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科学】王震治理新疆往事(上)
2014/12/4 走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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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用强硬手段,显菩萨心肠

     作者:

     王小平(新疆兵团党委党校教授)

     吕文利(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人们记忆中的新疆,有辽阔的土地和美丽的景色,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但现在,让人揪心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蒙上阴影。该如何治理新疆?怎样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以史为鉴,人们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震治疆的往事。那时候,对叛匪和分裂势力,他是霹雳手段; 对各民族百姓,他是菩萨心肠。

     请缨入疆

     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问题。会议期间,王震根据西北战场的形势和日后发展趋势,主动向毛泽东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王震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战将,拥有很强的开拓能力、凝聚能力和大局观,总能在关键时刻争挑重担。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佃农家庭,早年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1930年9月,毛泽东夸赞王震写的传单、布告很有功底,王震回答说:“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写的!”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在湘赣苏区的斗争中,王震英勇善战,多次粉碎敌人“围剿”,曾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战时期,驻守陕甘宁边区的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自力更生,开发南泥湾。南泥湾大生产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表扬,他为王震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并赞誉三五九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1944年11月,王震又率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中央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因时局变化北返,于1946年9月返回延安,行程2.7万余里,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

     进军新疆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新疆远离内地,入疆不仅要长途跋涉,想要在那儿站稳脚跟也得靠自己。尤其是粮食问题,从内地大规模运粮过去显然不现实,只能靠部队自己解决。而王震率领的部队能长途奔袭,又能打硬仗,还能耕地种田,显然很合适。

     就在王震请缨出征新疆后的一天晚上,西柏坡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京剧《红娘》,大家都去看戏了,王震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文件。不久,毛泽东走过来,问他为什么没去看戏,还说:“《红娘》这出戏很好,那位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这表明,毛泽东同意了王震去新疆的请求。

     凯歌进新疆

     得到中央批准后,王震率部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下,一路向西攻城克地。1949年5月参加解放西安的战役,8月下旬占领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10日,受毛泽东委托,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以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向新疆发电报,劝导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还特别强调:“毛泽东对新疆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非常关心,新疆问题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接到电报后,陶峙岳、包尔汉均主张和平谈判。但蒋介石、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势力叶成、马呈祥主张对抗解放军。随着王震在兰州、西宁相继告捷,一路西进,在新疆国民党官员内部,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日益激烈。

     此时,蒋介石、白崇禧给新疆的亲信发去电令,要他们“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于是,叶成等人开始进行最后的挣扎。9月20日深夜,叶成来找陶峙岳,想胁迫陶峙岳去南疆。结果,陶峙岳晓以利害,劝说叶成离开,并承诺可以给予重金,保证他们的安全。叶成等人自知大势已去,又见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且人身性命有陶峙岳担保,就听从了安排,离开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向印度出走。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至此,新疆和平解放。

     在新疆风云变幻之际,9月15日,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王震正率领部队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其间遭遇狂风、雨雪和冰雹的袭击,行动异常困难,但官兵们仍然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王震到达山顶后,转过头看到漫山遍野的战士,心中感慨万分:“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过这座风雪祁连山,就可以胜利地向新疆前进了!”这句话被站在他身旁的第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记在了心里,他就此整理出一首诗,“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并且送给军旅音乐家王洛宾,请他谱曲。当王洛宾看到歌词时,眼前立即浮现出战士们顶风冒雪在祁连山上前进的雄壮场面,心中激情澎湃。他把歌词反复吟诵了七八遍,曲谱已随口而出。战歌《凯歌进新疆》由此诞生。

     10月10日,根据中央的要求,王震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共计8.9万人开始进疆。部队在《凯歌进新疆》的战歌声中兵分两路,第二军乘汽车到南疆焉耆,第六军由苏联支持的2个航空团40架里尔飞机和汽车运送到迪化。

     1949年11月7日,王震率兵团进驻迪化。第二天,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已正式成立。在包尔汉的陪同下,王震到新疆临时政府向各机关负责人说明中共中央当前工作方针和解放军进疆后的接管原则。他还同陶峙岳商定了改编起义部队的整编原则。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新疆省(1955年10月1日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包尔汉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后任代司令)、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

     在新疆省政府和新疆军区成立的同时,部队继续分为两路,向全疆进驻。其中第二军抵达焉耆后,大部分运输汽车损坏严重,于是部队以步代车,徒步到达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第六军抵达迪化后,又完成了沿镇西(今巴里坤)、伊吾、奇台、木垒、阜康、昌吉、绥来(今玛纳斯)、伊宁一带的布防任务。

