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生快!听鲍元恺、赵季平、陈其钢、盛宗亮、于京君、黄若、周天聊乐圣
2022/12/17 12:30:00 三联生活周刊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组稿
1、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是哪一首,当时有怎样的感受?
鲍元恺:我第一次从手摇唱机的78转唱片听到的交响乐,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那一年我小学刚刚毕业。也正是因为这次听唱片,我几乎背下了全部音乐主题,引起了父亲和他的音乐家朋友的注意。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投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踏上了音乐之途。
于京君:1973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从图书馆借到一张唱片,是中央乐团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演出,其中有一首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震撼。作为一名作曲家同行,这种震撼既是感受到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存在的欣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共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音乐是大约1968年,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听到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双人舞,觉得耳目一新,但对我的冲击还是远远小于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作品。
陈其钢:我1978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在这前后,第一批西方的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当时没有音乐厅,在音效没有改造过的会场里,乐团的演出几乎没声,但是我们听了觉得似乎是天上来的声音。音乐会上当然就包括贝多芬的作品,《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深刻不光指作品本身,还涵盖了很多方面:乐队的声音,指挥的状态,音乐的处理。那种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
黄若:我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应该是小学的时候,音乐导赏课上老师讲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命运”。我很小,大概才二、三年级,以一个小孩子的理解能力,没有听到什么技巧,但是老师说,音乐开始的几下重音就像命运之神在敲门,我感觉挺生动。
周天: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贝五”。当时听着就觉得想动,手舞足蹈。
鲍元恺
2、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中,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首?
鲍元恺: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和附中迁京第二年,我在当时的首都剧场观看了严良堃先生指挥中央乐团,魏启贤、魏鸣泉、梁美珍、蔡焕贞担任独唱的“贝九”。那是中央乐团的国庆十周年的特别献礼。这次虽然不是一场成熟的“贝九”,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终生不灭。
赵季平:我最喜欢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我觉得贝多芬的交响乐里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气质。
盛宗亮:《第七交响曲》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当年伯恩斯坦问我想先学哪部贝多芬交响曲,我便选了它。
于京君:伯恩斯坦曾有个讲座,他把“贝五”的所有草稿拿出来让乐队演奏,体会从草稿到终稿是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以前的版本也很不错,但贝多芬一直改到了最后那种最好的状态,能感受到他不想被世俗框住,想挣扎出来。“命运”的开头仅仅通过简短的八个音就完成了充满力量的表达,铿锵有力。
不过我非常不喜欢《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结束。这个结束在音乐上其实是停不住的,就像野马奔跑着,忽然间为了收而收,非常不满足。如果去看他的手稿,第五、第六的结尾都很有条理、圆满,“贝九”的结束则比较遗憾。
黄若:我最喜欢的是第六和第七。《第六交响曲》的标题是“田园”。作为一个古典乐派的作曲家,贝多芬写“标题音乐”,用音乐去描绘景象,已经超前了。我小时候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Fantasia(《幻想曲》),记得动画片里“田园”的部分就是几匹马在奔跑,十分视觉化。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里我比较喜欢慢乐章,也就是第二乐章“funeral march”(葬礼进行曲)。他用了极其简单的主导动机贯穿全曲。
911事件发生前,阿巴多指挥的柏林爱乐本来要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马勒《第七交响曲》。因为911事件,乐团临时把曲目换“贝七”。当时是我第一次现场看阿巴多指挥,听到“葬礼进行曲”的部分,那种心情无法用文字表达,深深地体会到音乐的感染力。
我比较不喜欢的是第一和第二,贝多芬还没完全走出海顿大树的树荫,比较规整;真正形成贝多芬的风格是从第三开始。
周天:挑一首有点难。第六、第九和第五我都很喜欢。以前对《第四交响曲》不是特别理解,但前两年听了Manfred Honeck(曼弗雷德?霍内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的现场,顿时意识到这部作品的伟大。所以还要多听多研究。
赵季平
3、贝多芬的创作技法有哪些开创性的特点,您如何评价?
