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间画室里，那些成为艺术家的精神病人
2022/12/16 12:47:52 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个月多前的10月10日，南京南艺后街一家音乐酒馆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小型画展。被展出的绘画全部来自艺术家郭海平的原生艺术工作室里的精神病患者。
展出结束后，全部展出和部分未展出的作品，以800-5000元不等的价格被售卖和收藏。此前，郭海平也带着签约精神病艺术家的画作，在世界多地完成展览，并拒绝了哈佛大学收藏其中精品的要求。他想自己开设一个相关的博物馆。
从2006年进入精神病院，完成一场为期3个月的艺术实验后，郭海平便开始了艺术与精神病之间关系的探索。在他看来，目前国内的精神病重治疗，轻预防和康复，他的工作室与政府部门、精神病医院合作，希望探讨一条精神病患者寻找自我、融入社会的道路。这是一个长达16年的自我探索和寻找他人的故事。
以下是郭海平的自述。
口述｜郭海平
实习记者｜陈楠
编辑｜王海燕
失控
我对精神病人的了解，最早来自我哥哥。他比我大10岁，因为身体健壮，学习好，曾是我们家的骄傲，曾在我们住的那一带很有名。但他18岁当知青的时候遭受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年我8岁，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他被五花大绑，目光呆滞，看我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
从那以后，他每隔一两年都会发病一次，发病时非常暴力，要很多人一起才能控制住他。那是上世纪70年代，精神病人发病，是社会治安问题，因为他发病时的力量很大，使他受到的压制也更严重，有时会被绑在树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感受他的痛苦和绝望。
《疯人院》剧照
因为他抗拒吃药，使得父亲会看着他吃药，我记得那个药叫“冬眠灵”(氯丙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第一代抗精神病药)。我哥哥说：“你们不知道吃药的痛苦，宁愿死，宁愿发病，我也不想吃药。”后来不到50岁，他就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所以我很清楚，精神疾病对个人，对家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常人也有所不同，1979年，高二结束后，因为找不到上学的意义，我退学去了印刷厂，觉得在工厂里做事，起码是具体的。到了厂里，一开始，我为了融入大家，下班就跟同事出去吃喝玩乐，甚至学会了抽烟，打牌、养金鱼、学吉他......像个无头苍蝇乱转。
1981年的一天，我偶然看到小我两岁的邻居在画画，准备参加美术高考。当时我一踏入他的房间，就呆愣在那里, 有种灵魂被瞬间抓住的“奇异”感觉。为了和他们相处久一些，我主动提出做模特，并在一个多月后也拿起了画笔，与他们一起，自学人像、静物、风景。
《莫娣》剧照
以前我一直很迷茫， 接触到艺术以后，我第一次有失控的感觉，完全无心上班。以前我不爱看书，这时候为了学艺术，就去看很多大师的作品，想学习他们的经验。因为画技不行，不能充分表达我的感受，所以我也开始写诗，去了解诗人，就发现艺术家和诗人里有很多疯狂的人。
我自己当时也有点半疯癫了，晚上兴奋得睡不着，一直读书画画，还在门上挂了一张厚厚的毛毯，想把自己跟外界隔离。因为白天根本没精力上班，我向厂长提出辞职，厂长觉得我还小，需要家长同意，结果我家人强烈反对，我父亲甚至把我的画全砸了。
家里不让，我就更疯狂地想逃离。1982年，我和教我画画的邻居小伙约定去外地，受邓丽君歌曲的影响，我们想一起偷渡去香港，结果还没走出广东，就被端着枪的军人发现，赶回了广州。当时我们已身无分文，伙伴就去了收容所，我则爬火车回到了厂里。
《做工的人》剧照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了艺术的两面性，它既能点燃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以前它激发了我，让我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但偷渡失败，边防警察用枪对准我那一刻，我意识到了死亡的可能性，瞬间清醒。回来后我也不断反思：艺术为什么也能毁灭一个人？但那个年代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我只能自己去摸索。
回到厂里，因为旷工太久，工厂要给我行政处分，但我反复贴大字报反抗，厂里也放弃处分我了，并让我继续上班。后来换的新厂长认为我是个有理想的年轻人，送我去南京市一轻局包装设计研究所，学了三个月的包装设计，之后我回到厂里成为了一名设计师。
当时我有个朋友，偶尔会突然哭泣、甚至自残，但等自己缓过来以后，又记不清。我很纳闷，觉得这是精神出问题了，但又和我哥哥的症状不一样。后来我无意间读到了《医护心理学》，正好里面提到了臆症，描述的症状和我朋友高度吻合，才恍然大悟。
那时候大家只知道精神病，还不知道心理疾病，我既然了解到这些，就想办法搜集教材，并陆陆续续把自己的一些体会、感受和认识，写成文章投稿给《南京日报》，都是谈艺术和心理之间关系的。
1988年12月13日，郭海平在《南京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1989年，南京市团委书记想设置一个公益心理咨询电话，苦于没有这方面人才，就通过《南京日报》搭桥，找我见了一面。聊完之后，书记让我去试一下。他们在公共办公室设了一个公益电话，我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负责接听。
