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骞 | 弘一法师：云水行止中的矛盾
2022/10/27 7:00:00 六根
弘一法师：云水行止中的矛盾
文 | 汪兆骞1918年，李叔同在定慧寺削发为僧成为弘一和尚的消息很快飞出大慈山，让虽早有思想准备的天津、上海家人，还是遭到天崩地裂般的打击，他们悲恸欲绝。二哥文熙，呆呆地在曾教文涛读书的太师椅上，整整坐了一天，这一天拒绝行医、见客，滴水未进，粒米不食；俞氏抱着儿子号啕痛哭，让用人不知所措，她病在床上，半月不起；雪子一直坐在钢琴前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她与三郎定情时，窗外月光似水，三郎即兴弹奏了《月光奏鸣曲》，她双手温柔地抚着他的双肩，把脸颊贴在他的脸上……如今，窗外秋雨绵绵，秋风寒深，屋内琴声悠扬，泪水流淌。
消息传到文艺、教育界，人们错愕震惊。大凡知道这位当时最负盛名的现代艺术家、教育家者，都在惊愕的同时，提出他为什么放着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教育的工作不做，非要去当和尚的疑问。
李叔同的人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充满传奇色彩是的，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充满传奇色彩，突出之处在于他在功成名就的鼎盛时期削发为僧，这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值得后人认真探究。这是个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众说纷纭，迄今没有谁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他的得意弟子丰子恺，在他圆寂六年之后，著文《我与弘一法师》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此论可称“艺术升华为宗教”论。如果我们以丰子恺为例，反问一下，你也是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的大师，却未去剃度当和尚，只做了居士，这是为什么呢？陈星赞同丰子恺的“三层楼说”，在他写的《说不尽的李叔同》一文中，对此说又作了进一步理解：“‘三层楼’说也可以叫作‘人格圆满说’……之所以说丰子恺的论断是比较符合性格发展的趋势……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弘一大师这个个体较为贴近实际……李叔同从没有把佛门看作人生幻灭的标志，他的行为仍是一种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悲壮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表现。”此可谓“人格圆满”论。如果说出家就是人格圆满，难道那些为真理、为民族、为家国做出极大贡献的仁人志士的人格就不圆满了吗？
李叔同年轻时
李鸿梁也是李叔同的高徒，他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说：“先生为什么出家……先生以为造成这样悲惨罪恶的社会，完全是由于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和狭隘的自我执着所致。若欲根除此害，就非唤起人们的觉醒，把狭隘的小我扩大起来，博爱群生，普及物类不可。但在他的阶级局限下，寻找来，寻找去，最后寻找到的途径与方法，却是自己甘愿吃大苦，以苦行僧的意志和行动作现身说法，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以救度群众出于这个恶浊世界。”此可谓“济世”论。从弘一前半生的社会活动和艺术诗文看，他并无济世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李鸿梁过高地评价了他老师的济世愿望，而更多的是自我约束，自我灵魂的缠斗和救赎。邓经武在弘一法师圆寂四十六年后的1988年，著文《一代奇人李叔同》，在“中国士大夫的必然悲剧”一节中他说：“他将上述不同性质的各种现象，都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致。他因此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在‘生本无乐’‘四大皆空’的诵经声中……拜倒在杭州虎跑大慈寺的佛祖足下，成了‘演音和尚’‘弘一法师’……在他看来，半生阅历亦是‘眼界大千皆泪海’。李叔同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长，尔后又经历过国家与家庭的多种不幸，其间还几涉域外成一种无物可致、无术可学的空虚，其拜倒在青灯古佛下，也就自然了。”此可称“厌世”论。仅“几涉域外成一种无物可致、无术可学的空虚”句，就站不住脚，弘一在日本求学，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美术、音乐的先驱，一笔抹掉，在虚构的论据下之论，岂能正确？这对风华才子颇为不恭。田涛在2009年出版的《弘一大师的前世今生》一书中，也谈到弘一大师的出家问题，对于另外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来说，面对传统文化的荡然不存，他们痛心于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沦丧，对现实不无苦闷和无奈之感，“出家前的李叔同实际上就沉浸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他以人格修养为工具，挽回道德颓风，重建新的社会理想和人伦秩序，正是李叔同作为文化贵族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以出家这种极端方式，忠诚地践履了自己的意愿。”此可称“社会责任意识”论。社会责任，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并非只有出家才能践履。1990年，钱仁康曾作《李叔同出家缘由》，力求解开其出家之谜。该文先列举弘一法师早年与佛教的结缘，接着说：“叔同发愿宏法利生，不自出家始。他在俗时创作的许多诗词歌曲，都吐露了弘扬佛法，利益一切众生的愿望……这些诗词和歌曲中透露的‘誓度众生成佛果’的想法，是1918年披剃出家的思想基础……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家庭教育的影响和青年时期所受的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是李叔同出家为僧的根本原因。”此说谓“因缘”说，长期受佛学思想沐化积淀者，如马一孚、赵朴初皆是，但他们并没有披剃出家。故此说也难以服众。除上述之“艺术升华为宗教”“人格圆满”“济世”“厌世”“社会责任意识”与“因缘”诸论外，关于李叔同为何出家的推论，还有不少，但都是从上面几种论述推演出来的，也无新意。本书想从弘一法师的人生经历说起，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脉络。
弘一法师
先说童年。
