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关于小说，我的愉悦与不满足
2023/2/15 7:00:00 六根
关于小说，我的愉悦与不满足
文｜赵瑜
作为一个卡尔维诺的阅读爱好者，我显然不是一个单纯故事的推崇者。小说大于故事的部分，在于，小说包含着故事，但故事只是小说写作者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中国的现代叙事，如果从鲁迅先生算起，那么，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是一种“欧洲化”的叙事。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与中国古典小说作品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先生的作品，不论是叙述视角，还是结构艺术，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小说审美”，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以人物写时代，以人物写人性。他没有停留在故事本身，而是借着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值得思考的人生。
我也由衷地认为，小说不能停留在故事的表层，一定要通过故事来展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人性的不确定。故事延伸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小说家考虑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大于故事本身思考，是写作者在后面构思，在还原生活片断，在批判人性，在输出观念。都有可能。哪怕是被批评家称为“零度叙事”的新生代作家们，其实，他们所谓的零度也不过是一种阅读的参照。那些冷静地呈现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选择。
有作家曾用武断的语气来形容写作，说，一切写作都是个人史。对于小说来说，这种“论断”则未必成立。但是小说背后的作者如果认知狭窄，生活经验单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写不出人性复杂的小说。这就是小说受制于作者的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来阅读和梳理2021-2022年度《胶东文学》纸刊上的小说，不免会有一些不满足感。然而，这种不满足感，和时代有关，也和小说的写作者有关。当然，在阅读中，也收获很多愉悦的细节，让人动容的情感体验，以及值得赞赏的小说构思，这需要我用一些关键词语来呈现我这次的阅读收获。
人物塑造与写作者的观念
《胶东文学》2022年开篇小说，为知名小说家衣向东的新作，《战火中的爱情》(2022年1期)阅读起来顺畅而完整，小说人物生动可感，呼之欲出。这篇小说作为主旋律作品非常成熟且可读。小说中王天浩疾恶如仇却又颇具战争经验的传奇故事，让我想到《亮剑》中的李云龙，又或者是《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可以说，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王天浩。
作为一个知名的军旅作家，衣向东老师在故事建构和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他得心应手的地方，这篇小说的影视化的成分很足，故事的起承转合都有着很好的节奏感。然而，我想说的是这部小说中人物所持有的观念。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有非常媚读者的内容，尽管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已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年份是1941年，国共两党合作期间。然而，这部作品中代表着八路军知识分子形象的颜青爱上大字不识一个的王天浩的过程，逻辑非常直白，不过是他曾经救过她一次。在小说中，颜青多次为了保护王天浩而不顾规则，这是一种典型地向下兼融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和我们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是一样的。
向下兼融的意思是，一个认知体系更狭窄的人，是不会理解一个认知宽阔的人的意图，那么，怎么办呢，只有认知更高的人来妥协，最后和认知狭窄的人达成一致。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个认知狭窄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
其实整部《水浒传》有大量的这样的事例供我们思考，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其实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念，仍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向下兼融，这是一种向世俗社会的妥协。但是作为一部反映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底层战争的小说，这部作品的人物和行为逻辑都是成立的，只是这故事的外延部分，却并没有那么让人满足。
范金泉的中篇小说《石婆婆》(2022年9期)是一部故事非常完整的作品。和衣向东的小说接近的是，这部小说也是以人物来写事件，写时代变迁下的人物的命运。
“石婆婆”并非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汉代流传下来的石碑，碑上有汉代名臣张良题写的铭文，十分珍贵。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老渔洼村的老支书，为了保护这块石碑，便将石碑填充到了一个排灌站的下面。并派了村子里的黄素秋老人来看守着这个排灌站。
多年以后，排灌站早已经放弃，一个叫做麻五的人，想要挖掘出这个废弃排灌站下面的文物石婆婆，但遭遇到了黄素秋的坚决的反对。在用五万元钱收买失败后，麻五开始了长时间对黄素秋老人的骚扰。
