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唯美主义者川端康成的宿命
2022/9/22 7:00:00 六根

     唯美主义者川端康成的宿命

     文|汪兆骞

     “诺贝尔文学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尺”,也是作家梦寐以求,渴望登上的荣誉殿堂。诺奖来了,“有的狂喜,有的坚拒,有的是功臣,有的是国贼,有的流亡,有的自杀”(阎纲)。在每个作家都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时代,作家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死。

     海明威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海明威用悲壮的自杀,完成了塑造英雄形象的绝唱。无独有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演说《我在美丽的日本》时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毅然自杀呢?”举座皆惊。

     1970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头缠“七生报国”白布,身着戎装,高呼“天皇万岁”后,剖腹自杀,同时身边的介错用刀砍下了他的头。十七个月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自杀于寓所,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没有写下只字遗书,留给后人无尽的疑问和唏嘘。

     希腊哲学家欧里庇得斯有句名言:“或许谁都知道,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川端康成将之化成自己的名句:“生并非死的对立面,死潜伏于生之中。”一生崇尚唯美主义的他,自然把死也视为一种美。的确,他选择开煤气自杀,比起剖腹、身首相离那种残酷寻死本身是一种优雅的死。

     这是厌世的、颓废的、悲观的哀莫大于心死而绝望的死,抑或是修行中宗教禅境的生命意识对他的影响使然,总之这是唯美主义者川端康成的宿命。

     川端康成,文学事业成就辉煌,荣耀桂冠无数:1944年摘得第六届菊池宽奖,1952年获艺术院奖,两年后又获野间文艺奖,1961年再获每日出版文化奖。大凡日本各种文学奖项,他几乎全部收入囊中。

    

     川端康成(1)

     自四十九岁始,他在日本文学界地位显赫,1948年至1965年,任日本笔会第四任会长达十七年之久。1953年,他当选日本文学艺术最高荣誉机构艺术院院士。1961年,日本政府授予他最高奖赏第二十一届文化勋章,以表彰他“以独特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了日本美的象征,完成了前人没有过的创造”。两年后,他被任命为艺术院文学部长。

     在国际上,川端康成也屡获殊荣,1959年5月,在法兰克福第三十届国际笔会上,获歌德奖章。翌年8月,法国政府特将艺术文化军官级勋章授予他。1968年,他又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极尽殊荣。诺奖评委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在授奖词中,高度赞誉了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先生获奖,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这份奖,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成名作,这篇中篇小说将他推到新感觉派文学的巅峰。小说并无曲折复杂的情节,写的是舞蹈艺术研究者岛村,三赴北国多雪山村,与山村艺伎驹子和素昧平生的少女叶子邂逅发生的感情纠葛故事。

     《雪国》动笔于1935年,该年初,川端康成将小说开端两节冠以“晚景的镜面”和“雪中早晨的镜子”之题,分别发表在《文艺春秋》及《改造》杂志上。后因写不好结尾,他几次束之高阁,直到1947年终于有了满意的结尾,将之发表。

     故事如飘飞的雪花,在不经意间悄悄发生和结束在茫茫无际的洁白雪国。一列火车“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来”。靠遗产过着悠闲慵懒生活,且平庸浅薄的研究西方舞蹈的岛村,从火车上下来,第二次走进静寂寒冷而虚幻的茫茫雪原。

     第一次到雪国沐场,岛村便找艺伎,女佣带来了出奇洁净的驹子。她向岛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生长雪国,后到东京做陪酒,被人赎身后,本想当舞蹈师维持生计,不料恩主去世,再堕艺伎行当。岛村听罢驹子诉说,对她表示依恋之情。

     此次乘火车来与驹子相会途中,岛村无意中发现了少女叶子,她的美丽脸庞令他着迷,他疯狂地爱上了她。岛村与叶子交谈,得知驹子为了报答恩主为她赎身,甘愿再当艺伎,做恩主得肺病的儿子行男的未婚妻,并赚钱给他治病。少女叶子深爱行男,特护送他到雪国治病,因此,对岛村的追求无动于衷。

     在雪国,驹子与岛村相遇,相处久了便真心倾身相爱。为了生存,她不得不陪客人喝酒、演出,但她即便喝得酩酊大醉,也会到岛村处共度良宵。她只是出于报恩和同情才愿做行男的未婚妻。

