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蔚 | 与安德罗馆长的生死情谊
2023/2/23 7:00:00 六根
与安德罗馆长的生死情谊
文 | 沈嘉蔚
2015年11月初，《澳大利亚人报》一连数天刊登大幅广告，告知公民们国家肖像馆于11月10日举行高登·达令追思会。广告实际上是我的油画《高登·达令肖像》的头像局部，十分醒目。
高登·达令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企业家与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国家肖像馆隔街对望的国家美术馆里有一个主要展厅便命名为“高登·达令展厅”。按西方传统，只有对建设有巨额捐助才享有此殊荣。1990年，我抵澳的第二年，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联邦首都)开幕，展名叫“非凡的澳大利亚人”，有一个副题引我注目：“朝向建立国家肖像馆”，后来才知道当时澳大利亚并无国家肖像馆。
高登·达令夫妇便以一己的努力，筹办了这个有分量的澳大利亚历史名人肖像展，大声疾呼仿照英伦先例，建立本土的国家肖像馆。我当时知道我在澳大利亚的真正位置便是当一名肖像画家，因此极为寄予厚望。在高登·达令夫妇的努力下，经各方游说，1998年时任总理霍华德接纳了提议，暂借旧国会大厦的一层空间，创立了国家肖像馆。
高登·达令是该馆首任董事会主席。继任的是他的夫人玛莉莲。高登·达令本人以94岁高龄而终。追思会的规格很高，创馆时的国家总理霍华德夫妇出席了。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夫妇也出席了。特恩布尔总理还做了主要致词。
令我意外的是，总理致词的后半段突然提到了我的名字，除了点明高登·达令的肖像就是出自我的手笔之外，还特地提到我曾一连画了两位他的家人：一位是他的岳父汤姆·休斯大律师，另一位便是他自己的夫人露西，而且也画了在座的霍华德前总理等等。特恩布尔总理当时刚刚走马上任，公务繁忙，讲完话立即离开了。我都来不及向他致谢。
继他之后，反对党发言人和肖像馆馆长致词也重复了这一个对我的表扬。
高登·达令(2006)油画 167 x 137cm 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藏
事实上，追思会的地点就在国家肖像馆的大前厅，其名字也是“高登·达令大厅”。大厅的进门左侧是接待柜台，柜台后大墙面上挂着与报纸广告相同的高登·达令头像大特写及其生卒日期，而柜台对面隔了会场，即右侧墙上，便挂着这幅图片的原作：我于2006年绘制的高登·达令全身坐像。
在高登·达令追思会开过之后不足一个月，12月6日在同一个大厅里，又召开了一个追思会，这次是哀悼国家肖像馆的前任馆长安德鲁·赛耶斯。如果说高登·达令夫妇是肖像馆的设计师，那么安德鲁便是其工程师。这一场追思会的气氛要低迷得多。因为安德鲁是英年早逝，只活了58岁。
我在澳大利亚不足30年的艺术生涯里，有一半时间与国家肖像馆结缘。毫不夸张地说，高登·达令夫妇搭好了舞台，安德鲁被任命为导演，他找的第一个演员人选便是我。而我当时还懵然不知。
那是在1998年12月，我连续第6年入围阿基鲍尔肖像奖之后，有一天接到一个陌生人电话，就是刚刚上任的国家肖像馆馆长安德鲁打来的。他问可否访问我的画室。我当然极表欢迎。不几日他便来到了。
这是个生气勃勃但又有克制力的绅士，刚刚四十出头。他看了我的作品及幻灯片之后便告诉我，肖像馆打算请我为现任总理霍华德夫妇画像。他说圣诞将近，假期内总理住在悉尼总理府，我会被安排去写生。
这自然是一个十分震撼的安排。因为迄今为止，尽管我已经得过一个大奖，见了教皇，上了报纸头条，另外也出现了私人的赞助，但尚无任何公共的肖像委托。如今一上来就是国家总理的肖像，当然是极大的专业上的成就。
不过我太无经验，高兴得有点太早。
馆长离去后，一个月不见动静，圣诞早过了，连中国新年也过了，没有任何后续音讯。我就知道此事已黄。只是不知何故。后来才知道，有一个人权力高于馆长及董事会，就是总理本人。我指的不是作为总理的公权力，而是指作为一幅官方肖像画的像主，他具有最终挑选画家的保留权力，或者说是权利吧。这一次我就是撞上这堵墙了。原来总理夫妇在许多年前因为双方孩子就读同一个幼儿园而结识了一位女画家。这位女画家裘我也熟识，因为她在1990年得了比阿基鲍尔奖奖金高出几倍的另一个肖像画大奖——道格·莫兰肖像奖。她的确也画得非常好。因为是二十多年的友谊，霍华德夫妇便改变了肖像馆长的建议，委托裘来画他们夫妇。