黄素秋义务看守排灌站三十年，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工资。而现在，有人出五万元让她闭嘴，她却坚决不同意。这个小说里所呈现的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形象，是她的信仰以及价值认同，自然，也包括着黄素秋老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史。这种观念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的参照下，显得不可思议，但又有一种让人尊重的偏执。
所以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个老人的选择，坚持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在场。我们无法用当下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来判断她是对的还是错的。
作者范金泉，在叙事的过程中，还是表明了他的立场。最后，他安排了一场祸事，让麻五死在了挖掘石碑的现场。这自然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做法，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是最为朴素的自然法理和道德。只是，遗憾的是，黄素秋最后去到现场，发现，那块她守护了三十多年的石婆婆也消失不见了。这几乎是一种隐喻，那就是，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对抗，传统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守不住了。
徐畅的短篇小说《我的朋友左丘》(2021年12期)也是一篇有趣的人物小说。在徐畅的笔下，大学同学左丘生活规律而无趣。万事追求稳定。然而，在小县城做公务员几年以后，左丘竟然来到了上海，参加上海举办马拉松比赛。在马拉松比赛中，左丘受了伤，没有取得应该有的成绩。左丘很是失落。左后对着小说中的“我”说，你以为我真的喜欢跑步吗？不喜欢。
这就有了意味，一个不喜欢跑步的人，最后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不喜欢却又去跑了，这足以说明，他是在对日常生活的疲倦和重复进行反抗。
所以，这篇小说除介绍左丘这个人的线条简单的人生履历，最重要的是，徐畅写出了一个在外人看凡事都追求稳定和规矩的人的“内心的反抗”。
阿皮的中篇小说《无处安放》(2022年12期)也是人物的情感选择。夏小荷是“我”的中学同学，当年因为大胆表白一个男生而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最后不得不转学。然而，多年以后，夏小荷又遇到了当年表白的男生，旧情复燃。这种情感的执著，有时候和现实生活的如意有关，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内心里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作者阿皮，试图用一篇小说，将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表述出来。主题虽然简单明了，但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作者所选择的故事和曲折都让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些饮食男女的日常套路，让这部小说作品缺少了与众不同的质地。
情绪推动情节
阿华的《从来不曾失去你》(2022年2期)是一篇情绪饱满没有结构缺失的小说。从小说的技术角度来看，这是一篇只有开头而缺少叙述层次的小说，小说开了头，作者却没有力气将故事用结构来讲述出来。只好用女性特有的心绪来铺展开来。这样的小说其实初习小说作者的常见样态。有想法，而没有结构能力。但是作者可以利用女性特有的情感描述能力，或者是情绪的铺垫能力，让一篇小说得以完成。阿华在这部小说里，将自己全部的情感投入到一个失去了儿子的女性身上，作者贴着小说人物的心跳，写出了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与丰富。
中国有不少女作家的小说创作都和结构无关，但是，她们用写散文的方式来写小说，比如付秀莹的很多篇小说也可以当作散文来读，又比如乔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那篇《最慢的是活着》，结构的叙事也不明显，更像是一篇忆旧散文。
但是，这些小说的优点是，全篇文字的重点不是故事的递进关系，而是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女性的内心生态，女性的情绪的饱满度，是整部作品的核心。
方如的短篇小说《看到》(2022年11期)，如果不是发表在小说栏目里，那么，把这篇文字当作一篇散文，也完全是合适的。方如在这篇小说里完全放弃了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技术，让一种重回到乡村少女时代的情绪支撑着这篇小说，可以说，这是一篇打破了小说和散文边界的文本。可以说它是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篇散文。
一次对故乡的重走，一次与三十年前少女时代的姐姐的见面，作者借着看到的姐姐秀芬，同时也回到了自己的少女记忆里。这篇小说与其说是一篇关于寻找与梳理的小说，不如说，这是一篇对自己青春情绪的一次温暖的回顾。的确，这篇文字中饱含着对时光，对年龄增长，世事变化的慨叹。
小说主题的选择(生活痛感或人性幽暗)
在中国，在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体验里，温暖的小说主题仿佛更有受众。也的确，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影视制作的水准大幅提高，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成为少部分人的阅读选择。尤其是年轻一些的读者，他们通过手机屏幕来阅读，于是诞生出一批网络写作的大神，这些人的创作以讨好大多数手机阅读者为己任，穿越，女主角，玄幻，历史以及各种类型小说大行其道。年轻一些的读者，除了追求阅读快感，知识摄入以外，“治愈系”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
而对于文学期刊来说，近几年来的主题也在配合着这种演出，越来越扁平化。这和早些年文学期刊的生态多样性相比较，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狭窄。
