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斌｜父亲这一生
2022/10/16 7:00:00 六根
父亲这一生
文｜于志斌
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秋天有中秋节、重阳节、国庆节，以及国际新闻工作者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等。秋天更是思念的季节。在秋风初起、秋高气爽、秋枫凝霜时，大地之上不知道有多少颗思念的心在驰骋，不知道有多少分至情的意在飞扬。我的父亲却是在二十年前的秋天里离开人世的，是以每到秋天我缅念父亲之情格外浓烈。今天是父亲的忌辰，我就在此说一说我的父亲吧。
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父亲小时候
2015年10月，我非常想念父亲，忽然就很想知道父亲小时候的一些情况，于是在15日上午打电话给在徐州的姑姑，问候佳节，祝福安康，并聊起家常。姑姑敏慧，知道我所问的事情比较重要，便对我讲：“你爸是家里的长子，是你爷爷给他开的蒙……”姑姑从我爷爷说起，娓娓道来。
我爷爷名叫施向权，于民国初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堂，当过私塾先生，是当地的开明人士。我奶奶名叫袁齐静，念过民国初年的小学堂，粗识文墨，喜欢读《红楼梦》等小说。爷爷家原在宿迁县城里，宿迁成为边区一部分时，边区政府礼请爷爷办学校、当校长，爷爷应允了，办了几个学校。宿迁故老把这个时段称为“第一次解放”，而1949年在他们来说，自然是第二次解放了。
我父亲名叫施培毅，在宿迁城的商立小学上学，四年级时日本鬼子快要打到宿迁城了，爷爷把家搬到了农村。父亲跟爷爷学习了一年。爷爷做小生意，一度在古城集摆摊子卖草纸。父亲帮着做事，又当小伙计半年。父亲和二叔经常帮着我奶奶纺线，每隔三五日去集上卖掉纺好的线，买回棉花再纺线。这些就是爷爷家窘迫的生活来源。
父亲十三岁时在张大庄私塾读书，十四岁那年，宿迁南乡叶家圩子有个先生叫张树桐，字梓琴，清末贡生，曾经留学日本，归国回乡后搞教育。张先生教育学生很出名，父亲被我爷爷送到张先生那里读书。父亲在叶家圩子读书约摸两年光景，住在公塾里。父亲从此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习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凡能借到或买到的书籍，到手便不忍放下。
父亲在张先生收的同期学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每隔三四天，父亲返回家里，从家里拿些干粮——主要是煎饼和咸菜，走十来里路回到叶家圩子的学堂，继续读书。酷爱读书的父亲稍有空闲就拿起书本朗诵起来，其情其态如醉如痴，乡亲们便送给父亲一个雅号——书呆子。
在叶家圩子读书期间，父亲与七八个同学义结金兰。结义后一天，在结义大哥的带领下，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到我爷爷家里探视，向爷爷奶奶跪拜磕头。
清明时节下乡扫墓，父亲和二叔追着风筝跑，三叔和姑姑跟不上趟，父亲和二叔便停下来，等他俩到了身边，猛然把他俩个拽到肩膀上，一人扛着一个地飞跑。父亲和二叔在追上放风筝的表兄堂哥后，再猛地把三叔和姑姑往麦田里一摔，然后大家一起哈哈笑起来。
父亲学会了吹洞箫和笛子，拉京胡，操琴。只要爷爷一高兴，总会邀请他的几个哥们到一块儿，唱上一出《武家坡》、《四郎探母》什么的。操琴的肯定是我父亲。
《武家坡》剧照
那时候，爷爷家的西边二里地那块是乱坟岗，将至傍晚就没有人敢在那里走。父亲和二叔却偏要在好几个夜晚，一个人吹笛子，一个人吹箫，一路吹过去，再一路吹回来!夜沉沉的，黑黢黢的，一曲《梅花三弄》直惹得三乡五里的稍识音乐之人，难以入眠。
有一天，一个叫做陈化光的人在爷爷家小住，日常里与爷爷拉呱，拉着拉着就说要把父亲和二叔带走。爷爷奶奶商量后同意了，两三天后，陈化光带走了父亲与二叔，把他俩送到淮北中学。
“你爸从这个学校出来后，去上华中军政干校。而你二叔呢，就去参军了。”讲话快结束前，姑姑还强调说：“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有一次你奶奶对着你爷爷哭，我在边上看见了，知道是你奶奶想你爸和你二叔了。我还听到你爷爷对你奶奶说‘他们是参加共军去了’。可你奶奶好担心他们……”
以上是当时刚届八旬的姑姑给我讲的故事，我记录如上。我后来读了父亲所写的简历和发表的《初识老欧》(引文出处见文末《附录：参考和引用文献》，下同)，知道了陈化光亦名陈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在1944年秋天住在我爷爷家里时与我父亲结识。陈湘发现施家这个长子有强烈的抗日救亡的意识，遂在年底介绍他加入新四军组建的地方机构。1945年初，父亲到了解放区的淮北中学，不久后去了华中建设大学。1945年底，父亲由“建大”转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做了范长江校长的学生；来年四五月间毕业了，他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拂晓报》社工作。
永远眷恋的一段生活
1972年6月父亲到泗县采访李月华事迹，下旬在县招待所住宿，28日一早写诗：“庭院依稀绿树酬，二十六载赋重游。扪虱遮羞悲歌健，使酒弄文意气遒。红旗掩泪志初遂，黄土洒血愿未酬。似锦年华虚度否？抚心枉自怨白头。”后记有“时光流逝，忽然已添白头，当年愿为革命捐躯的壮志未遂，事业也无所成就，年华虚度，无可挽回”等语。
《拂晓报》是新四军彭雪枫将军创办的，1938年9月29日首次出刊。在战争年代，《拂晓报》社办公地址是随着军事斗争态势而迁移的，父亲入职《拂晓报》社时，报社是在泗县城一个三进院落的深宅大院办公，社长和副社长分别是邓岗和欧远方。
两位社领导看了介绍信和我父亲的档案材料。欧远方问他为什么取了“施该”这样的怪名字，父亲脸红耳赤，不好意思回答。原来前一年父亲在一位同志的提醒下，为自己取了“施该”的化名。当年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用化名比较普遍，目的是避免仍在敌占区的家人遭到迫害。父亲用“该”字，乃是在字典中看到它有“该博”之意，能寄托自己追求学识渊博的人生理想。这也是父亲不好意思回答社领导询问的原因。父亲这个化名用到了1948年，之后恢复了原来的姓名。
当领导询问父亲愿不愿到资料室工作时，他大喜过望，立即表示愿意。父亲心想和图书资料打交道，是求之不得的事。不久全面内战的战火已烧到了淮北，报社相机转入了农村，社长欧远方领导编辑部继续出版《拂晓报》；父亲被从资料室调出来干记者，奉命到泗宿边区采访对敌武装斗争，他在此时学会了用枪，跟着武工队与“土顽”打过几次小仗，写过几篇报道。九、十月，父亲在赶回报社途中遇到了被迫撤往运河以东的苏北地区的地委和军分区机关，于是跟着行动，后来转到山东进了华东新闻干校。
《拂晓报》
1947年春，父亲由华东新闻干校调到新组建的新华社淮北分社担任编辑，他从山东出发，越过敌方的多层封锁后与《拂晓报》社会师。当时淮北分社和《拂晓报》是一家，都在洪泽湖边办公，两个单位的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父亲作为淮北分社的编辑，努力而又勤奋地工作；其时欧远方撰写了《坚持在洪泽湖上》，父亲是这篇通讯的第一读者，也是向华东总分社发送的发稿人。这篇通讯在《新华日报》连载后被一些报刊转载，并且被介绍到了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生活很苦，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大家一起下湖捞鱼摸虾踩藕。他们的生活苦，工作紧张，业余生活却不枯燥，在晚会上父亲拉胡琴伴奏，还常常配合唱京剧的同志吼几句。父亲回忆说：“那真是一段使人永远眷恋的生活，如果时光真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再去过那样的生活”(引自《初识老欧》)。
深厚的战友情谊
1948年上半年，《江淮日报》社成立。这一年夏天，时任新华社江淮分社记者组组长的黎洪与父亲相识了，从此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文革”时期黎、施二人都受到迫害，一时间他俩被时人称作“难兄难弟”。在父亲至交中，黎洪是集新闻和出版以及社科理论研究于一身的父辈，成就很大，有广泛影响，我非常景仰和敬佩。
黎洪至老还记得发生在淮海战役前的一件事情，并写在悼念难弟的文章中。这件事情的主角自然是我父亲，他那时患病拉肚子，久治不愈，《江淮日报》社要随军区一起行动了，决定安置一批老弱病伤人员，父亲被委派担任一个三人组成的小组组长，出发前往洪泽湖东的后方根据地。那两位组员是女同志，都比父亲年小，他们乘船横渡与洪泽湖相连的成子湖，湖水清涟，游鱼可数，小船不时穿越大面积的莲叶和芦丛，两位女同志一路歌声。父亲一来腹泻不止，一来深感责任重大，听着隐隐的炮声，知道战火仍在附近，前途很难预料，不禁忧心如焚。他们到了湖东一个叫做侯口嘴的地方，找到了地方党组织才暂时安顿下来。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要拉十多次，身体衰弱，已经到了拄着棍子都举步维艰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已无法照顾两位女同志了，在征得她俩的同意后，就把她俩托付给了当地的党组织，自己住进了“淮泗医疗所”。
黎洪说：“施培毅在身患恶疾而又形势紧急时，忍痛拼命地把两位女同志安置好才去就医，表现了他先人后己的高尚品格。而王、欧两位领导，那么尽心竭力地关爱部属，千方百计地将同志从危难中援救出来，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也使我十分感动。”(引自《道德文章光照江淮——沉痛悼念施培毅同志》)评价父亲的一段话已见上述，而王、欧两位领导关爱部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黎洪所说的部属当然包含了这两位领导的许多下级，但是他举的例子还是父亲从生病到治愈这档事儿。当时父亲的病，他自己和同志们都以为是痢疾，医生在检查后说他染上了黑热病，拉肚子只是并发症，已经腹水了，需要锑剂才能根治，而小小医疗所没有剃剂。父亲的病情日益加重，他不想就这样等死，便写信给欧远方求救。约莫过了半个多月，所长拿着两盒药来到病房对父亲说：“老弟，你有救了。”原来这位所长和欧远方是朋友，欧收到求救信后立即给所长写信，信里托所长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弄到治黑热病的特效约，所长便托一位常到敌占区跑生意的商人从高邮买来两盒日本产的锑剂。两盒药还没有用完，父亲的病情便大为缓解了。另外，人在报社的王维社长听欧社长说了父亲患病的事情后，又帮助联系了埋伏在宝应湖区一个隐蔽的村庄里的军区后方医院，父亲遂被转入这座医院，服用了德国制的剃剂，经过两个疗程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父亲出院归队，已经是秋天了。
《初识老欧》有云：作为年轻的党员领导干部，欧远方同志的优良品质之一，是“爱护下级、珍惜人才的天性和真情”，“老欧终生保持了这种天性和真情”。
一个“老”运动员
我母亲名叫于荣章。母亲原是湖南省一个青年学生，东下皖南参加土改工作队，先调到中共徽州地委宣传部，没多久又调到安徽日报社驻徽州记者站。1952年初夏，母亲由记者站调进安徽日报社编辑部下设的记者部。母亲就在这时认识了时任记者部秘书的父亲。当年报社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业务学习，提倡业余读书。记者部办公室夜晚经常就只剩下我父亲和母亲在读书、看报纸。母亲每晚大约在十点多钟就回集体宿舍睡觉去了。父亲读书求知十分努力，看书有时通宵达旦。