这一个机会的错失使我又等了整整五年。这五年里我在阿基鲍尔展中开始落选，时有挫折，但也成功举办了第一个个人回顾展，得到批评界的关注。2003年，安德鲁又打电话给我了。他说他对我十年前画的穿黑色和服的姜苦乐博士里画的黑袍子很为赞赏，这次他想请我画一位同样穿黑袍子的大律师。
这个电话开了我承接公共肖像委托的先河。从此开始每年都有不少于两幅这类委托画作，直至今日。
这位大律师汤姆·休斯时年81岁，是尚在执业的最高龄的大律师。我查了他的履历，他是资深自由党人，曾在1970年代出任政府的总检察长。在他年轻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战斗机飞行员，一位战争英雄。
当时我已经了解到国家肖像馆的操作：画谁，陈列谁是由馆方出于国家历史层面考虑决定的。但钱是由赞助人出资的。而汤姆·休斯大律师肖像，则由其女儿女婿出资。因为人人都知道其女婿是极为成功的商人，家住悉尼最昂贵的地段派普角海滨。但与此同时，女婿特恩布尔更为著名的是其政治身份。他不到四十岁时便成为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运动的主席。当时这个运动是跨党的。我在阿基鲍尔展上看到工党积极分子，著名漫画家比尔·利克画的特恩布尔年轻有为的形象。但在此时特恩布尔已经加入了自由党，而且人们都在猜测有朝一日这个年轻人会当上澳大利亚总理。
特恩布尔有一个同样强势的夫人露西。露西已当了多年的悉尼市政厅议员，并成为悉尼历史上第一任女市长。
为休斯画的肖像很顺利。他有一张斗牛犬般的脸，在法庭上咄咄逼人，冷若冰霜，因此而有“酷冰”的雅号。我提议再为他画一幅在法庭上侧面的肖像，为此跟他出庭看他法庭上的表演。这第二幅画像入围了2004年阿基鲍尔展，随后被新南威尔士律师协会收藏了。收藏仪式上见到了露西。露西知道我刚为墨尔本第一位华人市长画了官方肖像，便问我是否愿意为她也画一幅挂在市政厅的肖像，我当然同意了。
此后两三次出入她在派普角的豪宅。露西拒绝穿传统的市长大袍子，而选穿一件在香港买的半礼服式女上装，黑色暗花纹。这对夫妇对中国很有好感。儿子在学习讲普通话。她安排我为他们的儿子画了一幅头像速写。后来这儿子娶了一个华人媳妇。
再说回休斯的肖像。有一次我去堪培拉的国家肖像馆，安德鲁馆长见到我，便向我表演霍华德总理几天前来馆见到了我画的休斯像时的样子。馆长夸张地后退两步，瞪大双眼说：“喔!就跟真的一样!”霍华德与休斯是老同事和忘年交，所以对此印象深刻。从那一刻我便深信总理将来会选我画他离任后给议会大厦的官式肖像。果然如此，不过那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2009年那幅霍华德肖像画得很顺利，如果不算上我的一次粗心大意的话。为画像安排了四次写生。有一次的安排在某一个周二，但是我记成了周三，而且疏于检查挂历上的记载。到了周二，霍华德的秘书打来电话：“十点过了，嘉蔚在哪儿呢？”电话是我太太接的，她慌了：“哟!他正在画室屋顶上清理雨水槽呢!怎么约的是今天？那怎么办？现在开车过来还得两个小时呢!”那边秘书叹了口气说，那只好重新安排了。
霍华德总理(2009)油画 122 x 96cm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藏
转过年来，2004年中期，举国关注的新闻是，澳大利亚的灰姑娘玛丽与丹麦王太子弗雷德里格正式成婚了。婚礼播了四个小时。我也从头看到底。
到了年末，馆长打电话来：“我们要送几位画家的材料给丹麦王室，让他们挑一个画家来为国家肖像馆画一幅玛丽王妃的肖像。你能马上寄一份材料来吗？”我立刻寄出了。主要是两年前天津杨柳青出版的一本八开油画专集，后来一直不见动静。只知道2005年2月下旬玛丽夫妇要来澳洲官式访问。
突然间，几乎与馆方通知同时，所有的澳洲英文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丹麦王室挑中了我来为玛丽王妃画像。随即又接到丹麦王室方面的电话，指哪些规则要遵守，左保密，右保密，等等。只有三个小时安排我写生与拍照，时间在3月1日上午。
我想，我是画家去工作，就穿工作服去见王妃吧。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助手王兰——我的太太。于是她也穿着比较随便。但是一到王妃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见到打扮得如同新郎一般光鲜亮丽的安德鲁，我便知道自己的打扮失礼了。事已至此，不去管它了。电梯停在34层，出来后就见到梳妆打扮得赛过天仙的王妃。好在王妃虽然经过了四年严格的王室调教，身边陪着一位严厉的公爵夫人女官，但还是出色地保留了澳大利亚姑娘的淳朴与平等精神。因此整个上午都既紧张又合作顺利。