还记得，莫言老师在某次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文学就应该去揭露社会的黑暗，去揭示人性的幽暗。
莫言老师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最近我在重读莫言的作品，发现他比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勇敢，也更聪明。莫言对现实和人性的观察一直是尖锐而沉痛的，他最终得到了世界文学的认可。
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鲁迅这样的人性揭示者。沈从文这样抒情写作者也是好的。从这两位现代文学大师的选择上，我们至少可以有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主动选择思考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小说家已经有了在自己的内心里去养一个小说的开始。
我要向大家郑重地周海亮的这部中篇小说《举头三尺》(2021年10期复刊号)。这是一部直面人性灰色地带的小说。这部作品让我想到了根据须一瓜的小说改变的电影《烈日灼心》。的确，周海亮也选择了一个让读者内心焦灼的主题，一个两次失去自己孩子的女保姆，在捡到别人的一个身份证以后，她竟然将别人的孩子偷走了。
周海亮在小说中冷静而克制，他没有选择做道德上的批判 ，而是克制地呈现一个人在人性中如何受难。如何挑战自己的命运，又如何迎接良心的谴责。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细节，让人泪流满面。是那个在小说中被偷走的“明明”，他带碰上自己的养母来找生母的时候，求自己的生母不要报警。这真是人性的纠结，小说在这里抵达了高潮。
这篇小说分为“背面”和“正面”两个篇章来创作完成的，两个篇章既独立，又相互交叉，这真是一部好的中篇小说的叙事结构。这样的结构并不独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大量的此类作品发表。但是，周海亮只是借用这样的叙事技术。他的完成度很高，他所描述的是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生活。他的语言，色彩，城市的声音，小说中的人所使用的工具和情感，都是贴着当下的。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人性的克制，写到人性的恶的时候，他并没有站在高处指责，写到人性的良善的时候，他也没有轻浮的拔高。
读完这部作品，让人慨叹底层人的活着的艰涩。会想，还好，这只是一部小说。可如果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又会嗎息一声，或者在我们不知道的社会中，有些人的命运比这个小说更灰暗，更伤悲。
周海亮在小说的标题上，已经表达了态度，《举头三尺》，是的，传统中国的价值判断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周海亮在小说的结尾，让已经患了癌症的原惠选择了报警。她要为自己犯下的罪刑承担责任。这让小说进一步升华。让人性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得到救赎，这既是作者的高明，也是小说里的人物自我进化的必然。
从主题选择上来说，李路平的短篇小说《保卫生活》(2022年2期)所关注的主题便有些珍贵，小说呈现了一个自闭症家庭的悲伤切面。自闭症相比较饮食男女，或者婆媳矛盾来说，便更加需要小说作者深入某个领域。这便是主题选择的难度。当然，《保卫生活》这部作品只是浅层地呈现，但相比较大多数作品来说，这篇小说让人阅读后难忘。
与李路平选择主题比较接近是吴剑华的短篇小说《船》(2022年4期)。《船》如果简单介绍就是：友谊的船翻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呈现人性的幽暗。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不过是写两个有着共同命运交集的人，在一个小城市工作生活，而最终那个命运总没有被照顾的人，因为嫉妒而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了那个比自己幸运的人。
“见不得别人好!”差不多是这部《船》的主题，然而，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能创作这样一个有着批判意味的人性故事，也是值得去肯定的。毕竟小说的社会功能不能单一地去发掘生活中的亮光，还要去呈现人性更为复杂的现实，从而让人有更多的思考空间和向度。
郭建华的小说组章《集市笔记》(2022年4期)可读性很强，不论是乡下人刘大山到城市里卖樱桃时对女性挑樱桃的反感，还是卖猪的孙四好和人约定好了价格，结果到了时间猪涨价了，他犯了难。这一组集市笔记所瞄准的全是底层民众的人性的缝隙，无法用统一的标准来指责或者赞美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都不同。所以，这一组小说背后，是作者更加克制的对生活的观察。活着的艰辛也在这些利益的计较中被放大，契约没有了，到底谁是受害者呢，自然是不受契约的人。郭建华的这一组笔记体小说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是中国传统小小说的一种独有的气质。
技术即结构
相比较用小说中人物的情绪铺垫所进行自然主义写作，一种好的叙述结构，可以让小说平庸的主题变得更加有趣味。比如邵泠的这篇《爪哇犀牛》(2022年3期)。这是一篇普通不过女性精神出轨的小说。一个女人遇到一个让她欣赏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恰好已婚。
这样的主题陈旧又通俗，但是邵泠的这篇《爪哇犀牛》更好地将读者带到了男人和女人的精神交流层面，那种基于某种爱好而相互走近的男人女人远大于肉体的吸引。这是小说主题的选择。邵泠的这篇小说还给世俗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找到了一个精神出口，那便是，在灰暗的中年生活中，如果有人欣赏你，那是上天的赏赐。
邵泠在小说《爪哇犀牛》中，将自己对中年女性的理解投射到了小城女性兰草身上，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母亲的疾病，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无助感，这差不多是一个女性群体的生命体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给了兰草一丝光亮和温暖。
