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当记者还值得吗？
2022/11/8 17:48:56 明叔杂谈
(2004年11月，摄于埃及沙姆沙伊赫)
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记者。
并不是我不想当记者，而是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记者，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没有一丝一毫的认知。
跟很多山区的孩子一样，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因为老师有知识、有文化，穿着干净整洁，而且受人尊敬。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农民还需要每年缴纳农业税的年代，当老师就意味着摆脱了农民的身份，可以“吃商品粮”了。我们老家有一句专门的话来形容这一过程——"某某出去了”。
但我从小确实很喜欢看书、读报。我小学时，经常对着亲戚家糊墙的旧报纸，看得不亦乐乎。《半月谈》是那个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杂志，有时候在亲戚家看，有时候同学借给我看。多年来，我一直对《半月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后来也曾经为它撰稿。
我上大学时，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反反复复买短波收音机，听VOA、BBC新闻。我往往在北大校园的角落里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一听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记得，一教的台阶上，静园的草坪上，都是不错的选择。
后来，我对于英语系传统的文学、语言学课程不感兴趣，就每天去北大图书馆五楼看《金融时报》和《南华早报》。我还把北大图书馆从1980-1990年间的外刊杂志合集看了一个遍。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看看外国是怎么说中国的”。
我的经历是很多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国家仍处在“崛起”的过程中，美西方在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只要中国能够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后来即便参加工作后，我们也会因为美国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到中国的次数较多而感到一种“自豪”。我后来发现，这种感受也不仅仅限于中国，像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也非常在乎美西方媒体对自己的关注和评价。
相对于国内新闻，我对国际新闻更感兴趣。也许，“困”在那个时空中的我，隐隐地觉得，这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更能给我带来一种想象的自由和解脱。
后来我选择当记者，既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
必然的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跟新闻打交道，似乎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在为我毕业时的这个职业选择做铺垫。
偶然的是，考入新华社国际部当记者，并非出自一个精心的设计。
2001年，大四上学期，大家就开始找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解决北京户口是最优先目标，而进入新华社这样的国有事业单位，就是解决户口的一条捷径。
当时，一天晚上，一个同学从系里拿回一张表格，说是填了就可以报考新华社。我也没多想，就接过来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当时还需要选择是报考国际部，还是对外部、参编部、参考消息、新华网等。说实话，当时的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我因为一直对国际新闻感兴趣，就填了国际部。
后来的考试也很有戏剧性。2001年11月左右，我们几个同学打车从北大到了新华社南门，考点设在新华社老食堂，考试只有三道题，一道是英译汉，把外电关于中东的一条新闻翻译成中文，一道是汉译英，把一篇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新闻稿翻译成英文，最后一道题是写作文。考试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可以带字典，但不允许带“文曲星”那样的电子词典。
我大三开始，就给一家科技新闻网站做翻译，每个工作日都要翻译一两条科技新闻稿，所以，对于我来说，考试相对很简单。虽然有同去的同学反馈题目做不完，我反倒剩下大量的时间，在考场百无聊赖。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通知面试了。当时的国际部领导坐在一个大长桌的另一边，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具体都记不清了。
到春节前，我就基本拿到了新华社国际部的offer，所以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家过年。
现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很大，能在春节前拿到offer，还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的。
