厅历史上首次响起略带吴音的中文女声——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身着一袭宝蓝色套裙，在全世界面前，讲述了40年前中国科学家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艰辛故事。而在世界这端的中国，这段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史”，也先后在饶毅、张大庆、黎润红三位学者的手中，经过历时7年的采访、考证和整理集结成三本专著。
面对繁杂的历史背景和庞大数量的史料及当事人，怎样实现“一部中国医学经典案例和思想史”的真实记录？这样的著作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请您跟随我们，一起听听作者之一黎润红的讲述和相关学者的声音。
《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和《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家的诺奖之路》三本书的封面。
记 者：《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以下称《呦呦有蒿》)和《“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以下称《访谈录》)，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家的诺奖之路》(以下称《诺奖之路》)这三本书，均是在屠呦呦老师获得诺奖后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版发行了，尤其是《访谈录》有四十几万字的体例。这是不是得益于前期已有相当的研究作为基础呢？
黎润红：是的。其实《访谈录》一书是2014年就完成并交给出版社的，只是正常程序走到现在出来，很凑巧的一件事。
对青蒿素研究和“523”任务进行史料的收集，是饶毅老师自2000年就想开展的事情，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深入着手。2008年，我考入北大医学部，成为了张大庆老师研究医学史的研究生，也开始跟随两位老师正式开展起对那段历史的发掘。后来张老师建议将这段历史纳入樊洪业先生编撰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2010年，恰逢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我们的研究项目也被纳入进来，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方面的支持。正因为有了这些支持，我们才能前往全国各地进行资料收集和人物采访。从2008年底至今，我们先后采访了包括屠呦呦、余亚纲、张剑方老师等50多位当时参与了“523”任务的老同志，收集并翻阅了无数的档案、文件，以及来往通信和工作日记。《呦呦有蒿》从“523”任务、青蒿素的前世今生、科研大协作和诺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史料的梳理；《访谈录》中则集结了29位当事人口述的一手史实；而《诺奖之路》不仅记述了青蒿素研发历史，还以更全面的科学线索和历史背景，还原了中国科学在诺奖光环下的一段悲欢往事。
屠呦呦老师荣获诺贝尔奖是国人和科学界、医疗界的一大幸事，而对我们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次使得研究青蒿素的过往为更多人关注的契机。不管获不获奖，这段荣耀的历史都值得被记录。
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合影(二排左四为屠呦呦)，北京，1981年。
记 者：很多人都称青蒿素研究的这段过去为“秘史”，这可能也与当时庞大的参与人数、复杂的历史背景等有关。对此，你们的研究是如何着手开始的？
黎润红：当时，网络上、市面上、资料库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寥寥几笔，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线索，只有一本未在市面上进行销售发行的、由当事老专家们出版的《迟到的报告》。
2009年4月，我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第一次去见屠呦呦老师并取回她赠送给我们的《青蒿素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记得那天，我们从早上9点一直聊到下午，屠老师回顾了很多青蒿素发现的过程，我也对当年的研究有了一次比较直观的认识，不过对好多细节还不甚明白。
而另一边，通过网上仅有的《迟到的报告》一书信息，我们辗转联系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桥，也联系到了负责外企在国内青蒿素项目的中信公司经理刘天伟等人，得到了很多“523”任务承担者的联系方式。同年5月，饶毅老师和张大庆老师与几位当事人初步确定了获取青蒿素研究部分原始资料的可能性。
借由这些老师们的帮助，我们纵贯了大半个中国，只为追访这些当事老专家们。从此，访谈工作终于慢慢步入正轨。
记 者：当年参与“523”任务的老专家们很多都年事已高，你们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抢救性的史料收集的过程。在与这些老专家交往中，留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黎润红：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许很难体会老一辈科学家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做科研的情形和感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时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我与这些老同志们从陌生到交心，从他们身上看到最多的就是“认真”。我为他们准备的访谈稿上常常留下他们密密麻麻的红蓝字体；即便在国外、凌晨，他们只要想到一个重要细节都会打电话来与我商量；有的身患重疾，仍然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帮我们完成工作。他们治学的态度，是与书中记载的当年不惜“以身试毒”、求实奉献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我一直听闻周克鼎是全程参与了“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临床应用、衍生物的开发应用以及后来历尽艰辛走出国门过程的当事老专家。但很遗憾，他在2008年1月因病去世，我们的历史研究也与他擦身而过，可能也因此丧失了很多珍贵口述史料收集和记录的机会。
记 者：屠呦呦老师获得诺奖，赢得了一片赞誉。但这当中，也有一些针对专利等问题的争议，对此，这两本著作中有没有涉及相关的内容？
黎润红：史学研究并不是针对一时一刻的社会争议进行评判，而是客观记录一段历史。这也是我们做医史研究的操守。
毋庸置疑，屠呦呦老师在青蒿素抗疟作用的发现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创新技术，第一个提取出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粗提物。而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书中看到，整个研发过程，从江苏省高邮的民间有效使用到基于老中医整理的疟疾专辑进行统计归纳，从选择重点药物筛选到用常规流程和溶剂提取，从对重点药物复筛到屠呦呦老师最终确定乙醚提取得到确切结果这一关键步骤，如果没有前期各位科学家的贡献和协作，整个研究也有可能会陷入僵局，甚至拖延。而我们作为史学的研究者，理应秉持着一份“历史的同情心”，尽我们所能，不让这条主线上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方法，在理应得到重视的时候被历史遗忘。
记 者：今后涉及青蒿素历史相关的医史学研究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黎润红：作为我国新药审批制度制定后第一个应用于临床并且走向世界，成功挽救上亿人生命的成功案例，青蒿素类药物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引发无数的思考和借鉴，其触角涉及历史背景、人才机制、药品国际推广、延缓抗药性及正确用药等各方面。我们的著作只是先期在纵向的维度上厘清了历史的发展脉络，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
“这样的著作应成为科技工作者的镜子”
“这样的书能出在学界，是我们的光荣。”
这是在前不久召开的《呦呦有蒿》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孝廷对新著的评价。刘孝廷认为，《呦呦有蒿》一书的视角很广阔，不仅描述了青蒿素的前世今生，更花了很多笔墨在我们的学术史和科学史上，这是在此前的科学，尤其是医学专著中少有的。他注意到，两本书中涉及了大量史实，且每一处都有据可循，真实还原了那个年代科学家们投入到民生研究、科技创新、团结协作的历史图景。刘孝廷感慨道：“这样的著作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学界和所有科技工作者的镜子，照照自己的德行，去去身边名利的泡沫。”
而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苏志则很看重书中对我国医学思想史的积淀和观照。他说，这样的原始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资产，是未来人才科学素养的土壤。他列举了我国已故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的例子。陈老一生致力于如何将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植根于我国基层卫生事业中，他85岁的时候曾被美国邀请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不仅完整记录了他几十年间建立的一套农村医疗卫生的思想体系，还无处不渗透着他的人文关怀。“事实上，我们并不乏本土的医学大家，但却很少有人去记录和研究他们的医学思想。”
对此，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原巡视员孙伟林也十分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榜样。”尤其是书中对青蒿素研究进程中的“创新”花了很大的笔墨，“在今天，这两个字除了需要有适当的机制，还要有年轻人发自内心的驱动力”。
几本新书的出版，还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抱病前来参加了座谈。他说，屠呦呦的获奖是一件喜事，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屠呦呦”、一个“青蒿素”。对于我们今天的科研体制来说，这两本当代科学史著作的启示应该在于：“是什么影响着千里马的成长，又是什么成就着伯乐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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