这篇小说的写作并不完美，大量与小说主题无关的公交车描述，降低了感情叙事的温度，作者没有能力处理好细节与主题的详与略。但是，作者有着很好的结构能力，让这样一篇主题相对陈旧的男女两性小说，变得更加温暖。小说中兰草的克制又让人觉得惋惜。
我常常向友人推荐麦克尤恩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部小说集，这是麦克尤恩在读研究生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每一部作品结构都非常讲究。
我也多次向人推荐毕飞宇的早期中短篇小说，毕飞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的小说的开头有时候会写很多遍。其实一个小说的开头，便是一个小说的结构。如何开始一篇小说的讲述，就是一篇小说的技术设计。
如何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平铺直叙，会让故事显得平庸枯燥。而游利华的《短河长岸》(2022年5期)则找到了一个舒适的叙事结构。家里的亲兄弟两个人，只能有一个随父母去深圳，这一下改变了命运。然而，家族里还有许多人，他们的故事该如何叙述出来呢？游利华在小说中安排了一场寿宴。文家的爷爷病倒在床多日不见好，老文六十五岁生日，想回老家办一办，这样算是给老父亲冲喜。儿子文质彬跑前跑后地去接人送人。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家庭史的展览。
这便是小说的结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那么，这篇小说的人物谁先出场，哪个人的故事篇幅要长一些，而哪一个人的故事又要短一些呢，都不好安排，如果所有人都平铺直叙，那么，读者看了一部分便会觉得困盹。所以，一个小说，结构是解决多人物叙事的必要的手段。好的结构会让一个故事开始得轻松自然，镜头切换时读者不觉得突兀，而场景转换时，故事有了递进，人物的记忆向前回溯的时候呢，简短的几笔又节约了读者的时间，同时也扩充了小说的叙事空间。所有这些，都使得《短河长岸》有了一部成熟小说的韵味。
文非的短篇《水母球》(2022年10期)也是一篇叙事结构非常不错的作品，小说双线索叙事，明线索写乡村一位老人的濒死的现实，而暗线索写乡村留守孩子的孤独和友谊。小说叙事节奏舒适，明暗两条线索相互映照，读来虚实有致，是一篇不错的乡村题材的小说。
还原生活也是小说的趣味
霍君的小说《幸福让》(2022年4期)是一个较为白描的小说，这篇小说几乎高度还原一个老太太的日常生活细节。作者以第一人称进入叙述，让人觉得她的描述几乎是一个生活自传。
《幸福让》的叙述细密，耐心地呈现一个老年人从一个小城到大城市以后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比如要记得住密码锁的密码，要记住小区的位置，要记住电梯的楼层，甚至还要记得智能家用电器的使用方法。
这些最容易被年轻人忽略的日常，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次人生的大考。
这篇小说在呈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给阅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便是，我们有没有如此细节地关注过我们的父母亲。是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如果能用文本提醒阅读者思考，那就是一篇成功的文字表达。
霍君这篇小说的优点是她的叙述耐心，她从家用电器到小区的规划设计，从快递员到小区门口卖菜的老人。小说既没有合理的结构，又没有起伏的矛盾，有的就是一个老人的生活状态。这也是小说的一种表述方式。
与霍君这篇小说相似的，还有曹多勇的小说《老屋》(2022年2期)，如果将这篇小说发表在散文里，也是合适的，因为作者用第一人称来进入描述，小说的语言，干净而又写实，像极了散文，我随意摘录一句：“春节前，父亲感到身上不舒适。怎样不舒适呢？白天，父亲坐在床前，感到身上一阵一阵地冷，手脚伸不开。夜里，父亲躺在床上，感到胸口一阵一阵地闷，喘不过气来。”
这样叙述，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像散文一样的流水。
霍君的《幸福让》呈现的是女儿对母亲的爱，而曹多勇的《老屋》呈现的是儿子对父亲的想念。《幸福让》的叙述现场在城市，而《老屋》的叙述现场在乡村。
这两篇小说如果对比阅读，会发现，中国当下的两种悲伤。一个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不知该如何面对快捷生活的老母亲，一个是在乡村遭遇着重复困窘的老父亲。
这两篇小说，都会让阅读者有共情。也让读者知道，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了，我们是时候要学会面对我们已经衰老的父亲和母亲了。
方言的中篇小说《年轻的山》(2022年10期)也对一段历史中的生活现场进行了再现。那些已经陌生了的用具和生活现场，经过作者的描述，让读者重新回到了一段历史。方言在描述新中国成立不久后，乡村或者城镇是如何收听广播的。他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收音机是一个很贵重又很笨重的大木头匣子，样子和重量恰似砌墙用的夯土坯。不管是区政府还是村公所的广播，都得用它。在屋顶上或高大的树上安上一个大喇叭，然后顺下一根线与收音机扬声器连接，打开收音机，旋调好波段，收音机里的新闻就被大喇叭把声音扩大，继而播放出去。”
遗憾的是，《年轻的山》这篇小说，作者不懂得利用结构省略一些叙述，使得小说的很多内容是并列的关系，从而阅读起来显得琐碎而罗嗦。
李紫云的中篇小说《上下邻居》(2021年12期)也是一部关注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生活还原能力极强，出场人物也很多。除了丧偶的老人徐老太太徐红玲以外，还有楼上的邻居黄秀英一家，邻居的保姆二秀，以及在深圳居住的同学刘薇夫妇。自然，也还有从北京回来的徐老太太的初恋张汉斌。
小说的故事并无新意，但作者的叙事很有耐心，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国当下的中老年人的生活样态，内心琐碎以及孤独感。尤其是在描述徐老太太的楼上邻居两夫妻自杀的细节中，在外人的眼里都是光鲜的生活，然而，谁又能理解他们内心里的苦楚。这种情节的设计，让城市里老年人这一族群的内心悲伤抵达了一个高峰。
所以，在这样一篇主题通俗的小说里，作者用非常沉着的叙事耐心给读者呈现了几个老年人的生活全貌，而这种呈现的价值大于故事矛盾的设计。