写生时我对王妃说：“我有一个专业上的问题，请问您的身高是多少？”她答道：“174公分。”令我大出意外的是，此刻她竟撩起裙裾指着高跟鞋说：“还要加上鞋跟的高度。”我猜想在我身后的公爵夫人一定在懊恼自己的主人兼学生失礼了。安德鲁一直有礼貌地在场观看。王妃对我的写生非常满意与喜欢，在结束合影时问我，将来能否将这幅写生送给她。我与政府有合同，一切素材都归肖像馆保留。我便看向馆长。安德鲁反应很快，立即点头同意。
与王妃合影， 2005年
出了饭店大门，发现窄街对面一字排开，站了上百个摄影记者。有的记者便马上过来采访，但是受了王室警告，我只得回答无可奉告。第二天报道集中在我的牛仔裤与衬衫上。
专门报导丹麦王室新闻的御用记者安娜与汉娜比较机灵，早已弄到我家地址而在我画室守候了。所以她们做了详尽的报导。之后是澳大利亚报纸的几轮报导。其中一篇我的故事引来了一位电影导演。他将是另一个故事的主角。
玛丽王妃的肖像在堪培拉揭幕之后，成了肖像馆镇馆之宝，澳大利亚观众们反应热烈。馆长与高登·达令夫妇立即着手安排去哥本哈根举行一个巡回展，展出包括这件作品的澳大利亚肖像画。时间是在2006年4月。我一直没有计划随展同去。恰巧在3月份我得了一个大奖，是澳洲画家梦寐以求的约翰舍尔曼爵士奖，奖金一万。我一高兴便宣布我也要自己掏钱去哥本哈根。安德鲁立即为我安排了行程。
在那里又与高登·达令夫妇相聚，因为他们是澳方代表团的头。玛莉莲问我是否愿意为肖像馆绘制高登·达令的正式肖像。我当然同意!
又一次与玛丽王妃相聚。王子还是头一次见到。他身穿一件藏青色手工缝制的西服，像一头豹子那么剽悍与灵活。明明在我前头走着，突然便一个转身与我握手，热烈地表达他对他妻子画像的喜爱。安德鲁信守诺言，将已装入镜框的那副写生送给了王妃。
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参观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时在玛丽王妃像前与沈嘉蔚交谈
回来后完成了高登·达令肖像。其时由于馆长的夫人佩里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帮助说服了总理批准建造国家肖像馆新馆，所以已经征集了设计师竞标。中标的设计做了一个模型。我明白这是高登·达令长达十多年的梦想，所以便将那模型，也即未来的肖像馆俯视形象画在了他身后背景上。
四年内一气为肖像馆创作了三幅肖像，安德鲁馆长既满意，又在喝茶时暗示我，到此为止了。馆方不会给我新的委托。我心领神会。澳大利亚上百位肖像画家眼睁睁拿不到委托，我不能这样霸道。
馆长在新馆方案批下后便成了工地总监督。新馆在旧国会大厦正面相隔两三百米的一块空地上拔地而起。2008年12月肖像馆正式迁入新馆，举行了盛大开馆仪式，新老总理悉数出席。工党在一年前取自由党政权代之，新总理是中国通陆克文，他的夫人成为肖像馆董事会主席。安德鲁的事业也达致顶点。由于将国家肖像馆从无到有，到新馆建成，他的领导力充分展现。在几十个馆员心目里他就像一个人人喜爱的大哥哥。
2010年，新的任命下达，他被任命为有两百多馆员的国家博物馆馆长。他的告别晚会令我感动。馆员们做了一个幻灯，用电脑合成几十幅他的肖像照片，大厅高墙上的安德鲁头像的表情便由喜到怒，由怒到大笑地变换。众人大乐。
吃饭时安德鲁告诉我，下周他就要出访北京。前任国家博物馆馆长留下的第一件要他接手的工作，便是安排澳大利亚中国年节目：接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展览到堪培拉国家博物馆展出，目前立即要带澳洲国家博物馆的土著艺术展去中国美术馆展出。安德鲁知道我在中国的代表作是《红星照耀中国》，他主动提议道，他要把这件作品放入选项，运来澳洲展出。
玛丽像深受公众喜爱，2007年原国家肖像馆(老联邦国会大厦)正门外
他到北京后，认识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副馆长马书林，而且正值王兰也在北京，这四个人一同吃饭，谈论了2011年的《新境界》大展。安德鲁回到澳大利亚，正值我在海瑟赫斯特地区美术馆举办回顾展，他特地赶来悉尼为我的开幕式热情洋溢地致词。
2011年9月，《新境界》展品启运前有朋友告知说《红星照耀中国》只拟运一半来展。《红星照耀中国》共长11米，分六块画布。它在国内巡展时常常只展三分之一。安德鲁一听急了眼，立即打电话给北京询问。北京说，我们是好意，怕你们没有这么长的墙面。安德鲁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为它专门造一堵墙!”