     部队在入疆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11月28日,部队在阿克苏获悉国民党特务计划在和田发起叛乱,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立即下令第十五团进军和田。由于汽车少,一部分士兵乘车沿公路快速向和田进军,稳住局势。而主力部队放弃了有水、有人家但路程较远的行军路线,选择近路,徒步横穿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行程750多公里,历时18天,终于抵达和田,粉碎了敌人叛乱的阴谋。彭德怀等致电嘉奖了这一壮举,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此后,王震在迪化与陶峙岳接触较多。陶峙岳在谈话中流露了两种心态,一是“军人守土有责”,新疆不能让美国、英国,也不能让苏联拿去;二是“袍泽情深”,起义的士兵将来怎么安置呢?他的想法是把士兵遣散回家,发点钱,给点路费。王震听了之后不同意,他提出了更大的构想:起义部队立了功,守了土,以后可以和我们一起转向生产,扎根新疆嘛!王震的想法对陶峙岳触动很大,两人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疆的工作得到顺利推进。

     对土匪,“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时局却错综复杂。国民党起义部队本来就鱼龙混杂,就在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两三天,1949年9月28日,驻哈密的国民党官兵叛乱,四处抢劫烧杀,还抢走中央银行哈密分行库存的12箱金银,以及从兰州银行运来的500多公斤黄金。随后,国民党部队驻鄯善、吐鲁番等地的一些官兵,也发生了残杀百姓、奸淫妇女的叛乱行为。1950年3月,已改编至王震麾下的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叛乱,这支部队原为国民党骑兵第五军,曾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叛乱时,共有17个连队的2511名官兵。他们在迪化地区6个县市先后发动了7次武装叛乱,与新疆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乌斯满遥相呼应。

     乌斯满是哈萨克部落头领,又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同国民党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国民党特务贾尼木汗相互勾结。1950年3月,趁着各族群众还不太了解共产党,而解放军官兵又忙于大生产的时机,乌斯满等人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木垒、巴里坤、伊吾和迪化的南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匪徒连同被胁迫的民众一度达到4.5万人。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司令”,封尧乐博斯为未来的“哈密王”,妄图进行反扑。到1950年12月,这股叛匪杀害各族群众1175人,抢劫各类牲畜34万多头,粮食5300多石(当时1石约为100斤)。

     乌斯满不但是惯匪,还是美国的武装间谍。早在他发动叛乱前,1949年9月,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悄然离开迪化,跟乌斯满会合,共同谋划。

     面对叛军、惯匪、特务、境外势力相互勾结的嚣张气焰,王震果断决定派兵围剿。对骑兵第七师的叛乱,王震交给第十七师的政委袁学凯去平叛,叛军很快被歼灭,其头目被击毙。对乌斯满势力,则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任总指挥,同时还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第六军军长罗元发任总指挥。这支剿匪部队以第十六师为主力,配备了41辆装甲车,240辆汽车,1架侦察飞机等。王震的策略是,对这些土匪,能争取的要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然而,乌斯满熟悉地形,适应沙漠荒原气候,且善于骑射,不需要后勤供应。据参战老兵回忆,乌斯满势力比国民党还难对付,“架起机枪打也打不死几个”。此时,苏联方面表示愿意支援王震剿匪,因为乌斯满曾多次窜到苏联边境作乱,苏联深受其害。但王震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权衡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利弊之后,他答复苏联说:“请朋友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王震命剿匪部队兵分四路,日夜兼程进逼乌斯满的老巢红柳峡。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乌斯满对匪徒吹嘘:“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解放军害怕我们,不敢打了。凭我们熟练的骑术,精准的枪法,一定要和他们见个高低。”没想到,1950年4月15日早晨,解放军冒着风雪,突然杀入。乌斯满仓皇逃走。被他胁迫来的哈萨克牧民,也丢下牲畜逃跑了。

     此时,王震执行了争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队,缴获的畜群一律不没收,要物归原主,被乌斯满胁迫的牧民回来后也一概不予追究,还要允许他们保留猎枪。这些政策,使得哈萨克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渐渐明白:解放军不是乌斯满说的那样。他们陆续回来,四处流窜的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此后,经过100多次大小战斗,乌斯满等匪帮终于被剿灭。

     1951年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乌斯满的叛乱罪行,乌斯满被执行枪决。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剿匪战斗中,共毙伤土匪1083人,俘虏6983人,投诚627人;解放被胁迫的牧民3.1万多人,夺回牲畜17万多头。从此,新疆社会进入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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