周蓬桦的中篇小说《白净果园》(2022年第11期)也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进行了梳理和还原。那个时代的饥饿记忆，对于中国当下的孩子来说，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这种鲜活的记忆不会因为现在的物质丰富而消失，尤其是对于生于上世纪六零年代和部分七零年代的人来说。所以，从拯救记忆的角度来说，写下那段生活史，也是对中国当下幸福的一种提醒。只是周蓬桦的这篇小说，在叙事的结构上，并没有处理好递进关系，阅读起来更像是一篇忆旧的散文一样。
叙述节奏的缓与急
在中国当下成熟的写作者中，出生于上世纪一九六零年代的作家的语言很好。而相对来说，生于七零年代的作家语言比较扁平化。自然，也要说到中国当下写作者中最勤奋也最经典的一代作家是出生于上世纪一九五零年代的作家们。
一九六零年代出生的作家代表们，比如格非苏童余华，在他们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便已经走上了文坛。格非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迷舟》发表并引起关注那一年，格非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22岁。
这一代作家承前启后，准备充分，又遇到了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化复兴，他们是最让人羡慕的一代写作者。
相比较一九七零年代的作家们便没有这么幸运，这一代作家在初始踏上文学的时候，八零后已经横空出世，以市场文学碾压了七零年代。而正是在那个时代，文学相当贬值，造成了淘汰率最高的一代写作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九七零年代的这一批写作者和时代一起成长，他们的视野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容。所以，坚持下来并持续写作的当下写作者，却以七零年代数量最为庞大，这也是时代的选择。
这些年来，随着九零后正式出道，一些写作者或是读者发现，文学准备最充分的一代人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家们，而是这一批九零后。
前一阵子，我阅读了九零后代表作家陈春成的几篇小说，发现，他们有自己独有的叙述节奏和语速，或快或慢，都与前辈作家们略不同。因为，他们有自己模仿的对象，而这种文学的模仿事实上是一种再创造。
在阅读《胶东文学》的小说文本时，我格外留意年轻作家的叙事策略以及语速。我很快发现了钱幸的《风雨桥》(2022年7期)，这是一篇读来密不透风的叙事作品，之所以说这篇小说密不透风，不是说钱幸的叙事完美，而是说，这篇作品的叙事语速格外地快，能让人感觉到，这篇小说的作者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也比较快节奏。钱幸用两万多字的容量，写完了一个家庭一生的故事，这简直是在一张纸上拍一部家庭传记的记录片。
除了语速，小说的叙述节奏也是吸引阅读者的一个手段，中短篇小说的节奏不能过于缓慢，如果主题已经确定，而过多的笔墨停留在与主题无关的细节中，哪怕这篇小说的文字优美，也会让读者觉得枝杈过多。而这些所谓的枝杈，在小说的叙事中，被称为闲笔。环境描写和心理描写，只有在情节需要的时候，它们才是小说叙事中的技术手段，如果并不需要，那么，这样的文字出现，其实是对主题的打断。
除了闲笔以外，叙述的节奏，还包括人物命运走向，故事的转折以及时间的延伸，都是小说写作者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都要想清楚的叙事关键。
以周芳的小说《回忆我少年时代的朋友》(2022年5期)为例，这是一篇语言生动活泼的小说，这篇小说的开头，作者将两个私奔的青年男女所带来的家庭纠纷很生动地呈现。小说语言很答小说人物中的淘气和热烈。在小说中，周芳这样描述村庄里两个姓氏的矛盾：“余姓和刘姓。一个河北岸，一个河南岸，楚河汉界分明得很。牙齿会咬破嘴唇，勺子会打破锅底，两大姓氏，一对牙齿与嘴唇，一对勺子与锅底。和平有时，战火有时。小至余姓的花母鸡上错了窝，进刘姓的鸡窝，被逮住炖汤悄悄地喝了，鸡毛鸡骨头的现场没有处理干净，案发，一桩索赔案；大到余三毛的哥不害臊挟裹着刘小芬的姐不知羞，违逆祖训搞私奔，不来一阵掀墙倒屋的架势不足以平民愤。”
然而，这样有趣的小说开头，接下来要叙述的故事内容，却与这生动的两个私奔的人无关，是他们的弟弟妹妹的故事。
所以，这样的闲笔，虽然有趣，但事实上，对于这篇小说的主题表达，却并无什么用处。
而这篇《回忆我少年时代的朋友》，大量的笔墨停留在小学和初中时代，节奏是舒适而自在的。但是作者为了更完整地交代完人物的命运，在小说的结尾，快速地拨动了时间的表盘，让人物结婚并出现了较大的命运转折。这种人为的加速，事实上，也是对小说的一种破坏。显然，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想好，究竟该如何结构一篇有关回忆的主题小说。
马卫巍的小说《迹雨》(2022年10期)是一篇写人物三岭的抒情小说。一个孩子有着复杂的身世，然而，他要死了。这篇小说全篇都在说一场雨的到来，以一场雨来比喻一个生命正需要感情或者牵念来灌溉。这篇小说的故事简单，一个命苦的孩子，所有人都愿意哄着他，骗着他。小说成功的地方是，作者的叙事姿态是舒缓的，流水一样的。这种缓慢言说的节奏，让这样一个平庸又简单主题读起来多了一些暖意和人性。
多重视角叙事的微妙
许廷旺的中篇小说《两把蒙古刀》(2022年6期)让人读到了电影镜头切换般的叙事之美。中篇小说，如果单一的视角叙事，会让事件的呈现出现很多个死角。所以，有时候双线叙事便有了必要。而许廷旺为了让故事更加地多元，在小说《两把蒙古刀》里，他用了多个人的视角来缝合这样一个充满着人性温暖的故事。
小说的多种视角，让一个故事充满了猜测感。小说一开始，苏木学校的小学生那日松在午睡的时候发现了看守爷爷的一把蒙古刀。这是一把非常精致漂亮的蒙古刀。那日松没有经得起诱惑，在课间的时候，他偷偷地拿出了那把刀。
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小孩子的好奇心，只是为了将那把蒙古刀引出来。而那日松将这把刀随手放在了他的同桌阿木尔的书包里，阿木尔却并不知道这件事，导致这把刀丢失了。这把刀其实被阿木尔的父亲朝鲁捡到了。
朝鲁的叙述视角开始了，原来朝鲁和这把刀的主人“小胡子”有过交往，小胡子救过朝鲁的命。
小胡子的故事，由朝鲁和小胡子的父母亲等多种视角来叙述。
一直到了小说的中间，读者才明白，原来，小胡子捡到的那个婴儿就是小说一开始发现了那把蒙古刀的那日松。
这种有限的视角相互补充叙事的过程，充满了几何学原理。便是小说的结构美学。所以，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两把蒙古刀》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作者有着清晰的叙事意图，在完成故事之前，作者在和读者斗智斗勇，并尽量地拖延谜底揭晓的时间，让阅读在一种趣味中进行。一直到小说的中后部分，大家突然觉得，噢，原来是这样子。
