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 饥饿的密码
2022/10/11 7:00:00 六根
饥饿的密码
文 | 潘采夫
三十多年前，一群小女孩手拉手把我围在中间，欢乐地冲我喊“小胖墩，小胖墩”的时候，我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会真的变成一个胖子。
把我引入思考的是作家冯杰，他出了书，叫《水墨菜单》，那些豫北平原上的日常吃食，正在唤醒我关于吃的记忆。他像个修硬盘的师傅，把我脑海里遗失的东西又恢复了一部分。
听过刘亮程的讲座，他说人不需要在故乡呆很多年，只要五岁，就会记住所有的东西。读他的书，是有些特异功能，不过听了他讲的之后，我觉得我对童年的生活，又想起了更多一点。
我住在十字街的时候，南街村口的歪脖槐树上还挂着一个铁家伙。我两岁的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所以再没有了敲钟上工，男男女女集体下地的情景，但在我的脑海后部，偶尔会响起那个破钟的声音。
钟响起之后，人们蓝压压坐在一处洼地，二猴子和老羊角在台上慷慨地说着什么，他们是生产队长。在分农田，分菜地，分果园，分农具，分骡子和生产队里的牛。我小时候爬的那些杏树，已经成了私人的财产，我们偷杏的时候，会嘟囔着这是富江家的，这家伙揍过我，多摘点，这是二奶奶家的，留着。
我曾在某一年里吃过180多次庆丰，喝的都是棒渣粥。
我十个月大的时候，胳膊被玉米糊涂烫了个皮开肉绽，这种黏糊糊、黄洋洋的粥，成了我最喜欢喝的东西，它也在我身上留下了终身的图腾。我们叫它糊涂，或者黄糊涂，北京人叫棒渣粥，庆丰包子铺里有卖。我曾在某一年里吃过180多次庆丰，喝的都是棒渣粥。
我最喜欢的叫红薯糊涂。每年秋冬天，红薯都会把我变成一个小胖墩。从红薯从地里拉回家开始，我的食谱里就没了黄窝窝，没了白馍馍，只有甜丝丝、稀溜溜的红薯。南街的猪最恨我，骑着他们游行他们不在乎，抢他们的红薯他们不能忍。
那时候我的鼻子很灵，不管谁家用大锅煮一锅小红薯，要喂猪和她的孩子们，那空气中厚重的甜味，都会让我仰头看天，鼻孔对准风来的方向，鼻翼颤动，仿佛一只小狼听到了荒野的呼唤。
我翻身下猪，直奔河边第一家，准确无误地找到那口铁锅，小老鼠一样的红薯(小红薯没长成材料，喂猪合适)在锅里平躺，锅里的水成了浓稠的黄色，小红薯是我吃过最甜的食物，他们可以用嘴吸溜。老母猪的眼睛会满怀敌意，在身后用愤愤作响的长嘴顶我的屁股。猪们有自己的语言，我在南街猪界的名声，恐怕比阉猪的和杀猪的好不了多少。
白馒头是从几岁吃上的？在小濮州记不清了，打我记事起，我吃的是黄窝窝、红薯干子馍，过年的时候，才有枣糕和白卷子吃。没炒过菜，吃的是腌黄瓜、腌山姜、腌红萝卜、腌白萝卜，咸菜瓮里面游动着咸菜虫，他们有时候被称为蛆。这些腌制品被统称为就食。
有时也会砸个辣椒当就食，在蒜臼子里砸成糊糊，放进盐，蘸着窝窝头吃。所有村里人都会说一句老话：窝窝蘸秦椒，越吃越上膘，烧饼夹肉，越吃越瘦。大人用这句话哄孩子，让他们多吃窝窝头，少闹烧饼。我们村的是吊炉烧饼。
我最早吃到白馍馍是走姥姥家，姥姥家在黄河边，离山东五里地。我们村每人一亩半地，姥姥家的小李庄人均三亩，过得当然比我们富裕。姥姥是五保户，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地说，“小儿，我给你换馍馍撩吃。”馍馍撩就是高馍，山东特有，我们村的馒头像山丘，馍馍撩就像宝塔。
不管是姥姥，还是奶奶，还是妈妈带我去地里的时候，一路上告诉我最多的，就是哪种东西能吃。槐树上的槐花能吃，榆树上的榆钱能吃，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榆树皮他们也能吃，红薯地里的红薯叶子能蒸着吃，打麦场边成片的迷迷蒿子能吃，苕帚苗子用蒜汁一拌，别提多好吃，麦地里的荠荠菜能吃，灰灰菜能吃，蜜蜂菜能吃，河边长的马杨根也能吃。