在新华社的头两年，我过得“浑浑噩噩”。我被分到国际部经济组，我既没有经济专业背景，也没有新闻背景，老编辑拿过来一条稿子就让我编，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什么五个W、两个H，什么倒金字塔结构，我那时一无所知。硬着头皮往下编，顶多就是改改错别字，但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严谨地写过中文稿件，错别字有时候都发现不了。所以，那段时间，挫折感特别强。空有一腔想把工作做好的“抱负”，却完全找不到抓手。
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那本大部头《经济学》教材看完了。
在新华社的头两年，最好玩的就是去新华社青海分社锻炼了三个月。我跟老陈住一个屋子，天天讨论当时的热播剧《走向共和》，或者是讨论，农村土地是否可以允许市场化流转。
这后来似乎也成了我个人职业生涯和人生的一个缩影。20年过去了，我不管在哪里，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个国家将向哪里去？会变得更好吗？中国的某些政策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2004年参加驻外考试，被派往中东总分社担任编辑，后来又担任开罗分社记者。事后回顾，到这个时候，我的记者生涯才算真正开始了。
当英文编辑的时候，我英文底子不错的优势发挥了出来，受到领导的肯定，稍微有了一点成就感。
三个月后，转去当记者，我非常兴奋。
我一直都觉得，当记者，能写稿子，才畅快，当编辑不过瘾。
在开罗分社，首席记者是辛哥，工作能力很强，对见习记者要求也非常严格，这对我的成长大有好处。
当时最痛苦的是写消息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然后辛哥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有时候被改得面目全非，既很感激，又有点无地自容。
但就是这段经历，让我掌握了“新华体”稿件的写作方式，也建立起了严谨、细致的工作方法。
到2005年，我们受到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邀请，前往的黎波里采访。我一个人拍照片、写消息稿、写综述，全套干下来，得心应手。那几天，除了看酒店外边碧蓝的地中海海水，我们还看了一场非洲杯足球赛比赛，参观了的黎波里附近的古罗马时代的剧场遗址。
驻外的这段经历，让我的记者生涯真正“上了道”。
2006年回到国内，继续担任经济新闻编辑。每天上午，我负责编发驻美国纽约记者发回的油价稿件，然后再根据外电编发一条美元汇率，或者是金价的稿件。
这个时候，我已经干得比较得心应手了。怎么写导语、怎么核对外电、怎么补充背景、怎么校对小数点后四位的数字……这些工作都不在话下。
尤其是我已经学会了用逻辑清理、简单明了的方式写作。
当时，组里有一个传言，说是经济稿很容易写得很枯燥、很晦涩，如果能把经济稿写得让初中生都看得懂，那就是水平。
编稿子编多了，就想写。
那个时候正好是国际原油市场一个超级大牛市的开端，油价从二三十美元一桶，一直涨到后来接近150美元每桶。
从传统上来说，经济新闻并非“主流”，搞时政新闻的人会更受重视一些，但那个时间点，正好国内处在汽车社会的开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开车，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油价新闻。
与此同时，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加速腾飞。中国当时的出口导向模式，也让国内的很多行业、很多个人，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非常感兴趣。
作为编辑，我们本来只需要编辑记者的来稿就可以了，偶尔根据外电编写一些消息，但是我一直觉得，写稿子不是任务，不辛苦，而是机会。我一直都说，全中国有几个人，可以在新华社的平台上发稿子呢？所以，一有机会，如果前方记者来稿不及时，或者没有关注到，我就会自己动手写条综述或者新闻分析那样的大稿子。等到署着自己名字的稿子发出来，在新华社“大广播”中看到后，会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直到现在，我依然有这种隐隐的“写稿是一种机会或者是特权”的观念，微信公众号每天一次的发稿机会，我总是不想浪费掉。
再后来，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当时，为了翻译Sub-prime morgage crisis，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香港媒体根据习惯把“抵押贷款”称为“按揭贷款”，但最后，我们还是根据中国内地的习惯，将它翻译成“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而这个“次级”，其实说的购房者的信用等级，跟金融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没有关系。
金融是经济领域最复杂的行业，而美国各种金融衍生品种类繁多，于是，我当时主要依靠维基百科，把各种各样的金融专业术语搞清楚了。什么ABS、MBS、CDS，全都不在话下。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新华社年轻记者、编辑了。我也会手把手地跟新来的同事说，这个稿子该怎么改、该怎么写。我特别反对那种马虎潦草的工作作风，遇到年轻人出现错别字等低级错误时，会不留情面地指出来。我甚至还说，新华社的稿件就是中国的新闻大百科全书，别人可以错，但百科全书不能错，否则就会害一大批人。
再后来，我被领导调去做国际英文新闻，几乎天天写英文评论，针对美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各种污蔑和攻击进行反击，到处“干架”，非常有斗争性和战斗力。