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借卡佛的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叫做《取景框》。是的，短篇不可能将一个特别完整的故事原封不动地复制到纸上，短篇小说解决的是日常生活的局部矛盾，或者是取景框里的故事。而中篇小说，则需要一个更加多维的叙事策略。
中篇小说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单一视角的叙事也可以完成一个故事的讲述，但是，这样的叙事视角，必然会遗漏掉很多生活的细节。而多视角的好处在于，作者在视角转换的过程中，将单一视角已经知道的内容，变成了未知，从而出现了叙事趣味。
在《两把蒙古刀》中，读者知道了那日松是小胡子捡来的孩子，但是，如果作者以看校门的孟爷爷的视角来叙事，那么，孟爷爷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所以，作者在这样的叙事过程中，要设定得更加无知一些。这样的叙事设定，用一种有限的未知给读者提供了猜测结果的兴致。这就是小说多视角叙事的迷人之处。
王方晨的中篇小说《祝君如意》(2022年第8期)也是一个多视角叙事的作品，单身扶养着孩子的姐姐陶素芬，叛逆而倔强的高中生妹妹小艾，以及姐姐的情感纠割。
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王方晨很熟练地分配着故事的片断，人物的形象很有特色，尤其是小说中的妹妹小艾，很有一股高中生的鲁莽与逆反。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篇小说的人物行为逻辑稍显失具，一些对话充满着低于世俗生活的“书面”，让小说失去了本真和可读性。小说中为了表现人物性格而刻摹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戏剧性和刻意，都使得这篇多视角叙事的小说稍显务虚。或者这应该是作者的早期作品，小说里青春期的趣味弥漫，甚至还有着一些过度浪漫的琼瑶气息。
好的细节可以拯救一部小说
乔洪涛的短篇小说《毛驴与少年》(2022年第8期)值得赞美的地方在于，这篇小说有多个珍稀而生动的细节。
和中篇小说的故事完整性不同，短篇小说有时候就起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在和一些小说家交流的时候，大家都有在内心里养一个小说的心得。所谓“养小说”，就是小说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主题将这个细节用上。所以，只好将这个细节养在心里。这便是养小说的内涵。
乔洪涛在《毛驴和少年》中展示了他对自己生活经验和记忆的筛选能力，那些少年时的乡村生活细节在这部小说中全部复活，甚至为了让小说的叙事更接近作者的个人史，他连小说的人物名称都与他本人无限的接近。小说中叙事人名字叫做“乔红林”。
《毛驴和少年》这部小说中有一个让人感动的细节，是爷爷对一匹马的感情，当那匹眼睛受了伤的马不能干活以后，父亲决定去卖掉这匹马。爷爷不想卖这匹马。结果这匹马在过黄河的时候，从船上跳下来自杀了。马跳进了黄河，爷爷就在岸上对着父亲喊，你快跳下去救马啊，淹死你也比淹死它强啊。有趣，这就是爷爷对马最为真实的感情。后来，河下游的人捞出这匹死马，爷爷找了几个人专门去把马的尸体拉了回来，埋了，还给马立了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白马之墓。最有意味的是，第二年爷爷死了，他留下遗言要埋在白马的旁边。而小说中最动人的细节是，“二叔在爷爷的棺材里放了一副马鞭子。”这真是一句神来之笔，又是一个非常动情的小说细节。
也因为爷爷对马的这种感情，他们从此不再养马了。
作家铁凝曾经写过一个非常短小的小说，叫做《意外》，全篇小说不过一千余字。然而，却有着让人记忆深刻的细节。铁凝在小说里写了一个叫山杏的山里人家。这户人家有一个哥哥外出当了兵，给家里写信，让山杏他们一起去拍一张全家福寄给他，他想念家人了。那个时节，拍照片要到县里去才行，镇上还没有照相馆，而县城离他们这个山村几百里，要走两三天才能到。需要准备干粮，先步行再搭车，总之无比地烦琐。然而，等他们一家人到了县城拍完照片回到山村里等着照相馆洗好照片寄给他们时，却收到了一张陌生女人的单人照。照相馆搞错了。搞错了，照理说，不是应该寄回去吗，或者再去补拍一张。然而，对于山杏一家人来说，出趟远门太难了，于是，山杏就将这张错的照片挂在了自己家里。那时候，山村里谁家里要是拍了照片，那就像是买了一个电视机一样惹得其他人家羡慕，前后来看。可是，当别人家上门来看他们的照片的时候，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姑娘。山杏只好说是未来的嫂子。《意外》这部小说到了这里就嘎然而止。
可以这样说，铁凝的整部小说的内核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然而，一个细节便可以拯救一部小说，让这部小说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指向。
乔洪涛的《毛驴与少年》有许多和他少年时代生活密切的细节在这部小说里得以铺排。比如，当他们知道所吃的驴肉火烧里的肉是饭馆的老板以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驴子的，便感觉到嘴里的食物不那么好吃了。这种少年的天真和善良，也是符合人性逻辑的生动细节。
《毛驴与少年》这部小说中充满着一种乡愁，既是作者对个人成长史的一次回望，也是对山东河南交界地域的乡村价值观的一次反思。然而，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依然是那些让人记忆回味悠长的细节。
王族的小中篇《面对面》(2022年12期)是一部题材非常独特的小说，这些年来关注生态文学创作的王族写了不少部关于狼的小说，这篇《面对面》是其中的佳作。
王族在《面对面》中写了不少普通读者很难捕捉到的西部生态的知识，比如，一头牛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抓住一只狐狸。在小说中，一只全身都是红色的漂亮的狐狸被一头牛赶到了树上，牛与狐狸相互对峙，都在找机会攻击对方。王族这样描述牛捉住狐狸的过程：“红狐只好挨时间，因为牛占据了优势，它没有任何对付牛的办法。很快，牛便有办法了，它用嘴咬住树上的一根青藤，用力向下一拉，树枝便一阵乱晃，红狐差一点儿掉下树来。牛用力向下拉着青藤，红狐在慌乱中被青藤缠住。牛咬着青藤左右摆动，树枝又是一阵乱晃，红狐又被青藤缠了一道，几圈下来，红狐已被缠得严严实实，牛用力一扯，被青藤缠绕的红狐掉到了地上。”