这是国内最早的心理热线之一，消息公布当天，电话就被打爆了，24小时一直响，甚至影响到了办公室其他人的正常办公。领导一看需求这么大，干脆设了个十几平方米的心理咨询室，把我调来从事这项工作，我也就算是正式踏入了心理领域，后来还成为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会员证是第48号。
郭海平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证
在南京市团委的心理咨询室，那时除了接电话，我每天还会收到一二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遇到复杂的就约见面咨询。当时，大部分人倾诉的，都是自己在社交，情感，学习和家庭方面的苦恼，和现在相比，烦恼要单纯很多。
四年后，我准备自己搞一个心理咨询诊所，但又没钱，就想着下海。1996年，我从亲戚朋友那借了37万元，开了“半坡村”咖啡馆，这是南京最早的咖啡馆之一，因为运营得不错，第二年就还清了欠债。我们平时主要接待一些先锋艺术家，南京的苏童、叶兆言、韩东、毕飞宇、毛焰、吴为山、孙晓云都是常客，钟阿城、陈丹青都来过，陈丹青还在咖啡馆里办了展览，太太负责经营，我策划活动。
在我看来，艺术有解决人精神问题的功能，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当时不断和各个艺术家交流。但慢慢地，我发现大部分艺术家创作，是有点“为了艺术而艺术”，和我心中的愿景不一样，所以2002年，我就把咖啡馆转让了，开始自己做职业艺术家。之后，我反而渐渐开始理解一些主流艺术家了，因为我依然没有找到通道，让艺术可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同时，我也开始对普通人创作的艺术产生怀疑，觉得大家都在经验里打转。
2005年，我在南京美术馆策划了一个展览——《病：我们今天的艺术》，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病”了。那时候我就很想知道：那些被医学明确诊断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会画出什么？艺术和他们之间是什么联系？当时我展览的赞助人，民营企业家聂鹰知道我的想法后，就帮我联系了祖堂山精神病院，想完成一个精神病患者画画的艺术实验。
住进精神病院
一开始，医院不理解我的想法，也怀疑我的动机。我们努力找各种专家去说服院长，加起来起码去谈了十几次，前后谈了10个月。可能最后院长也觉得，我这样跑来跑去没完没了，总要给一个答复，就说让我进来待一个星期，带着患者们画来试试看。一星期后，医院领导一看病人们确实能画，就同意我待三个月。
2006年10月10日，我拖着行李箱，带着各种各样的画具和颜料，正式住进了祖堂山精神病院。当时医院把住院部最上面一层的房间都给了我，我把其中几间大的活动室改成了画室。医院还安排了病区主任王玉配合我的工作，另外还配备了一名护理人员，王玉主任是艺术爱好者，在《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上与我结识，在画室筹备的过程中，她帮了我很多忙，也一直向病人们宣传，安排报名等。
我平时也住在顶楼，楼下都是病人。白天还好，病区的生活作息规律，也有人管理，但到了晚上，楼下经常会传来一些奇怪的叫声，听起来让人恐惧。但我哥哥也是精神病人，我自己有一些和精神病患者相处的经验，也比较懂得如何尊重理解他们，所以持续了一个段时间后，我慢慢就习惯了。
当时医院7个病区，400多个病人，有一百多名住院病人都来报名。但因为场地、时间的限制，我挑选了14位，方便深入交流了解。我当时选择的标准有两条：没有绘画的经验、本人对绘画有兴趣。挑选后，我为这14精病病患者提供了各种绘画材料和工具，他们白天都来我这里画画，我不会布置什么任务，就告诉大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2006年的祖堂山精神病院画室
这14个人，后来很多年我们都有联系，现在每次介绍中国原生艺术时，我也会先介绍他们创作的作品。回到2006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和他们的沟通很不流畅，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画的画我也看不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画了什么。我就努力多与他们交流，了解这些作品与他们内心的关系，在讨论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精神状况都有了好的转变，我被他们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震撼。
比如说张玉宝，初中毕业，发起病来会举着菜刀在大街上乱跑，2004年住进医院。他之前没有任何画画经验，进画室前，他看起来冷漠阴郁，但画了两个月之后，他开始笑，也会和别人交流主动打招呼了。
2015年，原生艺术家张玉宝(左二)、王军在王玉陪同下来到郭海平的工作室
2006年，张玉宝在医院的画室里创作出了《怒吼》。他说画这幅画之前，感觉有股气堵在喉咙里很难受，画出来之后舒服多了。他不懂得色彩对比关系，只是遵从天性，在这幅画中使用了桔红、大红和绿色，画面显得十分刺激和强烈。
2006年，张玉宝在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画室里创作出了《怒吼》
2014年，他在祖堂山精神病院创作了作品《天眼》，画面背景是蓝色，中间是一只长着一对翅膀的眼睛。张玉宝告诉我们，这是一只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眼睛。为什么会画出这样的图案，他自己也无法理解，就说是将出现在大脑中的图象直接描绘了出来。说实话，这幅画让我联想到了“人在干，天在看”。
2014年，张玉宝创作于祖堂山精神病院的作品《天眼》