当时很有成就的一件事就是，美国两党恶斗，经常就是否提高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就可能因为缺钱而被迫关门。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那个时候还不至于破产，但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者之一，对美国政党恶斗提出批评，呼吁美国负责任地处理此事，会在金融市场受到各方的关注。因为大家都很担心，中国如果因为对美国信心不足而抛售美国国债，这将对美国国债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当时就此对美国政府提出批评，呼吁美国政府要负责任，后来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也不得不就此进行说明。
我当时还有一个习惯，遇到新同事或者驻外前来轮岗实习的人，我都会问他们，“你的英语怎么样？”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说，“我考过了英语专业八级”，或者是“我考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然后我就跟他们亮出了我的一套自创理论，“所谓英语好，有且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你看CNN，就跟看央视一样，你看纽约时报，就跟看人民日报一样……”这个时候，一般人就会被我“唬住”。不过，我这么说，从来不是吹牛，我多年来，在英文上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此。
2012年，我还去台湾驻点采访三个月，那也是一段独特的经历，可以参见我前不久写的《我在台湾二三事》。
到了2014年，我离开新华社，开始在各个厂“晃荡”，迄今已经八年，直到去年年底，算是开始专职写公众号了。
我从事记者行业的12年，差不多也是中国传统媒体最后的“余辉期”。我们曾经为《北京青年报》一年十几个亿的广告收入而艳羡不已，但在互联网大潮之下，曾经日子过得最滋润的都市报、晚报群体，一年不如一年。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新闻行业的管理，也让一向崇尚西方“新闻自由”的“南方系”及其同道，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感。
有关“调查记者”凋亡的话题，每隔几年，总能又一次在互联网上引起热议。
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变成了各个“大厂”的PR、GR/PA，或者自己创业。
这么多年来，我看到过很多有关记者职业的讨论，我自己很多年前就有一个理论——“选择一份职业，其实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从本质上来说，在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职业没有好坏，生活方式也没有好坏，关键是你喜欢什么、你适合什么。
我自己做记者12年，在埃及驻外两年，在台湾驻点三个月，跑了四五十个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这种经历不仅仅是用来“吹牛”的，而是跟“读万卷书”一样，如果你带着思考去“行万里路”，会大大开拓你的视野和格局。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人告诉我“美国式自由、民主是万能药”的时候，我就会轻易地指出来，东南亚、非洲、拉美绝大多数按照美国式理念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效果都远不如中国，甚至很多都失败了。
我去过最“非主流”的国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在莫尔斯比港。大家可以看看，能在地图上找到它不。实际上，它就在印度尼西亚的东边。这里可是中国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未来它将在保障中国矿业供应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到过这里，你就能理解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争什么、中国未来将如何对“吃中国饭、砸中国锅”的澳大利亚一步步釜底抽薪。
直至今日，小小明跟我聊天，我依然可以准确地告诉他某个非洲小国的首都在哪里、当地跟中国相差几个时区，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国际新闻编辑、记者的常识。
你可能会问，当记者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记者这个职业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含义。“自由派”会用西方“第四权力”来形容媒体，并每年都为美国主导颁发的普利策奖欢欣鼓舞。他们更愿意去发现新闻事件中人性的悲剧或者是光辉，他们更愿意去暴露问题，去追究责任，去探寻答案。我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希望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稿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传统派”对于记者，也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含义。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很多人的追求。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说过，“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这同样激励了无数像我这样“体制内”媒体出身的记者。今天，体制内的记者，在公开报道中需要坚持正能量导向，这在客观上导致主流媒体的批评性公开报道减少，但实际上我也知道，主流媒体通过内参等方式，一直发挥着对这个社会进行监督的作用。很多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也在不断地跟各种具体的管理导向博弈、谈判，甚至是轻微的碰撞，去探索新闻报道和媒体责任的边界。