1956年8月6日，是我父母结婚的日子。据母亲说，当年追求自己的人还有几位，不过“你父亲有才华，事业心强，尤其爱读书……”父母的婚礼是在报社食堂进行的，父亲在将近三十岁时娶到母亲，很是高兴，同志们轮流来找他干杯，他一个也不落下，跟他们都是满杯地喝干了，结果喝了三斤多白酒，醉了，也就是睡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父亲说，找你干杯的人喝的可是白开水呀。
父亲能喝酒，在老省报大院里是有名的。不过他更有名气的却不是喝酒。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母亲是最了解父亲的人。母亲形容父亲生平坎坷，倒霉运缠身，说他是个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被揭批的“老”运动员。
父亲对我说过自己在反右运动中被斥为反右不力，被迫多次写检查和接受批评教育的话。可是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因何被批，我还是在黎洪的文章中知道的。那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报社总编辑欧远方在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处，看到曾书记发火，且要把陈登科同志打成右派，回到报社后授意施培毅等同志立即找到陈登科商量对策。施培毅找到省文联的耿龙祥同志去通知陈登科。陈接到通知立即到施培毅住所，几个人商议后认为陈登科必须去曾书记那里当面做检讨，不论书记如何斥责都不要顶撞，或许可以得到书记的宽宥，逃过这一劫难。商议后施培毅捉笔代陈登科写了一篇检讨和表态的短文，很快在《安徽日报》发表了，以此向社会上表明省委已让陈登科检讨过关了，他不再是揭发批判的对象了。但是因耿龙祥同志被打成了右派，施培毅也就被扣上了“向省文联右派通风报信”的罪名。施培毅还曾激烈反对署名“林洛里”的一篇错误批评省文联的文章，因此被批为“严重右倾”，1962年方获平反。施培毅在反右运动中尽力保护了报社的一批业务骨干(见《道德文章光照江淮——沉痛悼念施培毅同志》)。
2006年，柯文辉先生对我说的一则故事——后文会讲到，也证明了我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坚持独立的意志和人格，绝不去害人整人。相反的，父亲是旗帜鲜明的“反右不力”和“严重右倾”。
说到父亲在“文革”时落难，有很多故事。2016年某天，我在互联网看到一份《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化名名单》，有许多我所熟悉的名字。忽然，父亲的名字赫然现于名单。我不禁很是好奇，研读一番，有感而发，写成短文，详见下一节。
时光荏苒，很快到了1973年，父亲的《往事十七首》又被揭批成了右倾翻案风、复辟潮的罪证。报社有个揭批组对十七首打油诗逐一曲解和乱注，然后书写成了大字报，分别张贴在省报大院内、省委和市委以及四牌楼的墙面上，一时间万人空巷，争睹“黑”诗。我那时已经念初中了，胆子有些壮了，也挤进人丛看大字报。父亲那时则在乡下蹲点采访，有人悄悄地传话于他，要他做好被捕入狱的准备……本世纪初父亲应《江淮文史》编辑部之约，写了《回忆<往事十七首>风波——安徽文化大革命中一桩公案》，刊登在2002年第二期《江淮文史》上，该文如今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
1980年暑假一天，我去探望初中语文课李国宁老师。李老师在家里接待了我，非常高兴，话很多，回忆了我在学校时的一些往事。李老师似乎在不经意间就说出了我父亲当年被揭批的事情，还说那时候学校里“不少老师都知道你爸爸写了黑诗挨批”，“志斌啊，你可知道我那时好担心你呀”。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很是诧异，马上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李老师告诉我：当时学校一个头头对自己说，报社的施培毅写了黑诗，他儿子在你的班上，你要密切观察他的举动和言语。“实际就是要我监视你，一旦你有反常现象，就要报告。”李老师补充说。“监视”一词虽然是从和蔼可亲、待我像妈妈一样的李老师嘴里流出，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还是吓了一身冷汗。2022年9月4日，《大众日报》刊登了我的《秋忆恩师》，这段往事已经公之于众。
2022年9月4日，《大众日报》刊登了我的《秋忆恩师》
上了坏分子名单
2016年5月，我浏览互联网“360doc个人图书馆”网页，无意中看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化名名单》。“此名单是从1966年5 月至6月27日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被公开批判的毒草的作者以及其化名。因时间紧迫，可能有遗漏的。笔名和化名是参考有关资料加以补充的”“仲秋”，云云。未具名的整理者如是说明。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化名名单》最后一行还著录了这份名单的出处：“原载《南方周末/解密》，并收入陈明洋编《当年事》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化名名单》对于诸多“坏分子”被点名批判的时间只写了时间段，然后是按姓氏笔画编排。在“1966年5月—6月27日”这一时间段的“[三画]”中，万绳楠先生名列其中。万先生不仅是我大学时的授课老师，我在工作后还有幸担任了先生的学术专著《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和《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的责任编辑。
在“1966年7月26日—8月1日”的“[九画]”中有“施培毅”三个字。1966年6月12日，安徽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安徽日报社，宣布成立报社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改组了安徽日报社的领导班子——社编委会，领导班子中的副总编辑黎洪和编委施培毅、邹人煜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杂文产出比较多的黎洪、施培毅、邹人煜、张新旭被批判和污蔑为安徽省利用杂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四家店——黑店，跟北京的“三家村”遥相呼应。每一个人都享受了整版或者大半个版面的批判文章。批判父亲的那篇文章之剪报还收藏在我家里，可知1967年8月3日，署名“夏仲涛”的《施培毅反党杂文的流毒必须肃清》见报了。父亲还被造反派说成了黑店“掌柜”，“摇羽毛扇子的军师”。
那时安徽日报社文化革命工作组为黎洪等四人分别编印了供批判用的杂文选。《施培毅杂文选》首页注明了“安徽日报文化革命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其“简要说明”称：“施培毅，原任《安徽日报》编委委员。现将其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选印二十三篇，共大家研究，批判”。
结合父亲、我大姐和邻居发小蔡小雪等人的回忆，报纸上刊登揭批黎洪的文章当天，造反派斗黎洪，施培毅、邹人煜、张新旭三人陪斗；刊登揭批我父亲的文章当天，造反派斗施培毅，黎洪等三人陪斗。以此类推。他们四人分别被斗了一轮。在报社大院，造反派给四人戴上纸做的高帽子，将他们反剪了双手，呈开飞机状；还要他们排成一列，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造反派人士则在他们身边高呼“打倒”、“要他灭亡”之类的口号，甚至动手打他们耳光，踢踹他们身体，向他们吐痰吐口水。有一天他们被押上卡车开出省报大院去游街示众了。那天共出动了三部车子，省报总编辑欧远方、副总编辑黎洪在第一部车子上，父亲和邹人煜、张新旭在第二部车子上，第三部车子是锣鼓队。他们都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脖子被挂了木质的牌子。父亲的高帽上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施培毅”，名字上打了红颜色的叉叉，木牌上在写了“三反分子”外，还有“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游街示众的车辆缓行，从淮河路上长江路，在省委省政府门口亮亮相，开到三孝口后折返，最后从六安路回到报社大院。
2013年6月，邹人煜先生去世了，我知道噩耗后写了《该死的是“四家店”……》，说“我无论是读邹先生的文字还是听邹先生的言语，知道邹先生竭尽挚诚地剖析与批判产生‘三家村’‘四家店’的气候、土壤等条件……每驰笔为文，鞭辟入理，喜笑怒骂，荡丑涤污，檄震八方!”我真心希望这种历史不再重演。
他心里有一个痛
在那个年代，但凡亲人被揭批斗了，自然是会株连家人和祸延亲友的。父亲的《文革打油诗存》云：约在1967年八九月间，那一天正好停电，家里点了蜡烛，造反派闯入我家，把数百册书籍和几个采访笔记本等物抄走了。抄家后不久，一天早饭后家门口锣鼓声大作，接着就响起如雷的击门声，造反派到家里宣读“施培毅滚出编委大楼”的“勒令”……从他们一进门我七岁的二女儿和六岁的儿子，一个被吓得躲在书桌下，一个被吓得把头藏进奶奶的怀里，九岁的老大胆子大些，但也被吓得脸色雪白。老母和妻捧着易碎用品跟在后面，特别是三个小儿女也低着头踩着那单调的锣鼓声在后面帮我推车，这个怪异的一幕中小儿女陪着我受辱的情景真令我心碎。
“文革”初父亲被揪斗时我虽然年龄尚幼，抄家和搬家的事情却有深刻印象。我没有跟在小板车后面帮着推车，而是被照顾坐在板车上，在父亲拉第一趟家具时到了新家，后几趟拉车我没有跟随。新家是一幢破旧的房子中的两间，两间屋子不相邻，中间隔了两间屋子。用后来知道的名词来表示，这幢拥有十几间屋子的平房亦即危房。在这幢危房还住着其他“牛鬼蛇神”，其中有两位副总编辑。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人家经常被人往家里扔石头和撒煤渣子，我和邻居发小左小弟经常被人欺负，欺负我们的人把我们叫做“小反”(小反革命的简称)，我头上也常被人“敲板栗子”。
第二年省报的工宣队进驻了附近的小学，谁谁是“地富反坏右”，在工宣队一些人是记得很牢的。我姐弟仨在这些人眼里就是“黑五类”中的“小反”，入学升学立即成了政治问题。这一年我刚好要上小学，是以跟随母亲到现场办手续，犹记得母亲与工宣队某些人交涉的一些场景。当年母亲在先已经和父亲商量妥了，为了我姐弟仨入学和顺利升级，不得已将我们姐弟仨改姓“于”，表示三个孩子已经跟他们的父亲划清界线了。我入学前姓施，因为行三，大院里喊我“施小三”。这名儿也是上了户口簿的，当年的大院子弟迄今还有人叫我这个名儿，我也答应。
我奶奶最是疼爱我了，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是我的保护神。奶奶很快也受到了牵连。我二叔是解放军连级干部，战死于淮海战役，因此爷爷奶奶是革命烈属。我奶奶本应该安享晚年的，可是在父亲被定为坏分子后，夺了权的造反派不允许我奶奶继续留在省城了，有人在我家和左叔叔家门前高喊“地主婆子滚回去”。奶奶呆不下了，被姑姑和小叔先后接去他们家过日子了。
父亲十七岁便离家去抗日，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爷爷病逝后奶奶来到父亲的小家庭，承担了不少家务，烧饭做菜，缝缝补补，对全家的生活有很大的贡献。父亲是多么希望奉母安养颐年啊。可是在那个年代，亲伦隔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情不胜枚举，我家也只是其中一例。父亲在很多年后还对我提及这件事情，我想他是因为此事而非常痛楚和难过，成了消不去的心痛吧。
“记者同志，你们辛苦了!”