黄若:贝多芬是一个站在前沿的作曲家。主导动机发展这种技法在他这里不但得到了传承也得到了升华。我常跟人开玩笑,要找到“简约派”的源流,可以看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他把很精华的动机展开成了一个交响乐圣殿。在这方面,配器上,他在《第三交响曲》(“英雄”)里,把低音提琴和大提琴分开来,写在了两个不同的五线谱上,让低音提琴更有自己的动力,很有意思。
于京君:贝多芬的和声应用、低声部下行的线条非常有开拓性,在《第六交响曲》(“田园”)中有强烈体现。莫扎特是典雅的,但贝多芬的手法就很大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就是他乐队作品的一个缩影。32首奏鸣曲,其实就是32首交响曲,每首奏鸣曲都有好几个乐章。
黄若:另外他也把人声合唱作为交响曲的一部分,二者结合起来的做法也很有开创性。马勒效仿了贝多芬的这种写法。
4、贝多芬对您的音乐创作或音乐观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于京君:就是第一次听“贝五”给我的冲击——原来音乐可以如此创作。贝多芬的音乐不是随意的,比如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曲谱放在一起,你一下就能分辨这是谁写的,他有自己深刻的烙印。
赵季平:贝多芬的技法属于维也纳乐派,他的和声使用、配器都非常有标志性。我很喜欢他的核心气质。我们可以写中国民族的东西,但是也要有气质,有特色,有个性。我们太缺这些东西了。我自己有时拿起笔也会言不由衷。
周天: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伟大的音乐作品是永恒的。它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制,并且超越不同文化和民族的隔阂。音乐是我们最强大的语言,而贝多芬就是这个语言最好的代言人之一。
黄若:音乐超越了纸上的音符,是作曲家社会观、人生观的表达。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作为作曲家,我要用音乐表达什么,怎样用乐器、人声去实现这种表达,音乐的感染力在哪里。贝多芬在这方面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盛宗亮:贝多芬作品的戏剧性、刚强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仅是对每个音乐家的启迪,也是对每个世界公民的鞭策。
陈其钢
5、如果向朋友或家人介绍贝多芬的作品,您选择从哪里开始?
陈其钢:贝多芬好的作品太多了。如果我来推荐的话,可能是“贝七”,或者是他的钢琴曲,比如《“热情”奏鸣曲》,会更容易引起普通听众的共鸣。
于京君:给爱乐者的话,我推荐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交响曲里我推荐“贝五”。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攻克柏林》,里面就用了“贝五”作配乐。借助其他的艺术形式来直观地感受贝多芬,也是一种方式。
黄若:我会介绍别人去看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幻想曲》,除了贝多芬的音乐,里面还有《春之祭》、巴赫的赋格等等。借用电影的形式,对年轻人进行音乐普及十分好。
贝多芬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很多人都知道,但真正地去理解和欣赏又是另一回事。我在纽约曼尼斯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会和学生说,首先要弄明白音乐的作用和含义;另外我也会把贝多芬的技法教给学生,比如怎样以小变大,以少胜多。
6、您心中的贝多芬是个什么样的人?
盛宗亮:一位富有正义感,奔放不羁,粗犷和细腻并存的艺术家。
周天: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对音乐满怀崇敬,又对自己挺“狠”的人。他早年就才华横溢,是个绝对的天才型艺术家。但是他不自恋,不追求简单的名利,而在追求极致的路上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哪怕那意味着生活的窘迫。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其实也是很多杰出作曲家的特点。
黄若:我有幸看过贝多芬的手稿,第一印象他是一个“脏兮兮”的作曲家:他的谱面经常改,估计那时候也没有橡皮,他就直接划掉重新写。但他其实是很严谨的,一个旋律反反复复去改,直到完美为止。听贝多芬的音乐,会发现他每个音的运用都很准确,这点跟巴赫很像,不多不少,能够确切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另外,他的音乐里mezzo piano(中强)、mezzo forte(中弱)用得都比较少,要么很强,要么很弱,也体现了他的个性。我猜测他是个敢爱敢恨,大喜大悲,但同时又很严谨的人。
盛宗亮
7、贝多芬的一生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生活境遇,耳疾,多次投入爱情未果,为何他的作品却总是充满正面的能量?
盛宗亮:这是由于他理想中的世界与现实差距太大了,但又绝不放弃他的追求,因为放弃追求理想,便是放弃活着的意义。
黄若:一个很直观的问题,他为什么作曲?贝多芬是个诚实的作曲家,通过他的音乐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思想和情感。音乐对他来讲可能是支持他生存的一种动力。我作为一个作曲家,最幸福的时刻不是曲子被演出,而是每天都能写曲子。作曲是我的世外桃源。因此我猜测,对贝多芬而言,通过创作,他能找到平静和感情的抒发点,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痛苦。所以,当他写“欢乐颂”“命运”这种大部头时,从小调到明亮大调的转换,我觉得不是做作的技法,是他想要传达的真实想法。
于京君:贝多芬不像门德尔松,衣食无忧。我看过一个关于他的电影——当然肯定有戏剧化的成分——贝多芬坐在大街上,被小孩扔石子。贝多芬的名字应该翻译为“悲多愤”。这是个玩笑了。他的愤怒、不顺利,肯定都会对他的音乐有影响。不能说谁受的苦多,谁的作品就好,但的确有的作曲家生活越不易,曲子就越好。有的人就喜欢寂寞或流放。我曾有两三次写曲子特别有灵感,我就想象贝多芬,可能有一个瞬间不是他自己创作,而是有一个力量在帮助他。这是每个作曲家都渴望有的境界,或许自己都写出眼泪了。最后水到渠成,非常有条理、漂亮、自然的表达。
周天:自己的悲欢离合不是贝多芬要表现的。伟大的艺术家不会拘泥于只把自己的生活表达在作品里,“叙事”型的作品通常也不是最伟大的作品。很多艺术家都有能力和魄力把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分开。
于京君
8、您认为他幸福吗?