     而岛村一面与深爱自己的驹子鬼混,一面追求叶子。当驹子到车站送岛村回东京时,叶子突然跑来告诉她,行男就要死了,希望见驹子最后一面。

     岛村第三次到雪国与驹子相会,行男和驹子的师傅都已经去世。叶子常常到行男的坟墓悼祭,驹子却很少去。一天,叶子与岛村相见,提出希望他带自己到东京。岛村问她是否与驹子商量过。叶子说:“她真可恨,我不告诉她。”她告诉岛村,到东京,“一个女人总会有办法”。

     一天深夜,岛村到驹子住处找她,发现她的居所蚕房燃起大火,他冲过去,突然看到夜空出现银河,自己的身体“悠然飘上”去。驹子也出现在火场,发现有人从二楼坠落,她跑过去,竟是叶子,她抱起叶子狂喊“这孩子疯了”……

     川端康成塑造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驹子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热烈追求爱情,一直与悲惨命运做徒劳抗争的女性;而叶子则是一个精神缥缈,不染尘世污浊,“优美而近于愁凄”的理想少女形象。相较对二位女性的赞美,岛村是个被谴责者。他也想寻求生命的真实,却终日无所事事,疏懒而无为,认为生活一切都是徒劳的、虚无的,最终成为一个精神空虚,只寻求感官刺激,无为的虚无主义者。

     《雪国》让读者看到“纤细连接着强韧,优雅与人性深渊的意识互挽着手”的广阔人性图景。

     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古典主义文学,同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重视塑造人物形象,特别重视人物心理刻画,具有独到和细腻的艺术个性。《雪国》还鲜明地呈现了纯粹的个人官能感觉,依靠直觉把握事物特征的“新感觉派”的风格。其间,我们也会发现川端康成在日本传统主义与西方现代派两种创作思潮中,左右徘徊、迷惘探索的清醒和困惑、兴奋与痛苦。

     1899年6月11日,川端康成降生在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大字宿久庄一个医生家里。其家原是望族,后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他一岁时,多才多艺的父亲患肺病辞世。第二年,母亲也因病撒手人寰。他七岁时,奶奶也死了。他和姐姐由双目失明的祖父抚养。他十岁时,姐姐也夭亡。他十五岁时,呆坐病榻上的爷爷也走了。

     沦为孤儿的川端凄苦度日。失去所有亲人的打击,再加上青年时有多次失恋的遭遇,使川端形成忧郁、怪癖的性格,“变成一个固执的扭曲了的人”,这给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带来较大影响。

     十六岁时,川端在《十六岁的日记》中,记录了最后一个亲人祖父弥留之际自己的感受:“我默然不响……一种无依无靠的寂寞感猛然侵袭我的心头,直渗我的心灵深处,我感到自己孤苦伶仃。”

     川端在上学时,曾想当画家,读中学时又对文学有了兴趣。他读了大量父亲留下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万叶集》和《枕草子》及日本近代小说家德田秋声、志贺直哉,外国的惠特曼、左拉、泰戈尔等大师的作品无不涉猎,反复诵读,均可大段大段背出原文。

     书香的熏陶和浸染,让川端早就尝试写作,前面所引哀婉动人的《十六岁的日记》便是习作。1919年6月,他还在中学《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习作《千代》,以清淡的笔墨,讲述了他与三个叫千代的姑娘的爱情故事。其文学才华,已见端倪。

     川端一生与四个叫千代的女性结缘,她们对他命运的走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尚不满二十岁,情窦初开的川端,与千代们的情感纠葛,刻骨铭心。一篇叫“非常”的小说,将其爱情的渴望表述得淋漓酣畅:

     “十六岁!”我喃喃自语道。打算和我结婚的姑娘也是十六岁呀。我一向对十六七岁以上的女人不感兴趣,而只对十六岁的妙龄少女产生一种近乎病态的爱慕……回到浅草的公寓时,看到有道子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的朗哥:

     感谢您的来信,很抱歉未能回信,您还好吗?我有一事要告诉您……请把我忘了,当作不在这个人世吧。下次给我来信时,我已不在岐阜,已经离家出走了……我不知道我将在何方,怎样生活,我衷心祝愿您幸福。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朗哥。