父亲在“文革”前曾经采访过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父亲是省委派出的随行记者。在这次随行采访中父亲写了篇通稿，刊用与否我不得知，采访结束后父亲得到了一张照片作纪念，如今仍在。由这张照片可见在毛泽东主席身后，父亲露出了一个脑袋，一副全神贯注和侧耳聆听的样子。
父亲因为自己在“文革”前的采访记录本被造反派抄家时劫夺后失落了，生怕记忆有误，也就没有心思去写作有关“文革”前的重大采访活动的文章。某年媒体曝光了记者在行政力量干预下不能很好履职并且饱受侮辱的事件，父亲被触动了，便写了《教益和遗憾——回忆一次采访》，在安徽省老新闻协会的内刊发表了。
父亲于文中写自己接到通知后去见省委常委、秘书长。秘书长对我父亲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将来安徽考察，省委决定派你随同采访，作文字报道；不准提问，发一个公报式的消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安徽视察的时间是1960年2月19日至25日，父亲跟随他们由合肥而淮南而梅山水库而淮海战场旧地。在中央领导的专列到了徐州时，父亲下了专列，结束了这次采访。
我父亲等记者提前到稻香楼宾馆北楼一楼会议室，坐在靠东墙的木椅上等候。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人先后来到会议室，大家在就坐以后，省委主要负责人把到会官员一一介绍了，原以为就算完事了，不料总书记指着东墙木椅上的人问道：“还有这几位同志呢？”省委主要负责人一时回答不出，某领导忙说：“他们是照相的。”彭真反应很快：“是记者同志吗？”总书记“噢”了一声，立即站起身来大声说：“记者同志，你们辛苦了!”于是邓小平等四位中央领导快步走到记者面前，一边与他们握手，一边问他们的姓名和新闻单位。
“当时因为听到‘他们是照相的’那句话，显然带有轻侮意味；我并不轻视‘照相的’，也不计较不向总书记等介绍我们；但对于某些官员把记者看做只是为他照相登报的机器很为反感，他们根本不知道尊重别人的劳动，而小平的一声‘辛苦了’和立即前来致意，两者的反差是那么大。”父亲于文中不仅有这一段心路，还写了当时的两个故事。
一是在邓小平等参观合肥某工厂时，父亲努力要挤到小平身边以记录他的谈话，却屡屡被要员们粗暴地推开。彭真可能注意到父亲的狼狈和焦急了，就说“让记者同志上前!”卫士立即不客气地把某些官员拉开，让父亲走到小平附近。自彭真说出了这句话后，再也没有人阻挠父亲的采访工作了。
二是在参观安徽省博物馆时，父亲走到杨尚昆的身旁。正在观看康生书法作品的杨尚昆，一见父亲就问：“你看这幅字如何？”父亲说：“我不懂书法，可也看不出这字好在哪里。”杨尚昆竟然抓着父亲肩膀摇晃几下，还哈哈大笑……
先慈非常重视《教益和遗憾——回忆一次采访》一文，几次叮嘱我要把此文介绍给大众，以上撮要述之。
采访笔记本失而复得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与人生已在淡季的父亲聊一聊往事，曾经提出帮助他整理出版一本包括杂文在内的文集。父亲未采纳出文集的提议，却是尽可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努力想知道他在被整得最惨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心情，比如我问过他：“你有没有想过自杀？”父亲很平静地告诉我，“想过啊……”我希望父亲把他亲历的知道的故事写一写。父亲则说：我那时的采访笔记本和日记本，不是被造反派抄去了，就是因为担心被造反派当作“罪证”而烧掉了。好多事情已经印象模糊了，一旦下笔，那可得真实可靠才行。
“文革”后有政策规定要返还抄走的物件予当事人，可返还我父亲的不多，其中根本没有采访笔记本和日记本。被父亲视为珍贵的些许古籍藏本侥幸存活了下来，出现在返还我家的物品中。不过有的书籍没有返还，有些返还的书籍已经卷册不全了，就连人民文学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也少了两册。父亲研读鲁集很用心，会在书中写批语，由至今仍在我家里的八册鲁集可知。我因此想那两册是被有心人拿去搜寻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证了。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兄认识了。当他听说我父亲也写过桐城派的学术文章，还校勘整理了《吴汝纶全集》，立即便断定我是施培毅的儿子。原来达敏兄在桐城派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早已购买了《吴汝纶全集》。更奇的是，达敏兄有购藏和研究民间手稿的爱好，他买到一本我父亲的笔记本。达敏兄当即表示返回京城后把笔记本赠予我，之后他果然把我父亲的笔记本寄给了我。王达敏兄学问好，重然诺，有古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睹物思人，最是难耐。这是父亲的采访笔记本。本子上父亲的手迹依然那么清晰可感，可以看出一些字迹有些潦草，是参加某个重要会议的速记，还有几页纸被撕去了。采访笔记本上时间写得明明白白，是十年动乱前的记录，父亲如果还健在，说一说那里面包含的故事，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呀!
从记者到副总编辑
父亲从一名战地记者到省报副总编辑，经历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施培毅同志逝世》有：“施培毅主持采写了载入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长篇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关于这篇通讯的由来，先是在1972年春天，安徽省泗县出了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最后抱病抢救病人而壮烈牺牲的好医生李月华。父亲率队开进了李月华生前工作的丁湖公社，开始了前后为时两个月的采写活动，至当年8月5日，《安徽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白衣红心李月华》。同年秋天，父亲等一行应新华通讯社总社约请，赴京改稿；12月9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19日，《人民日报》以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以及《工人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中国》(日文版)等都先后转载。全国还有十九个省、市卫生厅(局)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医疗卫生工作者学习李月华同志。卫生部邀请泗县派出报告团，向首都卫生战线报告李月华事迹，听众达万人(次)。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郑州大学等新闻系(专业)还把《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作为教材。
曾有一位向我约稿的某报记者，在了解了我父亲的一些往事后，评价《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是新记者学习和模仿的范文，隔了那么多年看，依然很感人，那个年代也不都是口号”，我听了深以为然。《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主题思想和行文特质迥异于当时的文风，曾经打动了无数的人，在今天犹有思想价值和阅读意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影响很大，有些与这一长篇通讯的采访和写作没有关联或者甚少关联的人，想方设法要把自己说成是作者和参与者，稿子亏得有了他才有了广大影响，等等。201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大型图书工程“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其中《文学照亮人生·报告文学回忆录卷》收入《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2014年1月4日，《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的作者之一俞乃蕴先生对我说：出版社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不要说给稿费了，连书都没给；署名仍沿用几十年前的笔名“易云”；“我已八十有四了，不想操这个事了……”，俞先生如此结束了话头。我以为即便署名“易云”，编者仍可注明“易云”是施培毅、俞乃蕴、褚水敖、王畅平等人的笔名。这件事情反映了编辑工作做得不细致，差劲，没有人情味。
对于此类事，当年参加采访和写作的俞乃蕴、王畅平、褚水敖先生都还健在，是完全可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自我标榜。不过这几位先生均为谦谦君子，他们可能不会去应对这些事情了。我则以为：我们一方面要拒绝遗忘，一方面也要防止篡改历史。我想有此意识的人士不妨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做一些正本清源的事情，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更要做那些对子孙后代有益之事。
历史未远，文献犹在。当年采访人员王畅平的《心香一瓣献英灵——李月华事迹采写宣传追记》，俞乃蕴的《精心塑造李月华——痛悼培毅同志》，以及《安徽新闻百年大事》，已经把《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之由来写得清清楚楚了。
我母亲回忆和介绍了在《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发表并取得广泛影响时，“编辑部、社会上赞扬声不绝于耳，有人以敬仰之情称赞培毅：生姜还是老的辣!他笑了笑说：我不过是个领头羊，是好几个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集体的光荣”(引自《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培毅逝世周年祭》)。父亲一贯低调和谦逊，即使他在天之灵知道了个别人在李月华通讯采写方面的强要沾名之举，也一定会是一笑了之的。
到大学讲“文章不妨千次磨”
父亲到大学讲课，跟采访李月华事迹有关。1972年10月，父亲等人到北京为新华通讯社总社改写李月华通讯稿。19日第二稿改就，俞乃蕴和褚水敖等以“爬坡”为题作诗，父亲见了他们的诗作，依韵写了三首，其中两首为：“文章不妨千次磨，未闻愚公惧‘爬坡’。待到崔巍临风处，潇潇天籁助悲歌”，“锦绣文章那须磨，力竭才穷始‘爬坡’。淡墨枯笔难增彩，月华自然成赞歌”。
当年采写李月华事迹的诸同志在回忆采写李月华的往事时，大都谈到我父亲对于写稿和改稿的精益求精。例如俞乃蕴先生用“文章不妨千次磨”为二级标题，文中说“他在主持采写《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中，却是一个谦逊的、‘文章不妨千次磨’的高手”，“老施从始至终，都着力塑造李月华，精益求精，锲而不舍”，“且说《李》的通讯开头吧。老施亲自执笔，写好以后，又广泛征求意见，大家也就‘灶老爷上天，有啥说啥’，老施都认真听取，择其善者而从之”(引自《精心塑造李月华——痛悼毅公》)。
又如王畅平先生说：“如果没有施培毅同志的主持谋划，串联成文，乃至最初的精心修改，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影响的。”(引自《难舍新闻事业——怀念施培毅同志》)由此亦可知，在新华总社改稿期间的诗作，既是对上半年采访过程中一再改稿、犹如爬坡的情景之反刍，也是对正在进行的改稿工作之相互鼓励。这次改稿，最终形成了《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安徽师范大学邀请父亲以采写李月华为专题，讲授写作课。父亲应允并到校讲课。讲课内容以“文章不妨千次磨”为主题，结合采访李月华事迹的工作体会谈写作。其时安徽日报社通联组编辑通讯员刊物，编辑李必成等人约请父亲把讲稿改写发表。父亲允之，在改订讲稿后拟题为《从〈白衣红心李月华〉到〈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在安徽日报社、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合编的刊物《工农兵通讯》(1973.5)发表，全国各省、地、市级报纸的通讯员刊物先后都转载了。此文一个二级标题正是“文章不妨千次磨”。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在省报工作、后来担任《法学界》、《法制导刊》第一副主编的陈荣升先生，他不仅认为“‘文章不妨千次磨’是施公在报界影响广泛的一句名言”，还为此回忆了相关的往事：