在祖堂山的三个月让我认识到，精神病人群体是需要包容和支持的，主流社会应该给他们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现在不少年轻人自虐自残，自我压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向外发展，只能残酷地对待自己。而艺术，恰好可以在主流社会和精神病人之间，建立一个互相理解尊重的通道。
2007年，我带着自己和病人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在北京798艺术工场举办了一场展览，取名“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患者作品展”，这是国内第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群展。2008年10月，我和王玉医生一起，将这些作品汇编成了《癫狂的艺术》一书并顺利出版。
书中提到了这些作者的身份、吃什么药、什么反应......因为这些披露，记者们纷纷给祖堂山医院打电话。当时精神病院是不对社会开放的，院长也没有应对媒体的经验，压力很大。所以后来我去医院就没之前那么自由了。即便如此，医院后来还是希望我再去他们医院做这项服务，只是我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了。
发展中国的原生艺术
我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朋友推荐我看了台湾出版的《原生艺术的故事》这本书，才知道，早在1945年，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就提出了“原生艺术”(未受过绘画训练的人创作的艺术)的概念。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做的事情，已经是一种类型的艺术了。但当时我们国内知道原生艺术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余生要致力于去介绍、推广原生艺术。
2008年，江苏省福彩中心主动联系我，他们认为我在祖堂山医院做的项目很好，可以在场地、资金上支持我。但他们的资助这只能给机构，不能给我个人，我就联系医院，但医院拒绝了我。
我就想自己成立一个民办非企业机构，但一开始，我找了区民政局、残联和文化局，甚至街道办，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获批。两年后，区民政局破例答应，可以做我申请机构的监管和主管单位。又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区民政局局长曾私下找当时的祖堂山院长了解过情况，我们虽然给医院带去过麻烦，但院长依然非常肯定我当时在医院的探索，为我的机构获批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0年，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在南京江心洲岛上开业，民营企业家曾丽华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就连续3年，每年赞助我们30万。不过因为没有盈利渠道，三年赞助的期限一到，我们又陷入困境。
2010年在南京江心洲成立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
直到2014年，我获得了“感动南京年度人物”荣誉，南京市残联成为了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我们改名 “南京原生艺术工作室”，搬到了南京建业区的一个老小区，同时不再是单纯的艺术中心，也强调康复、托养功能。2017年，南京市在鼓楼区建了一栋社区服务中心，把4楼的一半分给了我们，有将近400平米，在那边我们又成立了一家工作室。
两个工作室支出不少，工资方面，前8年，我都没拿工资，政府介入以后，我一开始拿3000块钱一个月，现在和其他员工一样，拿6000块钱一个月。我们现在一共7个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最少发4万块。我们的员工，有做行政、艺术辅导员、社工的，还有翻译，另外也有签约艺术家的家长来做全职的生活辅导员，基本上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没有进行社会招聘。
收入方面，残联成为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后，在康复、托养、辅助性就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金，其中前五年每年有三四十万，场地是街道免费提供的。近三年，除做活动的专项资金外，两个区的工作室加在一起也只能在1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社会赞助，比如南京另一位民营企业家伍鹃听说我们经济困难，就从2018年开始，通过南京市残联每年捐赠16万元给我们。所以现在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政府希望我们能“自己造血”，也希望我们适当收取一些服务费。
疾病和未来
我们从2015年开始，正式开始和一些精神病患者签约，到现在有一共有24位这样的签约艺术家了。因为精神病患者只具备部分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我其实都是和他们的监护人签约。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是从特殊学校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初中、高中和个别大专学历，他们的疾病则包括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自闭症、智力障碍，癫痫，双向情感，脑瘫，其中自闭症和脑瘫基本都是先天的，精神分裂则主要是后天造成的，基本上都有十年以上的病史。