一头牛可以捉到一只狡猾的狐狸这样的细节，连童话中也很少涉及。要想写出这样生动而又陌生的细节，需要作者查阅读大量的资料，又或者走访相关的专业人士，从他们的口中才能获得这样的细节。
小说中，捕狼猎人热汗最终决定放生这只漂亮的红狐，不久，这只狐狸便来给热汗他们报信，让他们知道，哪里有狼出没。动物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换，竟然和人与人之间一样，都是知恩便报的。
《面对面》中还有一些非常动人的细节，比如，猎人热汗可以根据狼的爪印判断它是不是身负重物，又或者是往哪个方向转折。然而，热汗很快便发现了，那只他们要捕捉的“白鬃狼”的爪印在一棵树下消失了。小说写到这里，悬念诞生。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注意，是乌鸦。王族这样写道：“一只乌鸦在热汗头顶盘旋，几次欲落在枯树上，但因为热汗一直在走动，便继续盘旋飞翔。少顷，也许乌鸦没有了耐心，便‘哇’地叫了一声。热汗一惊，坏了，乌鸦是狼的好朋友，它在给狼报信呢!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感到从身后刮来一股风，击打在了他脖子上。他向一边一闪，回过了头。”
看到这里，真想击掌叫绝，谁能想到，一只鸟竟然可以和一匹狼成为朋友，并为它通风报信呢。作家王族用自己大量的关于狼的陌生的细节将读者带到了小说的叙事中，显得生动而引人。
一部小说，仅有好的细节，小说未必成功。但是，如果好的细节用在了恰切的位置，可以为小说增加色彩，让读者在阅读时生出更多方向的联想，也使得小说多了可以解读的趣味。
白描一部小说的可能性
还记得第一次看韩国导演金基德执导的电影《空房间》的情形，我被金基德极简主义的导演风格所折服。觉得，金基德更是一个小说家，他讲究故事切入的方式，通过深思熟虑，最后将电影拍摄得如此的简洁，诗意。《空房间》是一种白描式的电影，这部时长近120分钟的电影，男女主角几乎没有台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当我读到陈然的小说《刺绣店》(2022年9期)，我几乎立即想到了金基德的《空房间》，陈然是在用白描的方式搭建一个人的一生。
陈然的小说读起来，会让人觉得，他喜欢他小说里的人物，十分地爱惜她们。在这篇《刺绣店》里，陈然这样描述刺绣的老人：“老人说，我喜欢我年老的样子，我年老的面容，年老的手，甚至年老的迟缓的步子。我感到一种沉静的光泽从我的面容和体内散发出来，就像一件木器在手里用久了的样子。这也是我年轻时所没有的。”这样的话是需要贴近人物的内心，才能写出来。
《刺绣店》通过第三者的视角来白描一位已经逝世的刺乡老人的一生，因为喜欢刺绣，这位老人便有了与这个世界大多数人不同的认知。刺绣不只是用丝线在稠布上创作，还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陈然在小说中借着“滇生”的语气说：“一个人喜欢什么，真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正如他(她)不喜欢什么。”
这句话是评价刺绣老人的，但也是说给全人类听的。
刺绣这件事需要天赋，需要热爱，更需要耐得住时间的寂寞。陈然是如何来描述刺绣让人更加寂寞的呢，他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的用力：“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男人离开了她。他死了。正如两年前母亲离开了她，三年前姑妈离开了她一样。像是上天要她专心刺绣，她也将彻底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不由觉得刺绣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或许，她真的不该做得太好，她惊动了命运，它便反咬一口，来报复她。”
陈然在小说呈现的是他对人物的理解，观察。陈然白描她们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他的思考。这是一个小说作者最珍贵的创作资源。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不会只停留在故事的表层，他所写下的所有人物，细节和矛盾，都是经过小说家选择以后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刺绣店》几乎是一部工笔的短篇小说，虽然没有矛盾冲突，却温润地将一个刺绣老人的一生白描了下来，既深情又丰富。
亦夫的短篇小说《幸福晚年》(2022年第11期)也是一篇以白描的手法写人物的作吕。小说中的费老先生几乎没有怎么出面，以他长子费亚仁的视角，便将他的一生的切片写完。这篇小说以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症的父亲为例，简单地解释了这个病症的一些特点，多疑，记忆力丧失，迷失方向等等。在白描父亲的疾病的时候，费家的长子费亚仁重温了父亲的过往以及现实，父亲因为疾病与母亲的争吵，以及对他个人家庭的影响。而这些内容，作者并没有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而只是用费亚仁的视角，进行了白描式地书写，从而使这篇小说的层次略显平面。但小说中父母和母亲的争吵，短短地几句对话，便将父亲病人的形象勾勒的生动而微妙，显现出作者的功力。
说书人视角(作者的出场)
小说叙事通常的做法是，写作者并不出场。也就是说，故事的讲述人是隐藏的。即使是以第一人称来创作的小说，读者也很清楚，这个小说中的“我”和作者本人并不能划等号。
那么，鲁迅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时常会出场。承担了说书人一职。意思是让读者明白，我所讲的这个故事不是凭腻造的，而是有来源的。
在这一点上，有时候，是小说作者故意用来迷惑读者的。
纵观《胶东文学》2022年度的小说作品，杨献平的短篇《民国年间的一桩旧案》(2022年10期)，叙事策略也很有意思，作者本人和小说人物的后人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小说成为一个说书人的回忆录。这样的叙事结构，打破了小说和口述实录的边界，是一种很好的小说掩护。《民国年间的一桩旧案》这部作品的好在于杨献平没有把这个故事当做起伏不平的小说来写，但是也有缺陷，那便，杨献平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没有设置好应该突出哪些主题。如果这部作品大篇幅的内容写到一个人因为失误造成了另外一个人死亡，从此以后，自己的自责，不安，导致半生的生活都没有舒展。这样故事的主题便非常明晰了。然而，杨献平只是蜻蜓点水地写了几句，大部分的故事都平铺直叙，使得一篇有些传奇色彩的往事，变成了主题并不集中的散文化的叙事风格。也对，献平兄平素最擅长的便是散文创作。