我们向他发稿时，他总是叮嘱，文章不妨千次磨，文字关要编辑把握住，要他们细看精编，文字不可不通；你们当组长的也不轻松，文字要把好，标题要作好，关更要把好；稿件到了我这里，不能半生不熟，应该件件是成品。由于他要求严，我们发给他的稿件，总是把了又把，不敢有半点马虎。有时，他审的稿件很多，政治、工商、文艺、科教等等方面发稿都涌向了他，而他不觉吃力，总是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笔，一页很快就过去了。他主要掌握导向，把好“总开关”，不在文字上啰里啰嗦，他说：“改作文的任务是编辑的事”。文字关没有过的稿件，他一般看过或“枪毙”，或退回，有时会使编辑哭笑不得。据说，他曾在一稿件上用红笔批了“狗屁不通”而退回，当然也得罪了某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向他出气。其实，施公是位儒雅书生，不会搞权术、策略，本意是恨铁不成钢。(引自《江淮才俊有施公》)
由上文可知，“文章不妨千次磨”是父亲新闻工作的实录和经验。它是不是名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对于像陈先生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确实有过很大的助益，因而也成了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心声。
《此是人民心底花》和“求其友声”
1978年1月8日，《安徽日报》文艺副刊以一个整版刊登了纪念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系列文章；主干文章是《此是人民心底花》，代表了报社的立场。这一期还印发了几首写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其中有“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报社特地约请赖少其先生书写了这首诗，手书的墨迹也印在这一期上。这一期影响很大，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有不可不说之处。可是我在多年后读了黎洪先生的文章后才知道：“施等在《安徽日报》上编发了《此是人民心底花》一文”，“当时‘天安门事件’远未平反，施等为此遭到了批评……”(引自《道德文章 光照江淮——沉痛悼念施培毅同志》)。我犹记得父辈黎洪、周军等在那段时间与父亲经常走动、常来我家的情景，应该说他们也是推动这一版问世的间接参与者。
赖少其先生则是在知道报社要用他书写的墨迹上版面后，欣然提笔书写，一气呵成，而且写得是那么坚强有力和壮怀激烈，足以说明他也是这一版的参与者。同年某日，赖先生在听朋友说我父亲夸赞他的字写得好，并且有索请他的书法作品之意，便将自己撰写的自度曲书写在宣纸上，请人带给了父亲。赖先生的自度曲“太阳出来红光铺地，大江东去白浪滔天。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吾两鬓如霜，听主帅号声响，新起长征，重整戎装。纵情歌唱。正花红、柳绿、日丽、风和，无尽旌旗招展。招展，不入世界前列非好汉。战歌行。”抒发了对粉粹“四人帮”、结束“文革”的欢欣，表达了自己虽然两鬓斑白却仍然要重整戎装的心情，憧憬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未来中国。
1978年，万物更新，生机勃勃。在父亲不多的收藏中，有些作品跟赖少其先生书写的自度曲一样，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象征物。比如与父亲从无交道的流沙河先生，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他一生中也可能就是那仅有的一次到了阜阳，但他在与父亲的交往中，给父亲书写了“云山翰墨，冰雪聪明，铁肩道义，辣手文章”。我想是著名诗人与父亲一见如故，同样遭际而志节不磨，书此以志。黄永玉先生给父亲的画作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梅纯一先生给父亲画的则是“凌寒独自开”的梅花，萧龙士给父亲画了“幽香蔼兰谷”的兰草，张建中创作了拿手的竹画送给了父亲，其寓意是否“咬定青山不放松”呢？这些画作和书法，说到底都是作者在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后才有的美好心情之体现，寄寓了心曲，寄托了希望。父亲曾对我说，赖少其先生的自度曲是从历史教训中升华而出，满含了对家国命运的思考与希望。我想父亲这样的“友声”应该是回传去了吧。
父亲轻易不出口向人索书索画，但是只要他开口，一般总能得到书家、画家、知名学者的馈赠。“文革”前就与父亲认识的孔小瑜先生，有朋友代父亲向他求画。“抽时间我为他写一幅，到时候你再来拿”，孔先生说到做到，他题赠父亲的画作果然是精心之作。被中外誉为清诗研究“第一人”的钱仲联先生不长于书法，父亲在开学术会议时与钱先生结识了。两人在各自的一生中就是这一次交集，竟然有了翰墨往来，钱先生应我父亲所请题写了书法条幅。父亲在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学术会议时，得到了吴丈蜀先生题赠的书法作品。钱、吴两先生所书内容都是自己创作的诗作，请父亲“两正”或“雅正”，这也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父亲晚年尝言：“我收藏书画作品起步很晚，也不愿意去谋划、经营此类事情。书画作品几十幅，在我是经常变换着悬挂，只是一种欣赏、砥砺和纪念，足够了；他们终究是身外之物”。
青玉案词句上了封面
父亲一些诗词作品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因而得到了知音的爱重。如作于1983年10月的《青玉案?记者生涯》，在一些人心里就记得很牢，出口即是。此词这样写来：
追星赶月行装易，三家村，草亭驿，采风摭言费心计。几番拍案，几番起舞，几番流泗涕。
诡谲云烟收眼底，缤纷世态开胸臆。如烟似雾，痴梦难醒，多情常追忆。
省报老美编、知名书画家文兵先生当年见了这首词，就非常欣赏，不禁挥毫书写了几张，父亲要了一张做纪念。知名书法家顾祖英先生是阜阳人，父亲这首词正是作于阜阳。《顾祖英书法作品集》出版，顾先生给我寄来一册，其中夹了一张纸，纸上用钢笔抄录了我父亲这首词，并做说明，大意是说自己当初见到了这首词，就抄录下来。顾先生同许多人一样，从词中品味出了一种真善美，因而对它珍惜有加，抄录之，赠与我，希望我收藏先父这首好词。
2017年11月，我夫人向群在合肥把一批旧书带到了深圳家里，其中有一册汪言海先生的《心声集》。这本书的封面没有什么装饰，除了书名和作者名外，还有竖排的五行字：“追星赶月行装易，三家村，草亭驿，采风摭言费心计。几番拍案，几番起舞，几番流泗涕”。汪先生是知名的记者，他一定是被父亲这首词引起了共振，所以在封面上选用了词中句子，用的还是手写体，古拙而又庄严。我以为用这些词句作为《心声集》的装饰元素是非常适宜的。
如今读这首词，父亲那些拍案也罢、诡谲也罢、泗涕也罢、云烟也罢的新闻旧事，仿佛在耳旁响起，在眼里恍现。
尽管无冕非王，当年还是喜欢
父亲在谈天中曾说自己早年有当作家的想法，也有些许实践。1958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军与父亲合著的长篇小说《一个少先队员的鉴定》——我没见过这本书，想来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品。父亲还有一册《拨云集》，收录了杂文、随笔作品，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天我问他：“爸爸，你没有往作家的路子上走，却是可以去大学当老师啊。要走这条路子，或许你不会如此倒霉。”父亲听后，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应我，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新闻工作。
父亲喜欢新闻工作，也在安徽日报社高级记者钱秀云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呈现：
1994年，安徽日报第一次扩版，我在政治部主办了一个《社会观察》专版，当时反映较好且受到一些老报人的关注，希望我们好好地总结一下。年底，部里决定召开几个座谈会，其中就有一个老报人座谈会。我前去邀请老施参加，被婉言拒绝。对此，我能理解。但是，不听到他的意见，却不甘心。我就将20多期专版的合订本送去，恳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抽空看看，以后我再来听意见。几天后，当我再次登门时，他笑着将写好的意见交给我，有三页纸，同时还兴致勃勃地作了一些解说。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你们这个专版的确不错，解决了党报多年来存在的非黑即白现象，就是好的一表扬是全好，坏的一批评就一无是处。专版的报道是进行式的，解剖式的，既讲了好的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转型期的社会，有许多社会现象需要这样的报道，这个专版很有搞头。”他作为一个办报行家，纵观报业史，高屋建瓴地为我们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了我们已经干了但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让人由衷地佩服。可见，老施为我们提意见是认真的。当然，也再次证明了他的深刻独到见解，这是他大半辈子办报情结的最好诠释。(引自《听意见与提意见》)
这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新闻工作在我父亲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父亲始终关心着报社的工作，把自己办报的经验和体认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省报。
我很早就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流行语，也为父母都是省报的记者而自豪。但是父亲喜欢新闻工作，跟新闻记者是不是无冕之王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的，父亲和挚友周军等父辈也不认为记者就是无冕之王。周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无冕非王》，书中一位记者的生活原型据说是我父亲等人的合成。我在书中看到父辈们为求真而奋不顾身的精神，由而也想到父亲对新闻工作如没有渗入骨子里的那种喜欢，也是做不到为求真而奋不顾身的。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无冕非王》，在今天来看就是非虚构写作，可视其为安徽新闻圈的一轴长卷。
新闻情缘从未离开
父亲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映淠史航水利建设的《在祝怀顺家》、《访淮河水利学校》、《大别山里的一支钻探队》、《佛子岭之夜》、《四月的佛子岭》等，文笔优美，扣人心弦。他和项友彬合写、共同署名的《中国第一批女钻探工人》在《安徽日报》见报的同时，《新观察》杂志也刊出了。父亲七十年代后期写发展农村经济的典型人物的，有的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1961年夏天开始的徽州采风活动中，父亲和鲁永琪合作的《古夥新语》、《屯溪杂记》、《仙霞·云梯·千秋关》先后在《安徽日报》刊出，合计一万八千余字。总的来讲，它们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特质和纪实性强、文学色彩浓的报告文学特色。《仙霞·云梯·千秋关》还注重运用地方文献史料，很像当下所谓的人文地理笔记。这些距今已有六十年的“徽州文”，较多地表现了徽州人文历史、风物特质、地情民俗，特别是非常关心徽州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因此它们足以沉淀下来，是应当善待和珍视的徽州地方文献(见《施培毅的松萝诗和徽州文》)。
