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地狱：又逃回北上广的年轻人
2014/4/18 健康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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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是地狱，二三线城市是天堂。”这是许多人离开北上广时的心情写照。但不久他们发现，二三线城市的生活与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并非曾经以为的世外桃源。两相权衡下，他们又回到曾经想要远离的北上广。与“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一样，“逃回”的趋势和人数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但同样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通过媒体的案例分析和网络社区的话题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选择回到北上广的人们几乎都是无法忍受城市间的落差，他们是怀着对二三线城市的失望情绪而离开的。许多人“逃离北上广”是为了寻找归属感，这个愿望在二三线城市能实现多少目前还尚不好说，但曾经因远离而忽略的二三线城市的缺点却一一出现。“这些缺点难以忍受的程度甚至比北上广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房价飙升等‘城市病’还要强烈。”一家纸质媒体在讨论到这个话题时引用学者的话说。
二三线城市最终没能让一部分人留下来。选择逃回，能找出的理由很多，简单地说可以这样来概括：二三线城市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逃离的N种原因
易小云是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概念初兴起时回到武汉的。2006年5月之前，她在北京的中关村做电脑配件销售工作，回到家后，在父母的运作下，进了当地一家医院，做窗口的服务。她的运气比较好，身边工作的同事和她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有比较前沿的思维，能接受新鲜事物。和他们沟通，易小云并不觉得别扭。
根据易小云的记忆，最初掀起讨论的是北京的一家报纸。而事实上她的记忆有偏差，据可考资料显示，第一次大规模集中讨论“逃离北上广”的媒体是一家生活类杂志。这家杂志当时给出了10个理由，这些理由现在以顺口溜的形式在各媒体上流传：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媒体谈论分析出的“逃离北上广”的主题。
“没有希望”是首因
易小云说得更实际，她说：“我离开，是因为没有希望。”她把这个原因，看成是她当初离开的首要因素。“我在中关村卖电脑配件，一个月有六七千的收入，其实生活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感觉没有希望，没有晋升的机会，也看不到大的发展，自己创业也不大可能。”易小云形容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时说，当时觉得像是在混生活，看不到方向。她对记者说，她在一些讨论群里和同类情况的朋友聊起时，大家对他们离开的原因做过小范围的交流讨论，易小云作为话题发起者，曾对大家列出的原因作过归类，她后来把分析出的结果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现在离开是因为越来越难
周涛是3月27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他的状态和易小云有些不一样，整个人看起来要萎靡一些，不如易小云精神振作。
“相比易姐(易小云)那会儿，现在北京的竞争成本更大。那时候是没有这些意识，没做好准备，现在是你准备再多也没用，意识再强也没用，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周涛还是拿房子为例，他说在七八年前，如果有买房的意识，想办法凑一凑，还是可以够得着的，“现在你就是把父母的棺材本全掏光，也付不起一个首付。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背景的，在那里买一套房真是比登天还难。”周涛又以打车为例，“以前三十块钱可以跑东西城，现在几步远就跳到这个数，从朝阳到海淀，随便一坐就是四五十块。”这不能不说是生活成本压力加大吧？另外还有，空气质量差也是一个问题，周涛有过敏性鼻炎，到春天风大，鼻子就难受得不得了，有时严重到头痛发热，这也是他当时离开北京的一个因素，毕竟身体难受是客观存在的。的确，近几年一些媒体在讨论“逃离北上广”这个话题时，将空气质量污染列为一个重要因素，空气质量也确实影响到一部分人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的抉择。
更深层原因
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是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根据这一报告，国内媒体解读，认为这两个城市理应是对外来人口吸纳能力、包容性最强的城市，然而无论是上海的白领海归，还是北京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越来越难以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这说明城市化令生活成本飙升的速度，远远高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
你为什么又逃回来？
“当你习惯了每天处于竞争当中，抓紧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然后突然换回一个普遍悠闲混日子的工作圈，你更多的是一种孤独和乏味，时间久了，你就怀念那个竞争激烈的北上广。”在北上广是“人在囧途”，回到小地方是“人在迷途”。习惯了大城市的丰富多彩，小地方的单调生活无法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另外，与大城市相比，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相差的不是一个等级，公用设施和文化环境都跟不上节奏。
媒体和专家则更多地将焦点集中在城市本身。除了低收入高物价、没有适合的岗位和上升的空间造成发展前景黯淡等因素之外，普遍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势关系和房价。
“北上广拼钱，小地方拼关系”，这似乎是个普遍的共识。
在一家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哪些事把人逼回北上广的调查中，“权势关系网”这一项得票最高。“职场上，靠的是关系，而不是能力；商场上，靠的不是方案，而是交际能力。自己创业，如果上边没有人，那么‘有关部门’会三天两头来找你的麻烦。”况且，在北上广奋斗多年的人，经营多年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关系都不在本地，拼关系几乎没有胜算。
网络上的讨论则更加直白，人们用“拼爹”来描述这一现象，“小地方的关系更加赤裸裸，关系小但密，回去只能拼爹”。媒体如此解读这一说法：“回乡创业的白领无法面对的是匮乏的‘拼爹’资源。一些小地方基层的权力不彰，围绕极其有限的资源，‘拼爹’事实上成了最大的规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一位网名为于浩淼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表达了对这种拼爹方式的愤慨：“我在上海干活靠本身，靠自己的社会关系，我不用给领导送礼也能活，在家里没有背景，给领导送礼的钱比工资都高。我为什么不回上海？”
房价也是大家抱怨的主要方面。高房价曾经是他们逃离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今在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并不一定比北上广低，靠一己工资同样很难买到房。媒体这样描述这种困境：“很多人因为一线城市压力大，选择了二三线城市，‘逃离北上广’，如今忽然发现，原来二三线城市房价比‘北上广’涨得还疯狂，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将逃向何处?”
从“逃离”到“逃回”，表面上看，是一个年轻人不安于现状的“折腾”，实际展现的是社会大众情绪的征候症。人们对融入城市缺乏归属感，回归地方却又没有成就感，不得不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逃离的决定本不容易做，逃回更加需要勇气。苏小伟在面对父母阻拦时这样说：“因为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反而会比当初在北京时更加坦然。”这份坦然是他对迈向成功的准备，还是对事实无奈的妥协，我们不得而知。然而现实是，回到北京的苏小伟面临的是比离开前更加疯狂的房价和更加激烈的竞争。
专栏作家沈彬将逃回北上广的现象归咎于体制问题。“为照顾老干部，就将公职岗位作为奖励，‘恩荫’给官员子弟，严重败坏了社会公平，形成了一些欠发达地区门阀制度的小政治气候，进一步败坏吏治，妨碍人才流入，又进一步影响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让当地的年轻人逃回北上广。”他认为，一线城市竞争激烈，生活、工作压力大，但欠发达地区甚至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样样靠人情关系网，所以很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生活在相对公平的一线城市，也不回靠关系生活的家乡。
这种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缺陷其实到处都有，对于在北上广艰难谋生的人而言，也有体制上的缺陷让他们感到谋生之艰难。但正如许多人在解释“为何难也要留下”时坦言的，内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开放程度较差的地方，体制问题只会比大城市更多、更难解决。
2011年，门户网站在分析逃离北上广风潮时指出，那种真正适合年轻人发展并且大量吸纳人才的中小城市，其实并不多。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资本都在向大城市倾斜，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种种莫不如此。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阶段，人力资源的逃离只会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不甘于守在小地方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最终只会回到北上广。资源不“逃离”，人怎么会逃离？如今看来，现实似乎正在验证着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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