女的教我吃植物，男的教我吃动物，也不知谁告诉的，我从小烤着吃蚂蚱，吃土里的蛹，吃知了的幼虫。还有人吃地里的老鼠，掏老鼠洞里的黄豆当粮食。那些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学会了抓麻雀吃，抓河里的青蛙吃。我曾见过大孩子捉过半布袋青蛙，大腿剁下炒着吃，只剩下前腿身子在地上爬。那个恐怖场景超过看爷爷杀鸡。
我爷爷是个做买卖的，在我不同的年龄段，他先后做过卖熬饼、卖饺子、卖羊肉、卖烧鸡、卖油条糖宝等生意。杀鸡的时候，爷爷先用左手把鸡头反抓住，鸡脖子裸露，爷爷右手拿尖刀一划，鸡血喷射，流在一个盆里。
待血流完，随手一扔，那被割了喉放了血的鸡扑棱一下站起来，脑袋垂着歪在一边，它已经没法看路，所以走起来像喝醉了酒，原地打转的居多。母鸡生命力比较差，牺牲的也快，公鸡比较强悍，能原地转圈或到处乱走老半天。当他重新开始买卖的时候，应该已经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也到了四五岁的年纪。
从记事以来，我没觉得吃的有多差，儿童很难感受到生活艰辛，长大以后回忆，才知道当时的生活有多不好。我的父辈、爷爷、老爷爷，身体里则完整贮藏着饥饿的信息。
父亲给我讲过，他小时候发大水，他划着家里的门板到庄稼地里，跳下门板一个猛子扎下去，在水里刨红薯的事。他也跟我讲过老爷爷的兄弟，在60年代因为不愿偷生产队的玉蜀黍，生生饿死的事。
更早以前的事他也不甚了了，但知道老祖们都是挨饿的命，历史上不是流民就是难民，挨饿的时候多。
我从小吃饭快，不挑食，爱吃主食，喜欢把肚子吃得溜圆，有干的就吃个撑着，有稀的就喝个水饱，吃完拔腿就窜，抓都抓不住。到城市以后，能吃上了苹果，有次父亲买了一袋子苹果回家，放在桌子上，他一回头的功夫，桌上的苹果不翼而飞，我和弟弟妹妹每人抢了几个，放进自己的秘密空间，这样能保证自己能吃到苹果。父亲喊我们搬仓老鼠。
高中130斤，大学140斤，大学毕业150斤，三十岁160斤，四十岁170斤，体重和收入都在稳步前进。我成了一个胖子，一个摸着自己的肚子叹息但又忍不住吃拉面烩面刀削面油泼面炸酱面的胖子。每次减肥的念头兴起，我的脑海中，食管下方，肠子内，都会发出嚎叫与嘶吼，对我的减肥决心进行迎头痛击。
我有一个毛病，每次吃饱饭之后，我的肚子都会发出远方打雷般的咕噜声，我知道那是我的身体在争抢食物。在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的家族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们能把每一滴食物转化成脂肪，用来抵御下一次无边无际的饥饿。
我想，这就是我成为一个胖子的原因。
作者简介：
潘采夫，70后，河南濮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曾在《新京报》文化副刊部、评论部任编辑、体育部主编，后任《南都周刊》主笔，2015年7月加入小猪，任小猪短租副总裁。2020年加入大米和小米。
曾担任《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评论嘉宾、《中国之声》评论嘉宾等。创办有谈话类音频节目《跑题大会》、 《两杆老烟枪My Ars》等。
著有文化评论集《贰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2896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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