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仁｜张皇幽眇，正是文学的责任
2023/2/12 7:00:00 六根

     张皇幽眇，正是文学的责任

     文｜汪惠仁

     苏轼的字

     某天在朋友圈说了句话，在留言上引起一阵骚动。我说的是：学苏轼字，不可不学其俗。点赞的数量明显变少了，手动质疑的评论多了起来，我看到一排又一排的问号。有人说：汪惠仁，是你吗，被盗号了？有人则直截了当：不同意，苏字乃至苏轼能成为千古中华文人精华所在，其精神向度正在一个“雅”字，断然不在俗。

     说这句话时，我仅仅是有感而发，并没有开网上研讨会的准备。我只是想说，正因为千古流传，苏轼必不是将千万万普通人的接受机制屏蔽在外的，他必是面目可亲的，否则怎么流传——这不仅仅是苏轼的文艺与哲学故事，在战乱频仍、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古代，文化传播与传承意义上好的案例，其核心魔力往往是相通的，即与俗世非但不是隔离的，其于俗世之道、俗人之心，恰为之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说明。

     若有人着布衣入小巷，出口不避俚俗，我们仅仅据此是不能以低格视之的。胡适与郑振铎当年整理中国俗文学史，有个至今还很流行的视角，那就是把中国文艺列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系统，一个是民间白话系统。而这白话系统中的一支便深度参与了所谓的俗文学，因为白话与俗文学往往直指人心，所以在他们那里成为一股革命性的不断壮大的力量——这正好与五四一代人的革新期盼深切吻合。

     今天再看胡、郑二位先生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为其提供一些新的论据。关于俗世的革命性力量远不止于文学文艺范畴。比如，佛学西来后的本土化，尤其是禅宗的本土化，世俗语言的介入即功不可没。宋儒至王阳明，更是大量使用白话俗语——当时之哲学现场，因为白话与俗语的参与，真可称为“中华文化之再生”。

     一句话，若能在俗中看出创造性转化的可能，与俗发生关联又有什么可怕呢？因为，那不是低俗。

     稿酬

     稿酬，这是我们以前很少谈的话题。

     以前很少谈论，是因为这是个老话题。今天想谈，也是有感于这个一点新意也没有的话题为什么被人们一再谈论。这些谈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核心诉求就是：提高稿酬标准。至于提高稿酬标准的理由，落在文学作品这边的，往往是那句感人的话：文学写作，是一项寂寞的、艰辛的、充满创造性的劳动。

     倒推差不多一百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寂寞的、艰辛的、充满创造性的鲁迅可以靠稿酬支撑起一个家庭体面的生活；再倒推一百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寂寞的、艰辛的，同样充满创造性的爱伦·坡——按道理，这个开启了近代西方某派类型写作的天才，他理应获得某些世俗趣味的奖赏，至少应该生活得不错，然而事实是——他的稿酬，养不活自己。

     没有人会反对社会系统应尊重人的劳动并给予这劳动理想的报酬，但很少有人对劳动报酬做系统性观察与思考。新中国建立后，巴金老人讲，我不领工资了，因为我是职业作家，我有稿酬。我相信，敬爱的巴老一定不是在做一场奉献表演，他深知，稿酬是社会系统性运转的“果”。

     当前，我国的稿酬来源是复杂的，有完全财政支付的，有财政补贴或社会性基金补贴支付的，有项目支付的，还有依靠市场收益支付的。稿酬来源的复杂性，意味着政策干预的复杂性。其实，比提高稿酬更为紧迫的，是面向真正现代化的、公平的出版市场的系统性再造——其中，尤要呵护的是，在市场中培育并曾经获得自然生长的经济秩序与社会自治能力。

     因为它不仅关乎稿酬，也关乎文学精神。

     存心故意之外

     写作者面临的语言系统大致有三部分组成：共同语的正典、个人化的经典再加上现时代的活力语言。所谓共同语正典，指那些为共同体的人们提供了基因性文化路径及典型修辞方式的语言系统；那些在写作者个人作品风格形成中曾发生过特别影响力的语言资源，构成了个人化的经典——写作之种种魅力，往往发生在这个部分，经典与个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影响的；现时代的语言，以时间上的当下、以空间上的当场获得表达上的活力——其中，一些广为流传而深入人心的部分，迟早会汇入语言的经典化过程。