父亲还写了一些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杂文作品，杂文写作一直延续到他在世的最后一年。2002年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荧屏纠错须警钟长鸣》，足以说明我父亲的新闻情缘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了人生。
1979年6月父亲离开省城去阜阳担任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他的新闻业务能力为阜阳的地方工作带来了好处。阜阳日报社农村科原科长、主任编辑常法秀先生回忆道：“施公上任不久，作为老报人又是宣传部长的他”，“用智慧和魄力排除了来自各方的干扰……终于使‘文革’中停刊八年的《阜阳报》，于1980年5月16日又与读者见面，成为全省地区级党报中复刊最早的一家”(引自《施公清明祭》)。
父亲在换了环境和角色后，对新闻工作依然是很热心和上心的，还与长篇通讯的创作活动沾了边。父亲支持和推动了徐瑛先生(《向阳院的故事》的作者)撰写长篇通讯《留在淮河湾的足迹》。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留在淮河湾的足迹》单行本时，父亲已经回到省城工作了。我记得父亲为采访工作出了主意，还审改了稿子，他成了单行本中《留在淮河湾的足迹》一文的第三作者，名字印在书中。我此一时期就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工作，《留在淮河湾的足迹》的两位责编是隔壁编辑部的同事，焉能不熟悉此事。
父亲搞新闻工作时，抓长篇通讯选题是一件大事和要事。选题制定后往往是带领一个集体下到基层蹲点和采访，在基层生活个把月是常有的事情。从基层回到家呆几天，再返回，父亲很熟悉这样的生活，也很享受其中的过程。父亲这时候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只能是回味了，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青玉案·记者生涯》应该是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创作出来的。
人生的转型期
1979年6月至1984年初，是父亲人生中的转型期。父亲在转型期的业余生活就是阅读和写作，我在1980年暑期到阜阳与父亲生活了十五天，亲见他在接待访客后能够立即静下心来，又伏在案上，或读或写。父亲在阅读了大量的阜阳历史文献后写了一系列文章，以《东颍杂抄》名目陆续发表在《阜阳报》上，每发一篇，杂抄的编序就更新一次。
“东颍”一词在古籍中屡见，如《事实类苑》“三学士两闲人”条之“而欧阳文忠公亦退居东颍”，说的便是欧阳修被贬任颍州知州事也。颍州即今阜阳市，由是可知“东颍”具有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色彩，用为专栏的名称，自然指向性很强。父亲是要大倡阜阳历史文化呀。
父亲对这些文章比较重视，把每期文章剪裁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剪贴的《东颍杂抄》最后的编序是“36”。我因为无法查阅到当年的《阜阳报》，只能判断《东颍杂抄》专栏文章连载至36期结束。36期的《东颍杂抄》分别写了什么？主要有：《正德颍州志》辨误，欧阳修后代和西湖遗迹，有关焦陂的零星史料，胡城县诗，刘錡的《鹧鸪天》，几首赞颂刘錡的诗，晏殊二三事，顺昌大战日志，苏轼颍州诗词漫记，吴灏的《记灾诗》。
父亲笺注的《欧阳修诗选》是在以上著述活动中衍生出来的产物。在对阜阳的欧阳修遗迹进行了解和梳理后，父亲发生了对欧阳修颍州诗词的欣赏和研究兴趣，撰写了《欧阳修的“颍州诗词”》。此文在1980年第5期《江淮论坛》发表了，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德芳编辑见到该论文后来约稿，才有了《欧阳修诗选》出版。
《欧阳修诗选》是按照欧阳修写作诗歌先后为序，编选、注释中对一些篇章的写作背景、人事、艺术特色有必要的考证与简明的评述，可以大致反映出欧阳修诗歌思想、艺术的发展轨迹；《前言》对欧诗的发展与成就做了扼要评述，对欧诗的美学特色也做了有创见的分析。《欧阳修诗选》1版1次印刷，发行全国28000册图书，还进入日本图书市场，是当时国内古人诗歌选本类作品发行量较大、销售速度较快的一种。1983年11月18日香港《文汇报》发表《古人不见心可见》专文，评价认为《欧阳修诗选》“做了一份有突破性的工作”。
曾任阜阳地区行署文化局副局长的熊克岐先生认为施培毅之探研颍州历史，开创了阜阳文化艺术与地方史上的“三个第一”：一是“用随笔形式写出发表了《苏轼颍州诗词漫记》……选其主要诗词近五十余首一一评释，连续发表在《阜阳报》和《安徽日报》、《安徽文化报》等报刊上”，二是“写出了南宋抗金名将刘錡大败金兀术十万大军这一重要战役的《顺昌大战日志》”，三是“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阳修诗选》这部著作”。熊先生认为：“施公的身体力行在阜阳地区(含今亳州市)产生了十分好的影响。就在《阜阳报》连续发表他的《苏轼颍州诗词漫记》和《顺昌大战日志》时期，在阜阳地直机关、各县市悄然兴起了研究地方史、发掘古文化和文艺创作的良好风气，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发表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和研究成果的作品问世。他开创和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在阜阳、亳州市将传承下去，地方志亦将记下他的功德。”(引自《创新精神永存》)
宣扬爱国主义精神
父亲还参加编注了一部《华夏正气篇》。从《顺昌大战日志》和《华夏正气篇》的内容看，都是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旨趣的。
具体说来，父亲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和阜阳地方志以及相关的史籍，首次用大众化语言描述绍兴十年(1140年)顺昌大战的逐日战况，系统的生动的展现了刘錡以三万之众与阜阳城居民同心，坚守城池，誓死与金军决战，破敌铁浮屠、拐子马，击溃精锐，大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的全过程。《顺昌大战日志》的发表，促进了当地重视顺昌大战遗迹的重建工作，刘錡祠、洗马池得到重修。1981年间，父亲依据《续资治通鉴》、《阜阳县志》以及民间传说，创作了长诗《顺昌大战》(一百一十句)。犹记得父亲在回到合肥小住期间，还把这首长诗拿出来向好几位友人征求意见，《清明》杂志发表了这首长诗。地区文化局编剧徐达璐读此诗后以为可以据此创作一部历史剧，父亲以阜阳剧坛荒芜，徐达璐具有文才和诗词功底，如有新作或可略振人心，遂允其请，与徐合作，由其执笔先成歌剧一部，初稿题为《顺昌大战》，后定名为《顺昌旗帜》，发表于1982年总第9期《戏剧界丛刊》，复经阜阳地区梆子剧团排演，在省城与阜阳两地演出成功。余音袅袅，1985年间父亲与徐达璐再次合作，将《顺昌旗帜》改写成中篇小说，发表于解放日报社主办的《连载小说选刊》。198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徐达璐与父亲(署名“于虹”)合著的二十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刘錡大战金兀术》，我国文学史上首部描述“顺昌大捷”的小说就这样诞生了。戴敦邦先生为这本书中主要人物描画了绣像，为每一章创作了相关的插图，如今已是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献了。
《华夏正气篇》是黎洪、施培毅、朱玉衡共同编注的历代诗歌选本，父亲还承担了五分之二篇幅的编选和注释工作。是书甫一问世便好评如潮，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单位的联合通知：在全国青年中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将《华夏正气篇》列为优秀图书加以推荐。当时海外媒体对《华夏正气篇》的出版活动也很关注，《参考消息》作了转载。《华夏正气篇》初版本刊有父亲的《<华夏正气篇>编后》诗，曰：“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夜，书样校毕，天风飒飒，若有所语，心潮激荡，不能成寐，急就长歌，用为续貂。 有气滂沛塞两间，厥名曰正昱且暄。熨帖孤臣赤子愤，彻照社鼠城狐奸。或为紫电惊瞆瞆，更作赤焰破黮黮。助它秋隼长空俊，发我春兰幽谷妍。楚江吟断正则泪，易水歌残荆轲咽。积薪衔木伤时句，哺凤颂雕忧国篇。啮齿尝燔国贼衣，怒发每裂壮士冠。文山尽义柴市碧，苍水洒血千峰丹。江汉潇湘鼓声壮，炎黄夷夏欢泪弹。花山诗海出鞘剑，怎容魔怪再翩跹。一松复起万松舞，大波连云涌九天。民族脊梁壮国魂，华夏诗史拓长篇。”在《华夏正气篇》再版时，父亲自谦太甚，以为《<华夏正气篇>编后》是信笔写来，章法凌乱，遂拿掉了这篇后记。
父亲曾说阜阳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我寻思这个说法跟他的精神世界是相吻合的。父亲在去阜阳前从不曾想过自己会当地方官员，结果他不得不去阜阳任职。在任职过程中，父亲把自己最大的优势发挥了出来，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也交了不少阜阳的朋友。父亲即使离开了阜阳，还心系当地的建设，阜阳同志来合肥看望他，他热情招待，还烧饭做菜留客。记得某日我中午下班回家，父亲看我到了，很是高兴，要我陪酒。阜阳酒风很盛，那天在家里招待阜阳来的四位同志，记得有知名作家徐瑛先生，我向每个人敬酒，又各相往还了几杯，被父亲当场表扬为“上阵父子兵”。
父亲去世，中共阜阳市委发来唁电中称：“施培毅同志在阜阳地委工作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朴素，宽厚待人，给阜阳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阜阳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阜阳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爸爸发钱的日子
需要顺便说一说的是，在父亲转型期到来前夕的家事。1978年夏天里我们姐弟仨先后接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大院里也有“老施家的孩子争气”之说。这一年父亲已经坐“冷板凳”了，大院里的“争气”之说是有道理的，也侧面说明了人们对父亲的关心。父亲自然很高兴。父亲一高兴就有两三种情态，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会喝点小酒，二是他会在一点征兆都没有的前情下，忽然发生类似舞蹈的古怪动作。
父亲的高兴还可能源于他的一丝成就感，因为在高考前他除了做好烧饭做菜等后勤服务工作外，还帮助我们复习迎考，尤其是对报考文科的我帮助是很大的，在考试临近时还为我猜过史地政类高考题。我至今犹记得父亲在听我背诵史地政复习内容时，他那双眼睛从老花眼镜镜架的上方觑着我的有趣神情。
父亲不久后被“派”到阜阳工作。在行前省委第三书记找父亲谈话，既夸赞我父亲的新闻工作成绩，又说明派他去阜阳工作一段时间乃是加强那里的宣传工作，云云。父亲跟母亲说这些话，是要安慰她，我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全家对他去阜阳工作虽有百般的不愿意，却也知道在第三书记谈话之后，他必须去阜阳了。不过我心里揣着浓浓的希望：第三书记，你说话可得算数呀，过几年我爸爸还得回来干新闻工作啊!