     这样的道别,让“我”陷入痛苦,沉入了幻觉,想象道子走后的种种景象,“最后一个痛苦的化身向我逼来,僵硬地坐在火盆的对面”。“我”,让我们看到川端的身影。

     1920年,川端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语系,翌年转入国文系。这时,川端结识了当时的名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等,参与《新思潮》活动,在该刊发表《招魂祭一景》(1921),博得两位名家的赏识。

     1924年大学毕业的川端,以自传体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傲然登上文坛。伊豆舞女熏子,原是川端康成上高一时,到伊豆半岛旅行途中邂逅的。彼此友善交往中,两个年轻人油然产生纯洁的友情,激起爱的涟漪。

     小说表现了青春的骚动和情怀,还有各自独特的人生感悟,特别是二人那种天真、纯洁、缠绵悱恻的青春男女之情,深深打动了读者。1926年出版的创作集《感情的装饰》,成就其小说家的地位。

    

     川端康成(2)

     川端康成在潜心创作小说同时,还特别关注文学流派论争。自大学毕业后,在菊池宽的支持下,与青年作家横光利一等同道,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树起“新感觉派”大旗,与小林多喜二的革命文学派及岛藤村的自然主义派分庭抗礼,形成日本文学流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新感觉派”作为文学流派,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文坛上出现的,以个人官能感受作为出点,依靠直觉来表达事物的现象本质的达达主义,主张“情感、感觉就是一切”的文学观念。1929年,“新感觉派”失势,川端又热衷于“艺术高于一切”的“新兴艺术派”。他发表过《论现代作家的作品》《关于日本小说史的研究》等论文,宣传他的文学主张。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猖獗,国粹主义横行。川端与武田麟太郎等办起《文艺界杂志》,坚持唯美主义创作方向,并未参与侵略战争的鼓噪。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浅草红团》(1929—1930)、《水晶幻想》(1931)等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新感觉派集团中的异端分子”。在艺术上,川端其实一直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文化人格上守住了自己的清白。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反战的川端康成默默到镰仓隐居,不随波逐流,绝不参加鼓动战争的叫嚣。1941年,川端康成接受“满洲日日新闻”的邀请,前往中国东北,参加围棋国际大赛,同行者有吴清源和村松梢风。

     是年9月,他又应邀访问中国,先后到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东北各地访问。访问结束后,川端为更深入研究“满洲国”,自己掏腰包留在沈阳(当时称奉天),还把妻子从日本接到沈阳。10月,他偕妻子乘车到北京进行访问,然后到天津、张家口、旅顺等地参观。

     等到11月,川端夫妻回到日本神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川端编写了《满洲各民族创作选集》,作为访问中国的研究成果。还有一种说法,1943年,川端受日军方派遣,以战地记者身份随侵华日军到中国东北采访。

     1944年,川端以《故园》和《夕阳》等文章获得菊池宽奖。

     日本战败投降,曾经反战的川端,精神还是遭受重创。他发出“我作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除可怜的日本传统美之外,再不想写一行字了”的哀叹。其内心颇为复杂。反人类的侵略战争使自己的民族遭到灭顶之灾,战后的“世态和风俗”的巨变等报应和惩罚,与川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相碰撞,让他既愤慨痛苦又无奈,只好到宗教禅境寻找解脱。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川端这种“空、虚、否定之肯定”的美学意识贯穿了他的文学创作。

     1946年,在日本文坛即将升起的新星,大学三年级学生三岛由纪夫,带着自己创作的手稿,拜会了文坛宿将川端康成。慧眼识珠的川端,将其书稿力荐给文学杂志,于是三岛由纪夫以短篇小说《香烟》给战后的日本文坛带来惊喜。两位作家遂建立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此后,川端创作了《重逢》(1946)、《千鹤》(1949—1950)、《山之声》(1949—1954)、《湖》(1954)、《睡美人》(1960—1961)、《美丽与悲哀》(1961—1963)、《古都》(1961—1962)等作品。

     川端康成,是当代日本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着力表现日本风情、民族精神和日本文化心态,在艺术上,他坚持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让他收获了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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