1930年的深秋，弘一法师曾到浙江慈谿金仙寺说法，告众僧自己幼年的生活状况。胡宇梵正好在场聆听，在其《论弘一大师的童年》一文中，记述了弘一大师的讲话内容：筱楼公精阳明学，旁及禅宗……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临终前病忽愈，乃属人延请高僧，于卧室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不许一人入内，以扰其心。……公临殁，毫无痛苦，安详而逝，如入禅定。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时师见僧之举动，……以后即屡偕具侄辈，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处上座，为大和尚焉。朱经畬在《弘一法师年谱》中，1881年(八岁)条，提及：天津有王孝廉其人，曾到普陀山出家，返京后，居无量庵，因为叔同大侄媳早寡，从王学《大悲咒》《往生咒》，常旁听，亦能成诵……其后对世事更多理解，至十五岁时，有句云：“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瓦上霜”。该年谱1913年条，记该年初冬，弘一法师由杭州到绍兴主持说法，将行之日，蔡冠洛与徐悲鸿来为其画像，并想为大师写年谱，大师听罢云：平生无过人行，其惭愧，有所记忆，他日当为仁等言之。至二十岁时，陈元芳居士已得其略。年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诚之，以为非童年所宜。二十岁到出家前。弘一法师于1897年十八岁时，与俞氏结婚，次年应天津县学科考，不中。八月奉母命南下上海。参加城南文社，结交沪上文友，以文名申城，沉于醇酒美人间。1905年二十六岁赴日本留学。
弘一法师书法(1)
夏丏尊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收有丰子恺《法味》一文，其中有：他(弘一法师)关于母亲，曾一皱眉，摇着头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他自己说：“我从(1899)二十岁至二十六岁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不断地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要么是丰子恺记述有失误，要么是弘一大师言不由衷。二十六岁之后赴日本留学，至三十二岁归国，这六年间，他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的先驱而名满东瀛，为他的丰富多彩的人生最为光彩的一段，而且收获了美满的爱情，与日本女子雪子喜结良缘，从此忠于爱情。即使李家破产，但以他当时的财富，此生无憾。请看朱经畬之《弘一法师年谱》1911年条：是年李家遭变，百万资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损失五十余万元……从而家道中落，叔同对此不甚在意。在日本这六年，何“悲哀与忧愁”之有？但从1912年，经历了慈母逝世、日本留学，家道中落的三十三岁的弘一法师到浙江师范任教之后，才渐渐对佛法因缘有了兴趣和认同的端倪。在该校，因弘一法师的名气和慈善——他天生有悲悯的人性，很快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朋友和崇拜他的师生，再加上杭州多寺庙，有浓厚的宗教氛围，这些都有利于他近佛。1915年，他资助品学兼优的爱徒刘质平留学日本。这一年他倍感精神苦闷，于是盛夏的八月十九日致信刘质平，其中有：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的安乐(据余一人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如何？1916年弘一法师又曾致函弟子杨白民：前寄来琴书预约卷、《理学小传》等皆收到。因入山故，未能答复。此函所提《理学小传》，乃理学，即宋明时的一种哲学思想，也称道学。书中认为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当时弘一法师正专注研究理学、佛学。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说，1916年弘一法师：这时他只看些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类，佛学尚未谈到。此论差矣，从童年至中年，弘一法师一直接触、阅读、研究佛学，没有佛学的支撑，他皈依佛门就是虚妄和莽撞。如若读朱经畬《弘一法师年谱》1916年条：九月(阳历十月八日)叔同将入山坐禅……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有《序》述其经过：“时余将入山坐禅(这一年夏天暑假已断过食)，‘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足以自劭。词云：‘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倘无高深的佛学修养，怎能写出充满佛性、佛理的诗文。佛学，即佛教及其研究的学问。从童年即接触佛经、佛典、佛法、佛事，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的弘一法师不学佛学，几成笑话。须知，此年弘一法师弃俗活动已经开始。1917年，弘一法师致刘质平函：心倘不定，可以行静坐法，入手虽难，然行之有恒，自可入门(君有崇信之宗教，信仰之尤善。佛、伊、耶，皆可)。1918年二月，彭逊之在虎跑寺出家，在场的弘一法师颇有触动，遂再致函刘质平：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山剃度为沙弥。
弘一法师书法(2)
之所以有“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出家之语，是因为他那时正积极却艰难地处理出家前后的家庭纠纷。俞氏老派妇人，只求生计、子女有妥善安排，没有奢求，这对弘一法师省却不少纠缠。而日本夫人雪子却是弘一法师出家路上的重要一关。相爱的夫妇，难舍的幸福生活，彼此突然断绝一切，成为陌路，谈何容易？雪子的深明大义、牺牲家庭、婚姻，割断世俗却真挚的爱情，道义上支持丈夫的选择，真乃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弘一法师背叛了爱情，虽遂了心愿，但在法理上、在道义上、在人格上，的确输给了雪子。这场悲剧中，有价值的毁灭、意义的失落，诚如后来弘一法师在南普陀所说：“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加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弘一《南国十年之梦影》)他圆寂之前，却主张“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这体现出弘一法师云水行止中的矛盾。倘若我们把弘一法师说成了什么菩提、般若，他肯定不赞同，会说：“错了，我不完满。”综上所述，弘一法师弃俗入佛，是在漫长生活实践中寻出的适合他自己人生的理想之路。用他自己的偈语表达：“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选自《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现代出版社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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