父亲行前曾对朋友说，三个孩子上大学，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们姐弟仨进大学，父亲在转型期时，我们分别在四个城市拥抱新生活。父亲管我和我二姐的生活费，他在阜阳那边厢，每在关饷时便会给我俩汇钱。于是在我的日记中就有了“不久前，我不得不向别人借得二元钱。做学生就是穷!现在是爸爸发钱的日子，我在这里盼望着从他那儿来的福音”(1979.10.8)之类的文字。
就像是为我举办成人礼
大学那会儿，父亲在我笔下也不只是盼望“他那儿来的福音”。我在记日记之外，还以日记的形式把一些过往的事情写在另一个笔记本上，在首篇记事上写了一个大标题——“回忆与思考”。我在回忆中屡屡写到了父亲，展开后却都是比较沉重的文字和批判的语境。
人在大学，记忆与那已逝去的懵懂少年时光并不遥远。比如初中时我一度迷上了扎风筝，曾经把家里的线装书，拆解其绳线后除下了几张书页然后糊在了风筝骨架上。风筝成了，也飞上了天，我心里爽爽的。不过父亲发现书页被撕了，赏了我一耳光。父亲一向不打孩子，尤其在我姐弟仨笑逐颜开时，他更加开心。是以我感到好冤，印象深刻。有一年暑假，我在家里闲翻旧书，竟然翻到了当年被我截去了几页内文的线装书，它竟然是民国年间出版的线装本《绘图详注聊斋志异》。我大学时读书如饥似渴，已知图书之贵重，心想父亲赏我耳光子，该!
初中时我一度迷上了扎风筝
又如我初尝香烟是在初中时，高中阶段偶尔会偷取父亲的香烟来抽，如果烟盒里烟很少，我就偷一支烟，如果烟盒里比较满，我会偷三两支烟，新打开的烟盒则不下手，以此防范被父亲发现。尽管我是小偷小摸，还是被父亲发现了，受到他的一番批评教育。我在大学抽烟了，虽然烟量不大，但是公开抽烟的勇气不小。那年寒假，父亲也休假返家了，某晚饭后我俩都没离开饭桌，他看报纸我看书。父亲读书看报写作，向来是以烟茶相伴的，忽然就有烟味飘到我鼻子里，我情不自禁地把他放在桌上的烟盒拿到手，抽出一支点着了火，优哉游哉地抽了起来。我埋头看书，忽然一声“呀，你越来越自然啦”传入耳中。我赶忙抬头一看，是父亲在说我呢——他分明已经讲完话不想再说了，可他一双眼睛透过鼻梁上架得很低的眼镜上方还在瞧着我。我“嘿嘿”笑了几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声：“就抽一根”。
我记得在此以后，我在父亲面前抽烟真的是越来越自然了，有时我们面对面抽烟，他没有再说过我一句话；我也买过几包芜湖生产的大江牌香烟，像献宝一般献给了父亲。大学阶段我抽父亲的烟为多，现在回想起来，上述抽烟往事就像是父亲在为我操办成人礼，一句“你越来越自然啦”，礼成!
我在阜阳十五天
我与父亲的联系，一是靠写信，二是在寒暑假有可能见面。1981年7月21日到8月4日，我到阜阳和父亲生活了十五天。在那些日子里，但凡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我就记在了日记中。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得到了父母的资助，平生第一次乘坐了飞机。从合肥飞到阜阳的机型是安二型飞机，机舱里坐满了人——11名乘客。我从候机起一直很激动。日记中写道：“怒吼了近五分钟的我们这架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起来。我以为就要起飞了，心里颇激动，爸爸却向我摇摇头，似乎在说还要等一会儿。终于，飞机在跑道标有的一道白线处停住了。爸爸告诉我说，这段白线就是起飞线。八点十五分，飞机马达声更加响了起来，在几秒钟之后，蓦地飞机抬起了身体。啊，起飞了。”这趟航程，只用了五十五分钟就到达了阜阳机场。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夜逛阜阳城。在当年的安徽，人们会用流行语“安徽的西伯利亚”形容阜阳地区的贫穷落后。我在夜逛阜阳城后，结合白天的观感写了一则日记，洋洋洒洒，一千六百余字，结论是：“这座城市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是名副其实的。我在近几天里，一种与偏僻、落后有关的感受更加强烈。”这则日记以“这就是阜阳吗？我爸爸就在这里工作”结束了。
夜逛阜阳城
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收到妈妈的来信，她在信中说自己得了糖尿病并被确诊。我日记中有“爸爸是多么得感慨呵。人到老年什么毛病都来了。他说了许多话，提到了他们宣传部的张副部长前两天死去(肝硬化晚期引起腹水)”，“爸爸又要我不要紧张，说妈妈的病不同于张的病，没有现实的危险”，“尽管爸爸安慰我，饭后他却久久地坐在那里，接连吸了许多根香甜。他在想什么？我不能知道，可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同往常了。他在饭后说下午上班要查查医书，看看糖尿病的具体情况。我说糖尿病即中医说的消渴症，爸爸表示同意，并举出了欧阳修等历史名人，说他们患此病都活了较长时间；欧阳修是四十三岁患此病，至六十七岁而终场”。日记还写了：妈妈痛恨给爸爸穿“小鞋”的人，“岂止是妈妈痛恨呢，我一想到爸爸的被‘贬’，就对那些人怒火万丈。想起爸妈年龄已高，妈妈又患有此顽症，我不由得大骂起来。身边老党员爸爸制止我，并斥我‘糊涂’”。
第四件重要的事情是我过生日。我的日记云：“今日中午十分巧合。地委食堂卖面条，爸爸端回饭菜时就连声说：‘你这小子真巧，生日吃面条。’本来我是准备下点面条凑乎一顿算了，可爸爸反对，说我懒。谁知他也买了面条回来。不过为什么爸爸说‘巧’呢？我坐下来吃面条时才知道：面条的模样细长细长的，由此便被人们说成它寓有长寿之意。生日吃面条，其意义可就大佳了”。
五十四岁当顾问
父亲回省城工作颇费周折。那时省外有一些单位要我父亲去，如到中央某部部办报纸。这件事情起因是那个部的邹部长想把本部报纸办好，需要懂行的人来主持报纸的业务工作，对父亲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便通过老同志向父亲传递了信息，要父亲去担任总编辑，同时可以带一个孩子入京。
父母讨论了去不去北京工作的事情，结果父亲婉谢了这个工作邀请。我在连称可惜之余，也知道了父亲之婉谢而不就的主要原因，一是那个部办报纸专业性极强，父亲认为这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干不好对住人；二是父亲已与我妈分开生活了好几年了，此去北京意味着与我妈又要分开一段时间，他心有不愿之情。
父亲的知心朋友们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在帮助和推进我父亲回省城工作方面，那时一会儿有好消息，一会儿又说调不成了，最后是父亲的老领导欧远方把这事办成了。我们全家终生不忘并且感激这位儒雅的开明的视野开阔的有真知灼见的中共老党员和省级干部。欧远方先生帮助的人很多，很多人家与我们有一样的心情。
不过，父亲的归来不是去干新闻工作，而是到省社科院工作。当年某位大权在握的省领导说：老施不能担任一线领导工作，如果他愿意当顾问，即可办理调动手续，云云。是以我父亲是在五十四岁时担任了副厅级学术机构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顾问。我曾经的希望虽然被击得粉碎，对有关方面却加深了认识。我想他们总是“嘴上抹石灰”和“送信的丢邮报”，这又何须多言呢。
父亲不能干新闻工作了，可也没有萎靡不振，反倒是做出了一些事情。“施培毅……离职休养后，尤其在身患重病期间，仍主持编修了百万字的第一部当代安徽史《当代中国·安徽卷》，参与规划、整理、审订安徽古籍文献，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自《施培毅同志逝世》)。
1986年底在深圳
父亲在“文革”结束后又开始写日记和做笔记了，他的日记不是天天都记的那种。我看到在1986年12月2日，安徽省顾委常委欧远方和我父亲以及秘书朱文根，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吃完中饭，乘坐长途客车，于下午四时二十分抵达深圳。父亲第一次踏上这片热土。
深圳市委将他们仨安排到深圳迎宾馆，父亲住六栋101室。他们在晚饭后到附近街上闲逛。三号上午去沙头角中英街，父亲购买了外国衣料与港产味精。下午到工业展览馆，先看录像后参观，父亲花两块多钱购买了一包红双喜香烟，抽了一两支就感觉此烟无特长，似不如芙蓉，也不如中华。他们原就以为在深圳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忽然听说明天后天“还有节目”。
第二天一早，时任广东省顾委副主任梁湘与夫人以及深圳两位副市长等人，在泮溪酒店与他们仨一起吃了个早茶。早茶后去蛇口参观。他们登上微波站所在的山顶，鸟瞰蛇口港口及其全貌，以及山下的高级别墅。听说袁庚也住在山下，可惜他这一天不在蛇口。在晚饭时却遇见了张锲、严阵，并在饭后来谈深圳“新闻”，说一个月前深圳一媒体头版刊登某读者来信，标题竟是“我赞成邓小平退休：与魏荫同志探讨”，云云。张锲说自己不再兼任安徽省文联的工作了，要去北京了。张锲还当场背诵了父亲的《往事十七首》。
父亲是个老报人，勤于记录，居然记录了两千多字的地情材料，涉及逃港事件，“逃香港者，又回来了……生产队支书：‘过去你跑，现在又要回来。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你考虑考虑!’过去逃走甚多，高峰时曾每天送回二千人——包括全省及其他的。‘白天渡江侦察记’，‘中午平原游击队’，‘晚上智取华山’”， 蛇口是真正“耐看者也”。我想接续在参观蛇口的内容后的这两千多字，是蛇口港的某人所介绍的情况吧？
五日上午他们参观国贸大厦，登上顶层，在旋转餐厅喝茶。然后访问了深圳青年报的同志。中饭后乘十二点多的火车回到广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二姐家迁居深圳；九十年代末，我一家又迁来深圳。莫非是父亲这次访问深圳，与深圳结了深厚的缘分，从而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我们与深圳的缘分？在我有了调到深圳工作的机会去向父亲母亲报告时，能看得出来他们心有不舍，嘴上却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同意我去深圳工作的话语。父亲母亲对深圳一向是看好的，也以我们能够在深圳安居乐业而满足。
为修信史，他们奋力了