结果是，展厅里的确专门有一道为它设计的墙面。展览开幕式令我感动。中国美术馆来了正副馆长数人，都是我的老相识。澳洲方面专门组织了大学出面的学术研讨会。展览持续了四个月之久。
2013年，忽然报纸纷纷报道：安德鲁辞职。记者采访，他说因妻子调去墨尔本工作，他不愿两地分居，故放弃了这一个令人仰视的职务。真正的谜底直到第二年才揭晓，2014年道格·莫兰肖像奖入围作品里，安德鲁的全裸自画像入围亮相。原来谜底是：安德鲁要圆他自幼就有的艺术家之梦，他不再为人做嫁衣了。他要粉墨登场。
他再接再厉，2015年一幅美术批评家朋友的肖像入围阿基鲍尔展。我一见这消息突然有了灵感，要画一幅安德鲁这位老朋友的肖像参加2016年阿基鲍尔展，画他全裸，在画自画像(道格·莫兰那一幅)，他主体是背影，镜子里是他陪我见王妃时那个光鲜亮丽的青年才俊。
我兴奋不已，立即先上网查安德鲁的资料，见到他改行成为自由职业画家后记者对他的长篇报导。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全身发僵，不相信自己眼睛，报导白纸黑字印着：他告诉记者，他十四年来年年跑马拉松，最近一次跑完后不适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他是第四期胰腺癌。安德鲁告诉记者，你自己去查资料看这是什么意思。
后续报道说，安德鲁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只剩几个月之后，先是与妻子去欧洲参观美术馆，回来后准备自己最后一个个展，定在2015年11月开幕。
我在2015年6月阿基鲍尔展开幕式上找到了安德鲁。他剃了光头。他听了我建议后说，我给你特许。你画吧。我给你做模特。
后来他约我8月底去墨尔本他家，那时他有一个治疗空档。8月30日在他家，火炉前他脱光了衣服，顽强地站立了好久。他的标准体态是永远挺直脊梁，那一天他同样腰板笔直，只是他变换姿态时的动作慢得出奇，看得出他完全凭超人的毅力在坚持。9月1日在他的画室，我画了一幅他的素描头像，并将它留给了他。我还赠给他一件见面礼，是一块制作精良我一直舍不得用的大调色板，我说，我从你的画室照片上看到你没有好调色板，你留着用吧!他很喜欢地收下了。
8月31日高登·达令刚去世，当然安德鲁也知道，但我们不谈任何关于死亡的话题。虽然我们都知道死神就蹲伏在旁边，伺机出击。他说到他从孩子时就想当画家，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我见到他的鼻子眼眶忽然红起来，便知道他没有说的是，可是这个梦这么快就结束了。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我们换了一个话题。
我身后的画架上，是他的最后一幅创作，也是自画像，画他在得知快死时，去做了最后一次潜水，请他女儿拍了照片，就画自己潜在水下，气泡上升。题目是“下潜”，英文是“diving”与“死亡(dying)”谐音。
素描完成后他已筋疲力尽，但他极具克制力。我立即与他告辞，明知这是诀别了，五周后他去世了。当时我正在中国。
我的油画完成了，但是无论阿基鲍尔奖还是道格·莫兰奖，均拒绝入围这幅画。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虽然我不认为是我画得不好，而宁愿猜测是展方对死者的尊重，不愿展示他的裸体。
安德鲁本人一定不赞成这种尊重。他几次对我抱怨，说媒体在发表他那幅裸体自画像时，都故意切去了有下体的那一小部分。
安德鲁生在英国，随父母移居澳洲。他是一个美术史学者和一个优秀的策展人。但是，他只想当画家。在他终于成为一个画家时，他丢弃了西服，留起了胡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上帝只允许他当三年的画家，他在这三年里成为一位知名画家。
他的个展在他死后一个月如期举办，作品全部卖出。他的自画像《下潜》入围昆士兰大学美术馆2016年度自画像奖比赛。
安德鲁塞耶斯(2016)油画 198 x 137cm 画家自藏
(本文原刊于三联书店《自说自画》 一书)
作者注：
此文发表后承老友马书林兄来信告知， 2011年在澳大利亚国博的中国美术馆藏品画展系他在时任美术馆副馆长期间与澳博莫顿与安德鲁两任馆长合作的成果。为《红星》 全画专门建墙的建议是由他提出而由安德罗实施的。 因此当年安德罗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们会为它建一堵墙”里的“ 我们” ， 显然也包括了书林兄代表的中方。特此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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