     对写作者而言，其实不必时时在意这样的分类，这只不过是应用语言学在文学文本之中呈现的事实而已。写作者总是带着旁观之眼看待写作，这并不是好事，这很容易将写作变成所谓“纯粹的技术活儿”——将概念混合、化合、配平；相应的系列考量还包括：题材的酸碱度、叙事密度与长度及既往同类作品市场卖点提纯等等。写作当然有技术的一面，但万不可因此就斩断作品与生活的真实对话。我们常说好的文艺贵在有根，这“根”，正生于对话。

     傲娇、得意于技术，可以生产“存心”的文学、“故意”的文学，而我们理想的文学，是尽心尽意的文学、诚心实意的文学。

     不染着

     6月7日午饭后有点空闲，随手就写个“有闲”的手札。关于闲、闲话，我原来写过，那次是说，“闲”，也是一个责任的场域。所谓世俗责任，往往是较明晰的有限责任，比如，我们见过的公司几乎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闲，带有“无限责任”的意思，无限自由的另一面即是无限责任。

     6月7日午后的闲，是这样一首禅诗：

     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

     我盯着“闲”字看了半天，想看出闲的另一层意义来。这表述可能并不恰当，意义当然不是硬生生看出来的。意义，只可能来自于人与世界的真切对话。但我是不愿意把闲当作无所事事理解的。你我皆在俗世，必须要踏实地做事，这是个前提——事实上，僧侣也在俗世，他们的管理制度、生活给养，哪一样不落脚于俗世？

     那么此刻，该如何看这个“闲”字？

     闲田地，之所以卖出又买回，这份舍不得，是因为它有“不染着”的天真与天良。我们习惯于重复现代美学中的艺术“无用论”，以此为高妙超群，其实，文艺并不真的是无用的。只不过文艺的用处，若是身无“不染着”的警惕心、保护天真与天良的决心，是不容易看见的。“不染着”，是不是空想呢？若没有“不染着”的警惕心、保护天真与天良的决心，那就的确是空想。而有此警惕心与决心，它就不再是空想。所以，“不染着”的闲，对文艺人士而言，比普通忙碌需要更大的人生投入。

     抄完这首诗，落款“高考第一日”。希望这些渐渐汇入忙碌世界的孩子，能够慢慢懂得这个“闲”字的真义。

     官员写作

     官员写作，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很多作家都曾在世俗政权系统中任职。基层写作，同样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心性质、有着核心重要性的行政、经济、文化城市之外，多数人就生活在基层，其中爱写作的，当然也就是基层写作者。其实即便是在大都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先生也曾贫寒交加，过着十分典型的基层写作生活。

     那么，人们今天还在谈论官员与基层写作，说明引发这样阶层对立意识的问题还没有消失。当写作与利益关系愈加密切时，机会的平等、公平与公正，就会被一再关注。这自然与我们文学生产的体制、机制相关，但在我看来，写作者的真正觉悟，乃在于取消社会身份的自我设定。

     我想，这首先需要官员写作者的觉悟，深省自身由权力而滋生的傲慢与机会优势。

     其次，是基层写作者的觉悟。仅仅依靠悲苦博取同情的写作，并不比傲慢更高尚——这也是权力的变相绑架。基层，在政治文化上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比方说，县。一个县所具备的完备治理体系，与整一性的国家几乎同构，再加上极具特色的民间及个体生活资源，基层，就是我们的文学宝库。

     觉悟，比什么都重要。

     厚味

     我们要的厚味，不是齁味，味道单一且重，是齁人的。厚味，通常是多重味道，一层一层地被我们感知。

     这不仅是吃喝上的事，文章之道亦然。人类是被组织起来的类群。我们知道，一个趋势在不断生长，那就是个体自由与民间自治。但这一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尚未改变“人类是被组织的类群”这一性质。于是，我们必须要摆脱幻觉，看到一层又一层真实不虚的规定性。

     对文学作品而言，呈现这层层的规定性，并对这层层的规定性有所思考，是有助于笃实作品的厚味的。

     世间生活的规定性是无数的，我们不妨简明地将其归为三个层级：

     一是行政层级，指那些最为显性、明确的生活条款与约定。

     二是道德层级，指那些虽没有明确约定，却在某种文化范式中被鼓励的行为选择。

     三是信仰层级，指那些在现象界之外寻求意义的自我说服的行为。

     文学之核心力量及作品之基础味道，正在于信仰层级，即在普通人感觉中最为缥缈的那一层。而张皇幽眇，正是文学的责任。(本文为2022《散文》卷首语选，原总标题为《天津笔记》)

    

     作者简介：

     汪惠仁，毕业于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1996年至今就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现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月报》《散文》主编，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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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2995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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