黄若:很难想象贝多芬的一生如果不去创作音乐会是什么样。创作的幸福无法用物质去衡量。如果一个人找到一个可以表达的途径,我觉得就是幸福的。
鲍元恺:近十年,我的听力出现了障碍,对于职业音乐家来说,无疑是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之所以在心理上不至于“灭顶”,是因为有失聪的卓越同行站在身后——国内有同样听障而成就斐然的王西麟和黄安伦,而在欧洲,听障行列里还站着斯美塔纳、福雷,以及伟大的贝多芬。
陈其钢:从我个人角度认为,一个完全不幸和沮丧的人,作品性格不会是这样的。从世俗角度来说,他确实经历了生活的波折。这些东西对他的影响,我作为一个作曲家是深有体会的:当你面对自己的欲望、对事业的追求,受到家庭或者生活条件、身体条件的限制时,有时是非常无奈的。贝多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他有生之年获得的认可与名声,对创作人来讲已经是幸福了,一般人不能体会。
盛宗亮:他是精神贵族,也很清楚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之处。这些是他的幸福之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和所有伟大艺术家一样,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冲突。没有了这些,便不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了。
黄若
9、在您看来,贝多芬在西方音乐史中是什么样的地位?
黄若:在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是属于很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了。承前启后,开创了新的东西。很多后来的作曲家,都受到他的影响,包括勃拉姆斯、勋伯格、舒曼、瓦格纳等等。
陈其钢:贝多芬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西方古典音乐还没有发展到它的最高峰——浪漫中后期。浪漫中后期是一种风起云涌的状态,涌现了大批的作曲家,大批的音乐厅,大批的普通听众进入音乐厅,使西方古典音乐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浪漫派之后的所有作曲家,再也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了。
周天:也许因为贝多芬音乐中无比的激情和张力,大家往往会重视他充沛的情感流露,而忽视他音符中反映出来的冷静的头脑和细腻的写作技法。古典音乐,尤其是管弦乐写作需要周密的安排和逻辑思维,以及丰富的经验的积累。贝多芬有独奏的功底,而且早年就熟知乐队的各个环节。通俗地说,他是乐队里“泡”出来的作曲家。因此,他的创新与发展并非为了简单的打破常规,而是从音乐本身出发所做的成熟的决定。纵观所有作曲家,其实贝多芬属于最不花哨的之一,但是他却为古典音乐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盛宗亮:有许多人会不喜欢某位作曲家,比如有人不爱勃拉姆斯,有人不爱舒曼、李斯特等,但我从未听说过有人不喜爱贝多芬。
周天
10、贝多芬的音乐对当今的音乐创作是否还有影响?
鲍元恺:有人说,现在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在音乐会、课堂或家庭演奏,加上唱片、广播、电视的传播,现在更有电脑、手机和网络媒体的播放。我想,这个“每时每刻”的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黄若:他的影响还是有的。这种影响不止于一个时代,而是一直在传承。比如他的主导动机发展的技法,现在也仍在使用。对当今音乐还有无形的影响,不光是技法,还有精神上的影响。
陈其钢:从中国音乐的角度看,贝多芬的影响其实也是西方古典乐的影响,有非常震撼的效应。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知识带回来,对中国文化的启蒙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它的影响不可避免,也极其重要。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没有准备、也没有自我意识的土地上,之后所引发的结果,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搞音乐创作其实是搞音乐哲学,应该有批判的意识。70年代末,西方现代音乐一下子进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和高度去看待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戒备心地全盘接受了。对于如何思考一个文化与自己源头的关系、与别人的源头的关系,自己的文化正处于什么状态,我们应该有所警醒。我们讨论贝多芬,要时刻记住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所想所做的,和他所处时代的发展步伐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强调中国风,什么是中国风?《黄河大合唱》是中国风,我就去做;《梁祝》是中国风,我要做得比《梁祝》还“好”。我认为,不需要比《梁祝》还好,而是要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理想的音乐,才是创造。这样我们在乱象中间说不定能看到一点希望。贝多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并且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依着自己的心,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了自己的个性。我们缺的就是个性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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