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丛书按照综合类、部门行业类、专题类、省市自治区类、人物类规划，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历史。丛书除了有一个最高规格的编委会外，各类各卷也都有各自的编委会。安徽省为编修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安徽》，成立了二十人的编委会，修史工作由省社会科学院承担，同时省编办给社科院相关的事业编制，以成立《当代中国的安徽》编辑部。父亲受命担任了《当代中国的安徽》编委，兼任编辑部主任。
编辑部成立之初，我向父亲引荐了同班同学王俊祥兄；在看到七七级同学沈葵兄想要来编辑部工作时，我也人前人后极力推荐。安徽修史，我辈史学专业人才岂能不用？父亲是要他俩的，把有关情况记在了本子上，向欧院长汇报了。可惜俊祥兄不久后改变主意了。沈兄在诸位领导研究同意后进了编辑部，成为主要骨干，后来担任了省社科院安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父亲说欧院长“是唯一的执行副主编，从原则到具体，工作做得最多”，“从制定编写计划到组织初稿到编审定稿，都与编辑部人员一道工作”(见《欧公和〈当代中国的安徽〉》，以下引文同此)。本节标题中的“他们”，即指以欧远方为首的一个修史群体。
在中国修史传统中，董狐直笔向为人们景仰和称道，然而历代修史修志却是浊流横行，留下了不少秽史劣志，在官修史志方面这种表现尤其突出。试想历代修志者大都是饱学之士、硕儒之臣，是明明知道甚至崇尚董狐直笔之可贵的，却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不良之作，同时也给自己的人生落下了败笔，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掌权者对修撰史志的干扰和掣肘太多了，也太平常了。我大学专业是历史，虽然术业不精，却也知道修史之浊流害人害己，是以一开始不免对父亲干这个新工作有些担心，常常在茶余饭后跟他聊一聊。
实际情况如何呢？《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虽然明确了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史实资料，如实地写出新中国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的宗旨和目标，可是具体到各卷的修撰，那就未必能够卷卷都朝着信史去做。说到底，那种久已有之的干扰还在。《当代中国的安徽》的修撰也未能避免这种遭际。
原来在该书征求意见稿送呈省级老领导阅读后，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被拿掉。幸亏有欧远方院长对于修撰信史的决心和责任担当，在大家共同的和奋力的作为下，书中才有了“1959年安徽人口总数3426万多人，1960年减为3042万多人，1961年则减到2987万多人，三年之内人口锐减430多万人”这样的数据。可想而知在扣除正常死亡数后，安徽省那三年饿病而死的数字令人惊心。“这个数字对于某些对新中国怀有敌意的人，早已不是秘密，被瞒着的只是广大善良的读者。我们坚持要写这个数字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读者和后代，永远记住那场灾难的惨痛教训。”
其实在这部书出版前，我在与父亲闲聊时听说过这个干扰，知道有些人是强烈反对把真实数据反映在书里的，还有个别人说只饿死了几个人。犹记得父亲说：编辑部同志到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文献，数据是真实的，调查研究结果已被固化下来，成为当代安徽研究所的文献档案，即使真实数据上不了《当代中国的安徽》，也不会把假数据弄上书。真实数据一定会在今后出版的图书中反映出来。
至于说到出版面世已经三十年的《当代中国的安徽》，它是不是一部信史，仍然需要时间检验，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去吧。
求真由来已久并且至老不悔
我曾在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子上见到了短文《真话》：
有些真话，未必能说；并不是所有真话都能说，或者只要是真话就说。为什么？因为话不是对墙壁说的。第一要有听者，没有，你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所以说真话的前提条件，是有人听。
第一，他愿意听吗？你说真话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知错吗？是要他照你的意思去做吗？是让他不快吗？是供他决策参考吗？……
第二，他表面愿意听，心里怎么想？不相信你。半信半疑。非常反感。后果难以预料。
第三，是他要你说，还是你想说？……我只能做到不说假话，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说出口的。其实，听真话更难。因为：
一、你无法分辨真假，或有多少真、多少假。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要么半信半疑。
二、他的话与你主观想的完全不一样，却是真话。完全一样，却是假话。
真话未必出自真情。喜怒爱憎之真情，语言表现却相反的例子，时常可见。
上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来就有的。我不知道这篇短文何时所写，也没有见它发表在《安徽老年报》上，想来是父亲觉得它还不够成熟，所以用了一些省略号，以待继续思考和完善。
父亲在追求真实、真相、真理等方面很执着是由来已久的，虽然因此吃过苦头，却是至老不悔。2006年柯文辉先生出版了新书，他寄了一本给我。柯先生在这本书的环衬页上题写了：“志斌世兄 不胜铭感49年前批判我歪诗时一直沉默的 培毅夫子!心潮激荡的芥子○六.四.廿 首批样书”。短短几十个字，柯先生竟然手写成好几行，好像是一首诗歌了。我当时就愣住了。我知道柯先生是皖省揪出来的知名的右派分子，是全国最年轻的右派分子之一，父亲与他素无往来，怎么会有“沉默”的这一单事情。我在收到赠书后二日，打电话向柯先生了解情况。柯先生说在1957年某天，我父亲在参加批判他的“歪诗”的会议上，一直不发言；当有人点名邀请他发言时，他总说想想再说。可是直到会议结束，“老夫子都没有发言”——柯先生如是说来，沧桑的声音里许父亲为“夫子”，令我感动。
2013年11月29日，虎子哥在广州与我重逢。虎子哥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战友加兄弟陆某某之子，我俩见面前都知道这次聚会短暂，自然都拣重要的事情讲。虎子哥说的是他被保送上了安徽一所大学后，于某年假期来探访我父亲(记得那天我也在家，只是在干自己的事儿)。虎子哥对父亲说自己想在大学毕业后干记者，还谈了谈对记者和新闻工作的理解。父亲听后对虎子哥说，记者才不是无冕之王呢。你说记者可以报道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当了记者你以为便能讲真话，那就错了……并非所有的真话都能说的。虎子哥还说我父亲谈了对新闻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认识，“你爸爸的结论是想讲真话千万不要当记者”。虎子哥说自己此后从未涉足新闻业，在离开皖省后漂泊海外，后来在一所著名大学任教。我自然明白虎子哥当年是认可了我父亲对他的这一番教诲，也因为心存感谢而铭记不忘，并要在急切中告诉我。
无独有偶。2013年某天，皖省政协办公厅原主任、老报人俞乃蕴先生给我讲故事。俞先生和父亲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围绕“欧远方新闻观”主题发言，“你爸被邀请上台讲话，不过他上去就讲只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思想新闻观，哪里有欧远方新闻观。讲话五分钟，平实而风趣。散会后我和你爸一道往外走，正好碰到邹人煜，她对你爸说：‘你怎么讲老欧没有自己的新闻观啊？’可你爸说：‘他就是没有嘛。他要是有的话，早就被打成右派啦。’”欧伯伯和邹阿姨都是我极为敬重的父辈，请你们在天之灵原谅我父亲说了真话。
吴汝纶的隔代知音
看到《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9.12)刊登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中有《吴汝纶全集》(不久后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有感而作，《新安晚报》刊出，署名“施石笛”(谐音“施石弟”)。原文如下：
《吴汝纶全集》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吴汝纶全集》成为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之一。晚上先给二姐施石打电话，告诉此事。她正在席上，我从电波里能感受到她的喜悦。她说此事应当马上告诉妈妈，又说明天恰好是爸住院整一年的日子。我心也不由得一紧。
《吴汝纶全集》是爸告别人生的压卷之作，他已在木膏将干前看到。我翻着这书的几卷让在ICU治疗室接受抢救的爸爸看，他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脸上绽开艰难的笑，共三次，每次都稍纵即逝。我是揪心痛，十分艰难地记下爸的笑。我知道，爸有很多话要讲；《吴汝纶全集》是他十年磨一剑的“剑”，他多想捧剑观剑挥剑舞剑，和我再叙叙剑话。我知道，爸看重《吴汝纶全集》，我与他还谈到今后拿大奖的可能性。我看三笑后的爸很疲倦，便说：“爸您闭着眼，等出院了再慢慢看。”爸果然听话合上眼，我则细叙慢说，“这书看来要拿大奖了。书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很重视它，还要开出版座谈会……”爸虽安详地睡去，他的三笑却永远定格在我心里。
前两天，书社的社长来电话，叙完公事叙家事。我问他，《吴汝纶全集》报没报奖？程君道，已报奖，先要拿到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才能入围国家图书奖的评选。此言若确，《吴汝纶全集》已获国家级的专项大奖。爸要知道，便要浮一大白。我想我爸会知道。我愿世人都知道：我爸能喝善饮，尤在酒后吐华章，好庄严的酒圣人，好飘逸的谪仙人!