白光禄的中篇小说《祁炳东》(2021年11期)是一篇可读性比较强的小说。不仅语言清简，悬念频出，从故事到人物的设计均很成熟。是一篇不错的关注个体人物命运的小说作品。而这部小说最值得梳理的是作者的叙事视角的转换。
祁炳东在小说的开始选择要自杀，他要卧轨自杀。镜头切换到他的个人史这里，小说进入到祁炳东的少年叙事。他的母亲是精神病人，有一次，差点用刀将他杀了。刀子砍到了他的头上，导致他的头上留了一个疤。他的父亲外出打工，然后便消失了。于是，他成为了社会上的混混。生活并不容易，他没有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好好行走，而是伤了人。他以为受害者会报警，他会失去自由。所以，他决定自杀。然而，火车竟然没有来。他的计划改变，他的这一次改变，让他遇到了恋人尹立君。小说的镜头转换，尹立君的故事是另外的视角。她和祁炳东一样，也有一个并不幸福的少女时代。所以，她逃离了家庭。
小说在讲完了祁炳东与尹立君的故事以后，作者竟然出镜，和杨献平在小说的开头接了一个电话便开始讲述起那个旧案一样，白光禄也以一个创作者的形象出现在小说里。自然，这也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这样的一层对故事的剥离方式，让人看到了叙事镜头的叠加。
小说中的知识延伸
还记得第一次阅读聚斯金德的《香水》时的震撼，不只是精妙的通感，比喻，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词语被作者从各种鲜花、荷塘以及森林中借过来，只为了让读者能明白，他想要赞美的一种香味是什么形状和颜色的。小说中大量的陌生而又引人的关于香水制作的知识，极大了吸引了我的阅读兴趣。让我明白，一部小说有时候，除了故事、人物、观念，还可以加入大量的知识，以丰富人的视野的短板。
后来又读到了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也让我喜欢。格非在这部小说中极尽地卖弄了他所掌握关于音响的知识，那些器材的名称，线路的组合过程，以及这些冷知识背后所呈现出来的高尚的音乐品质，都是对普通读者的一种知识科普。
事实证明，大多数阅读者，都喜欢在自然讲述的故事中嵌入必要的知识和素材。这属于小说写作中的闲笔，但是，这些闲笔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也会成为一个必要的元素。
在姚文冬的短篇小说《树王》(2021年12期)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知识内容，心中惊喜。姚文冬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描述：“父亲的帆布包里装着斧、凿、刨、手摇钻，还有墨斗、木锉、角尺。清晨，父亲背起帆布包，手里提着锛子和锯，外出去做木匠活儿。这些工具的前世也是树木，现在是父亲手中的精灵，它们又使更多的同类成为梁、檩、柱、椽和桌、椅、柜、橱，或是犁、耧、耙、耢。父亲就像背着一片小树林，去赋予另一片树林以崭新的身份。”
这文字充满了想象力，又充满了知识的碎片。
这篇小说，故事简单到没有曲折和矛盾，只有对父亲的一生的梳理和观察。然而，小说中对父亲的木匠身份的介绍，对树木种类的区分，以及对父亲所持的某些观念的介绍，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得这样一篇散文化的小说，有了值得关注的面向。
故事以外的内容
系统地阅读完2021-2022年度《胶东文学》的小说作品，差不多也熟悉了中国当下小说作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主题。人性的幽暗，情感的缺憾，社会热点的问题，永远是小说最为常见的题材。
当然，限于文章的篇幅，不可能将所有已经发表的小说都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点评。在以上的关键词之外，我还想说几点题外的话，比如小说的语言问题。刘爱玲的短篇小说《书屋记》(2022年1期)语言并不坏，但是，读者如果认真地去阅读的话，发现，这不是小说的语言。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呢，小说的语言事实上是初读时不见语言的，可以活泼，可以比喻，但是不能扎眼。不能用力。所有对小说语言的染色和夸张，都有可能让人在阅读的时候生出疏远感。所以，繁花落尽，力求准确，才是小说语言的质朴要求。
而安亦然的小说《我的爸爸是一条沉默的鱼》(2022年6期)，是一个主题创作。看了作者的后记，我了解这背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只是，作为小说，这篇作品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个人觉得，这样感人的事实，应该以口述实录，或者非虚构的方式来进行创作。
小说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仍然是最为显性的写作。同时，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一种文体。每一个小说作者都需要长时间的阅读训练，除了结构、语言和对故事内核的养育之外，仿佛，叙事的天赋从未被人提及。其实，这也是小说家最重要的一环。
读完《胶东文学》2021-2022年度的小说，我觉得，小说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了，也越来越健全。那些年轻的写作者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叙事能力和想象力，都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有着可以期待的作家队伍。只是我们还需要时间。
文学不会死，因为，我们都在路上。
2022年12月13日于海口
(本文为《胶东文学》2021-2022年年度小说阅读手记，原标题为《技术，观念以及延伸的可能》)
作者简介：
赵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十七个词》《女导游》等六部，散文随笔集《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等十余部。有作品获杜甫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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