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她选择蜗居在东京“8平米”
2023/4/11 21:00:00 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只够放下床铺的狭小出租屋，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日本作家吉井忍却在预算充裕的情况下，租下一间八平米大的小屋，在这里体验到了富有人情味的都市生活。她在新书《东京八平米》中解释了微型出租屋生活的迷人之处：将花在住所上的金钱和精力挪到别处，或许可以创造出更大的满足感。
文｜肖楚舟
二十几年间住了三十个房间的吉井忍将自己的状态形容为“滚石”。大学时期开始，她在法国南部的农庄、德国小城市的旅社、马尼拉的商务公寓居住过，也在成都、北京的出租屋里生活过。年过四十回到日本后，她住过一阵子东京郊区的宽敞房子，始终觉得“不对味”。最后，一间月租三万日元，没有洗澡间和天然气的出租屋，成了她长居的地点。
这种“不对味”的原因，和现在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的理由背道而驰。我们或许不大愿意承认，在居住密度低的地方，“附近生活”的浓度也就被稀释了。习惯了热闹和人情味的人，其实很难持续从那样的环境中获得能量，容易感到寂寞无聊。这就是吉井忍搬回东京闹市，特地在商铺云集的老街区挑选住宅的原因。
《重启人生》剧照
原书名中的“四叠半”含义比“八平米”更丰富，“一叠”是一张榻榻米大小，大约1.6平方米，“四叠半”通常是一个日式房间最小的面积，即使在居住面积紧张的日本人眼中，几叠大的房间也只是过渡性的栖身之处。森见登美彦的《四叠半神话大系》里，“四叠半”大的破旧宿舍是大学男生苦闷精神的象征，装不下他们奔流不安的肉体和意识。日剧《公主小屋》里，女主角葵为了攒钱买房住在几叠大的房间，那也是她买上理想公寓之前的权宜之计。用“叠”计算的房间，首先会给人老旧狭小的印象，传达出逼仄、孤立、拮据的气息。
按照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低居住面积标准”，四叠半远低于单身者过上“健康而有水平的生活”所需的25平米标准。吉井忍租房的时候也遇到过质疑，“好好努力啊，听说你是翻译啊”，言外之意以她的收入不该住在“这样的地方”。但直到这本书出版，她还是没有离开那里。
《今天的吉良同学》剧照
小房子的好处，一般人只能想到价格低廉，但跟生活不便比起来，这点好处又不足为道。吉井忍打开了另一个思路，正是住所的狭小，杜绝了“宅”的可能。八平米的房间就像一种“暴露疗法”，意味着必须将一部分私人活动挪移到公共场所，在与陌生人若有若无的接触中，逐渐进行一场“交际复健”。没有浴室，就要去公共的“钱汤”。没有功能齐全的厨房，于是经常去咖啡店解决三餐。没有洗衣机，就去投币式自助洗衣房。没有冰箱，必须每天去商超购买新鲜食物。没有多余的运动空间，就必须上健身房。由此产生的不便，换种角度可以看作与“附近”产生联结的机会。
在洗衣店一周见一两次的大姐，谈话居然能够深入到家暴、离家出走、离婚之类的话题。澡堂里点头之交的老人，会热心地教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如何使用澡堂设施，让吉井忍在坦诚相见的场合也能体会到“面对社会和未来的基本信任感”。偶然发现一家凌晨营业的咖啡店，让她意外地接触到都市边缘的日结工人群体和经历过战争，几度创业的老板，打开了城市生活的另一个维度。因为不得不走出房门，才能重新认识到身边熟悉的时空，其实是由多个互不重合的世界折叠而成。
《深夜食堂》剧照
想起自己在莫斯科独居的日子，我也是个很宅的人。除了上班，只有“生活所迫”的时候才会下楼与人产生线下交流。最常去的是公寓楼下的“生活综合体”，那个半地下室里，塞下了一间五进深的食品超市，一个快递点，一间修鞋铺，一间裁缝铺，几乎所有店主都是沾亲带故的中亚人。因为在国外买衣服总是尺寸不合，我几乎每过几周就要去楼下小超市修改腰身或裤长，裁缝大姐也会偶尔与我说起，上周那位姑娘回乡结婚了之类的家长里短。在那样的地方，我才逐渐认识到这座城市在这片大陆上散发的向心力，意识到身边的鞋匠、厨师或者出租车司机，家里可能都养着一群羊。
这种半陌生人社会的开放性交往，是对亲情与友情的重要补充。正因为不是“朋友”，所以能避免陷入封闭性的关系。“在不经意的场合中你都能找到气味相投的人，这种经验自然让你和眼前的世界建立信赖感。”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吉井忍，也对这样的关系产生无限眷恋。每天见面的澡堂老板娘，不知道她的工作和名字，却教她做自己的拿手好菜。荞麦面店的老板娘，会叫她去“业务超市”买量大价廉的食物。这种有限的联系，“起不到多大实际作用，但是对人的精神健康很有帮助。”
《公主小屋》剧照
我很能理解这种若隐若现的联系能给人带来的支撑感，彼此没有太深的羁绊或负担，反而能用来安置一些无从释放的苦闷。离开莫斯科前，我有四五包带不回去的衣服，放在屋子里会被房东收取高额清理费，送去慈善商店还不一定能全被收下，头疼得很，加上动身前手续繁复，我彻夜坐在小山般的行李中间彻夜难眠，偶尔痛哭流涕。结果下楼买菜时跟裁缝店的中亚姐妹提起，她们立刻提出可以代我收下，“尽管你的尺码太小了，我们穿不了，但可以拿来送人，或者当碎布头用。”因为店里堆不下，她们挑了其中三包，其他的婉拒了，并给了我一个拥抱。
《于星降之夜》剧照
无论在东京还是北京，依靠互相麻烦构成的人情社会正在无可挽回地消失。因为修缮困难，吉井忍常去的一家钱汤停业。筑地市场搬迁，附近早餐店的老板娘退休了。凌晨契茶店的老板也于近年去世。产生过的联结在带来温暖之余，也会带来阵痛，这也是活着的一种证明。
《东京八平米》的观点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有些天真。所谓“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租来的”这样乐观的理念曾经也在年轻人中流行一时，最近很少有人提及了。或许是因为瞬息万变的房东和房价，始终让租客的处于朝不保夕的隐患中，生活的甜美总是难敌生存的冷酷。但把“八平米”的有限，看成打开更多生活向度的机会，的确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思维方式。
牺牲一些非必要的居住追求，在双脚可及的市井生活中寻找松弛感，其实并不难做到，难的是怡然自得的心境。因此我对一位住在胡同平房里的朋友深感佩服，她总是能乐此不疲地在没有暖气、墙角漏风的房间里做饭给我吃，餐后还提供自制酒水。有一次吃到中途，居然有邻居敲门送来一盆新种的薄荷，对方有些腼腆地说，“看你会调酒，能让薄荷物尽其用”，我不禁感叹，这真是“日子人”之间才有的惺惺相惜。我想，在青旅的上下铺、合租的单间或大杂院里认真经营生活的人们也是一样，无论多么窘迫，都称得上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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