我一直很敬佩《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我有两个观察：第一，老胡作为一个体制内出身的正局级领导，一直还在喧嚣的舆论场一线打拼、写稿，与网民互动，就这一点，很多人都做不到；第二，《环球时报》在老胡的带领下，一边写检查、一边搞报道，最终争取到了如今《环球时报》的报道几乎没有禁区的难得局面。
对于有很大影响力、也有很大争议性的人和事，我都倾向于去看其中的不容易之处，去看其中有价值的地方。
这个时代，就跟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样，不缺批评者、不缺抱怨者，缺的是躬身入局的人。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要鼓动太多的“对抗者”，甚至是“殉道者”，虽然从价值观和情感上，这种行为往往被很多人传颂，甚至被认为“可歌可泣”，但在当时当地，这样激烈的对抗和撞击，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制度，都会带来很大的成本，甚至是悲剧。
临渊抱怨，不如躬身入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对于“自由派”和“传统派”的分歧，对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我也经历过很多。我拉黑过一些人，也被很多人拉黑，但我总是安慰自己，“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都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我们就沿着各自认同的方向去努力就好了”。大家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同，但只要终极目标一致，也是可以争取一个“最大或者最小的公约数”的。
不管我们这个社会对记者这份职业赋予了多少价值和情感含义，但我还是想对所有有志于从事这份职业的朋友说，“这首先是一份职业，是一种谋生手段，先不要预设太多的东西，也不要背上太重的负担”。
但是，我也知道，记者是一份职业，但又远远不只是一份职业，选择了这份职业的人，都会有更高的价值追求。
我对记者的价值追求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用你的笔、用你的稿子，体现你的专业素养和影响力。无论怎么说，一个不写稿、写不好稿的记者，永远不能称其为一个好记者；
第二，爱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尽自己所能，让它变得更好。我们没有必要去盲目地仇恨其他国家，但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只要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都会对它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和责任。你可以用“沟通者”的角色来完成这一使命，用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获得的理想和信念，去帮助更多的人建立关于“中国共识”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和信念，你也可以用“批评者”“悲观者”的角色来体现自己的这种责任感。但无论何时何地，作为一个记者，你都不能帮着美国打压、抹黑、攻击中国，你都不能罔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尊重事实、尊重逻辑，都是对一个记者的最基本要求；
第三，首先关注这个国家的人，然后再去关注更大范围内的人。记者的终极价值一定是，让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的处境，因为我们的报道发生一些或多或少的正向改变。我们尤其要抛弃别人给你的“叙事框架”，当有人连篇累牍地让你关注乌克兰民众在战火下的艰难处境时，你也一定要记得，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也有一群又一群流离失所、没有未来的人。在天地面前，众生是平等的。我们不能因为强者的价值观或者话语权，而在对不同人群的悲剧命运表达关注时有所分别、有所选择。
回到现实世界，今天的记者收入跟互联网公司相比肯定不算高，但记者的职业相对稳定、收入相对于中国很多民众来说，也不算太低。更重要的是，你选择当记者，也不是职业生涯和人生的终点，未来你有很多的转型空间。除了做PR、GR/PA，你还可以做智库、做学者、做教授，甚至转入“仕途”。
记者生涯带给我们的那种对事物的好奇心，那种或大或小的理想主义，那种一晚上可以大致搞懂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名人一生的工作习惯，那种不写东西、不表达就不自在的“躁动不安”，都会陪伴我们一生。
它没有好坏，只是看你是否喜欢。
当记者，永远都有值得或者不值得的时候。
它没有对错，只看你自己觉得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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