回家的路上，我妻知道入围事，笑说我哪一方面都赶不上我爸。我一想，是呀，做官看来到处级，学问也只是三流，事业如今很寂寥，没错；只是对待妻儿还算好，对她此一批责断难苟同。另外，我还像爸一样为人处事。虽然活得没有爸那样波澜壮阔而又坎坷崎岖，但平常不是福吗？我写《书信三札》已对形成“施培毅”这样的人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也得出我与爸的“不似而似”的私见。
多少人从少年到青壮年都从心底喊着：“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辈岂是等闲人”之类的壮语。为对壮语的实践，无数的波澜壮阔、坎坷崎岖、平坦康庄，都形成为无数人的人生风景，这都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之一。
吴汝纶是积极入世的，他当过课授经训古文的塾师，当过晚清巨擘李鸿章的幕僚，当过清廷遣派的使臣，当过旧、新式学校的校长；还在他身后，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鲁迅斥为“桐城余孽”。这是芸芸众生中一个生前身后都极具个性魅力的人物风景。
爸爸为《吴汝纶全集》写的《前言》有两万字，是他反复打磨的学术精品，其中阐发的许多观点，皆为舒心平实之论，有些必成不移之论!爸是吴汝纶隔代知音，如今一定在一起休闲叙话。我恍惚听到一阵子叙话声——
吴汝纶说：整理古籍是我们祖辈遗传下来的好传统。只是，无数古籍和一部古籍都存在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我是个“桐城余孽”，怎就把我的故纸堆整理出来？
我爸说：吴先生是“桐城余孽”。我私见：“余孽”与“余脉”是一字之别，也就是一字之褒贬；您虽得到一字损抑，却还是被赋予“余脉”的意义。您主张古文观点，实践古文作法，当之无愧为雄霸我国文坛数百年的桐城派晚清大家。
吴汝纶说：的确是一字损抑呵。我看问题也开始与时俱进了。一个时代没有新、旧之辩之争之融之倡，怎能繁荣昌盛？鲁夫子批我，那是时代的需要。新文化运动之中之后，文坛不就繁荣了好一阵子？可是在杰出的作品群体中，桐城派主张或提倡的“明于体要”、语言“雅洁”、风格阳刚或阴柔、内含“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典雅、洁净、凝练作品，比比皆是。文学主张既要标榜，更要实践。
我爸说：您是实践过来的人，鲁夫子也是实践过来的人，文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与徐寿凯的最初合作的古籍整理成果《康輏纪行?东槎纪略》、《吴汝纶尺牍》，都是主要着眼于桐城派的文学传统；《吴汝纶尺牍》让我们看到：您在国难深重的晚清，居然也考虑和建议着救国方略。主张：重视民权和发展工商业及农业是首务之急；引进西方和日本的科学技术，以改变我国相对落后的科技状况；改革和发展教育，尽快培养精通中西二学的人才。您是安徽桐城人士，我们作为您乡梓的后学，感到以一技之长来整理您遗留下的著述是有意义的。
吴汝纶说：古籍整理和出版是盛世作为呵!你们能够在社会转型、人心浮躁的时候，以近十年的时间，殚心竭虑做此事，难得，也让我感动。
我爸说：我们不掠人之美。在大著的整理和出版上，您乡梓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和出版社，也用力甚勤。这也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吴汝纶全集》的价值。比如，您改革和发展教育的观念，我以为不仅举世皆赏，还要举世共倡。
吴汝纶说：过奖了，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呵。但是，改革和发展教育是结出硕果的；今天中国社会倡行“科教立国”，我自五内发生喜悦。改革和发展教育是世界各国都应遵循的治国主题。我知您还有写作《吴汝纶评传》或者《吴汝纶教育思想评传》的计划，很愿与您在此净壌，商榷探讨；我们有永恒的时间，把它当作永恒的课题如何？我爸说：好啊，是啊，永恒的……哈，哈!
耳畔，我爸和吴汝纶的笑声渐渐稀落；天际，一道彩虹似琼浆美酒飘洒，半空酡红。
遗稿和手迹犹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在笺注欧阳修诗歌那会儿，有一天他对我说：欧阳修有一句名言是：不怕先生怕后生。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父亲说：后生可畏。青年人不断地努力，已经崭露头角，在学识、文才、学术等方面，或能够逼近欧阳公辈，或已能与欧阳公辈比肩。欧阳修说这种话，用一个“怕”字以鞭策自己继续努力啊!
父亲由新闻、宣传领域转入社科理论研究领域，一个“怕”字更加影响着他的治学。他不止一次地将发表前的学术论文送给后生们，希望给予意见。他在提携后进，言传身教，关心青年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也从后生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父亲去世，经过一级组织审定的《讣告》上有：“他识才、爱才，提携后进，言传身教，关心青年，在新闻、宣传、社科研究等领域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深得同志、学者和青年科研人员的爱戴。”《施培毅同志逝世》中亦称：“他识才、爱才，在新闻、宣传、社科研究领域，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九七七级翁飞，毕业后到安徽工作。翁飞在工作若干年后师从戴逸先生读博士生。记得在黄山书社组织编撰李鸿章与淮系集团重点项目时，翁飞出力甚多，我俩认识于那个时间。翁飞跟我父亲熟悉，这是我在2006年才知道的情况。我看到翁飞《吴汝纶与癸卯学派》一文的“备注”，写了“1998年我曾经写作《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期间得到施培毅先生的热情帮助，慨然将正在校对整理中的《东游丛录》底稿提供我引用参考。今先生已逝，翻阅黄山书社新出之《吴汝纶全集》，其中《东游丛录》卷三‘学校图表’仅有‘存目’；检索先生遗稿，其手迹犹在。从近代学制的演变来看，这部分资料亦极有价值，因此衍成上述文字。睹物思人，薪尽火传，这篇文章也算是对欧老和施老两位前辈的缅怀和纪念吧。”
翁飞所写的备注和我对父亲的人才观之了解是一致的。犹记得父亲在阜阳工作时，对那里的文学艺术人才的奖掖和提携的故事；犹记得父亲在聊到皖省一些青年才俊时的如数家珍，一脸都是飞扬的神采。
我“侍奉无状”
我落户深圳后，老病的父母仍在合肥生活。父母每来深圳，也总是在二姐家住，我自知居住条件不如姐家，而且二姐夫妇对父母极是孝顺，我们平时多过去看看父母就行了。可是我心有不甘，觉得父母要在儿子一家住住才对头。
2001年一天，我夫妇把父母领到莲花北的家里，先看一看村里得环境，再带他们到家里吃了午饭，叙话中便请父母从二姐迁来我家住住，实现在故土以外祖孙三代同堂的美梦。父母很喜欢与唯一的孙子生活在一起，却也有实际困难。比如父亲对我说：“志斌，你住在五楼，你看我上楼喘得多厉害呀，每上一层楼要歇半天。住到你家来，不太实际啊”。
这一次活动，本来是最有可能请得父母来家与我们小住一段时间的。然而父亲和母亲都说出了他们在莲花北的我家生活的不方便之理由，因而作为儿子媳妇以及孙子的我们，竟然永远失去了在深圳与父母同堂生活从而承欢于他们膝下的机会了。
莲花北之行后不久，父母回到了合肥，几个月后父亲的慢性淋巴白血病症状加重，直至2002年10月去世。我每念及此，都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我在读书中看到前人常用“侍奉无状祸延显考”以自责，从此深感自己与这些前人同属于“侍奉无状”之辈。以至于后来有人想来深圳工作，并且找到我了解情况，或者希望我给予助力时，我多半会联系自己的这种心情，提醒其人注意事项ABC。甚至我还像个老古董，竟然对人家说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至于他们能听出还是听不出我言下之意，我也不去想那么多了。
梦父三记
小时候梦多却不记梦，长大以后梦渐渐少了，也没有记什么梦。
父亲去天国的那一天，我开始记梦了。那一梦是依稀父亲的身影随着依稀众人的身影，不知朝向何处去。我惊悚地醒来，知道父亲真的去天国。
父亲去了天国后，我时常思念他，恍见他与一众老友，在花光艳艳、清辉朗朗的净壤里，平和有趣地享受着极乐的永恒光阴，曾经被磨难的心灵绽开梅花五瓣。
我梦很少，心有不甘。毕竟还没有与父亲再打一圈麻将，毕竟还没有向父亲再请教一下凉拌菜的做法，毕竟还没有跟父亲再争论一次古籍整理问题，毕竟还没有为父亲再打一瓶酒，毕竟……我期待着梦。
第二次的梦，父亲竟然到我大学，要把刚毕业的我接走，或是带我去哪里。我把父亲安排在一处房间里休息，去宿舍取物件和学校发的纪念品。回到父亲休息的地方，父亲不见了。我拼命地奔跑着找父亲。一个朋友开着车来，邀我上车，与我一起去找父亲。车疾驰，来到一爿冬青树丛，我高喊：“爸……”树丛中立起一群人影，父亲向我走来；还有大姐、二姐和几个叔叔辈模样的人。父亲说：“快上车吧，小二差点把小培耳朵咬下来了。”怎么，大姐二姐她们打架了，竟然当着父亲的面？我从一个激凌中醒来，很快感到自己做了一个梦。一个久违了的梦，少儿时代才有的历险梦!
生活中我看到梅花，会想到父亲之爱梅。人间梅花代表父亲在向我们表情达意：五个花瓣中的三片是慰勉我们三个子女，色呈蔚蓝；一片是寄语三个孙辈，色呈油绿；一片是萦念所有的亲戚朋友，色呈素白。梅花中间一簇花蕊，色呈火红，分明是在记挂着我妈。
父亲的精爽已留人间，伴于我们身侧；天堂有一双盈满亲情的眼睛爱怜、看护着我们。我以此安慰梦少的自己。
第三次梦见父亲，是母亲写成纪念父亲的文章后，与我交换看法，我认为文章很感人，心里却因妈妈要跟我讨论文章而烦恼。好像在模模糊糊的意识中，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们。不知怎地，我就看见了父亲睡在棺槨内，由一个透明玻璃盖罩着；也许没有。我的意念中父亲的确又是一种安睡状态，于是就走到父亲跟前，如常一样地喊他。父亲就睁开眼睛看我。在我意念中，我和父亲都很高兴……夜短梦残，兴味阑珊。
惜哉，残梦!你来无先兆，去时匆匆，不让我有片刻的准备。
天下谁人不想梦见天国里的亲人？传说世间有异人善于做梦，可以带着问题、带着问候、带着思考、带着幻化无穷的心景，去梦中……人睡梦来，心象万千，情致真切，悠然醒来。这好让我羡慕!
以上内容是我在十年前记录到的部分梦境，就以此结束全文吧。
附录：参考和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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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培毅：《欧公和〈当代中国的安徽〉》，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编：《欧远方纪念集》，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施培毅：《文革打油诗存》，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7月第1版。
于荣章：《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培毅逝世周年祭》，《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施敏：《大哥，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安徽省志·新闻志》编委会办公室：《安徽新闻百年大事》，黄山书社199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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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平：《难舍新闻事业——怀念施培毅同志》，《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俞乃蕴：《精心塑造李月华——痛悼培毅同志》，《华夏纵横》2003年第1期。
俞乃蕴：《精心塑造李月华——痛悼毅公》，《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陈荣升：《江淮才俊有施公》，《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钱秀云：《听意见与提意见》，《施培毅纪念集》，香港·中国特区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常法秀：《施公清明祭》，《阜阳日报》2003年4月5日。
熊克岐：《创新精神永存》，《阜阳日报》2002年11月27日。
于志斌：《施培毅的松萝诗和徽州文》，《小康生活文明风》2016年第8期。
施石笛：《隔代知音》，《新安晚报》2003年10月9日。
本报讯：《施培毅同志逝世》，2002年10月18日《安徽日报·江淮要闻》。
作者简介：
于志斌，一九六〇年生，安徽合肥人，祖籍江苏宿迁，现居深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安徽人民出版社、黄山书社、海天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室(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编审。由其担任责任编辑的数十种图书分别获得安徽、广东、华东地区、全国城市出版社、全国古籍出版物有关奖项，所撰论文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已出版随笔集《香蜜夜航》《山海文心》《写花卅年》《山思海韵》《寄意古董》，文史作品《亦复如是》《婉约诗》《千古杂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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