原生艺术工作室(部分)签约艺术家的合影
这些签约画师，每天会在早晨9点半我们开门后，过来画画。他们中有一大半人是自己过来，少部分人需要家长陪同，除了画画，我们也会围绕画画举办一些活动，到16点就下班回家。这些患者画画的工具和材料是工作室提供的，不收费用，如果有作品成功销售，会返给30%～50%。
目前，签约艺术家的作品版权都归属于工作室。从2006年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去攒这些画，到现在也有几千幅了。西方有多家画廊希望跟我们签约代理，一张画最低可以给到2000元，但我们做不到，因为画廊要求作品数量稳定性，而我们这里，创作数量稳定一点的，一个月能画十几张，不稳定可能就几个月都不想画。
南京社区原生艺术工作室鼓楼画室
我们目前为止卖掉了500幅画，收入在80万元左右，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我是舍不得卖的，每幅画都真实记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现在只卖给那些真心喜爱这些作品的收藏家。在这10年时间里，这80万元虽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工作室的运营资金问题，但它至少可以告诉人们这些作品的价值。至于我们工作室收藏的数千张精品，我们是不会卖的，因为我们想做一家原生艺术博物馆，把这些都卖掉，还怎么做？前两年哈佛大学想收藏其中的精品，我拒绝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我想让它们留在中国。
疫情之前，我们已经在国外办了二十几场展览了，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荷兰都去了。能走出国门，一部分是因为南京政府的推荐，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去联系我们的，比如之前我们到法国里昂做展览，一位中国留学生翻译参加完我们的活动后非常感兴趣，就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改成了研究中国原生艺术，后来也帮我们对接了法国的一些资源。
现在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因为线上展览和线下展览，带给人的感受截然不同，尤其像是原生艺术的作品，风格天然朴实，并无太多复杂的技巧，这种就要了解作者的情况，和作者交流后，才能理解它真正的艺术价值。
在南京鼓楼区原生艺术工作室，艺术家们正在创作
我今年已经 60 岁了，梦想就是有生之年在南京做一个原生艺术博物馆，把这些作品展示给大家。我的目标是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两个小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我们每个人自身是有智慧的，但我们很少会关注自己，总是习惯向外求助，忽略了自身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天赋和潜能。原生艺术可以有效地提升公众对精神健康的意识，我经常在朋友圈说这些人和作品是国宝，很多人现在不理解，但我相信以后大家会理解我。
田鹏作品《宇宙黑洞》，2019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在精神疾病领域里存在重治疗、轻预防和康复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偏重依靠生物医学手段进行治疗，忽视文化艺术等人文手段。原生艺术则希望用绘画的方式，引导精神病患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去投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尽最大可能地调动自我修复的潜能。在我看来，精神病人的弱势在于情感想象过于丰富，神经过度敏感，通过一定的介入，这种弱点是可以转换成一种艺术创造力的。
我们这里有个签约艺术家叫杨旻，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前每一两年都会发病，都要去医院接受痛苦的电休克治疗，来我们工作室以后，8年里，他没有再发病，现在不仅画画，还为我们工作室的其他人提供服务。
杨旻在专心作画
杨旻作品 树叶神兽 纸上碳精条 2014
另一位签约艺术家梁华，之前经常跟父母发生冲突，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他父亲就来找我，说“郭老师，你们这个地方才是我儿子的家”。
《原生艺术之都》，梁华，2017年9月
还有小龙，他是脑瘫，他告诉我他之前在别的康复机构是病人，到这里来就是艺术家，现在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但过去他从来没拿过笔。
除了为签约艺术家服务，今年我们也与深圳紫非语康复机构合作创办了内象原生艺术工作室，我们会定期去深圳协助他们，平时也会通过线上提供咨询。目前南京市残联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支持我们，但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做不到，比如融入社会的心理功能调节和培训等，这些需要专业人士，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招聘他们。
排版：树树 / 审核：小风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转载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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