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蔚 | 在她创造的世界里，在她身处的世界里
2023/3/8 7:00:00 六根
在她创造的世界里，在她身处的世界里
文 | 沈嘉蔚
王婆的丈夫又来替她卖瓜了。距上一次吆喝，一晃已过去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绝不是一个短时期，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事实上，我们的女儿今年已满二十岁。对于一个画家来说，这么久长的实践，其作品足以建构起只属于其个人的世界。由于不能摆脱妇唱夫随之嫌，我仍要遵循上一回吆喝的原则，只是就我所知介绍“瓜的来历”与“种瓜的诀窍”，至于瓜们的甜否与口感，则应三缄吾口。
二十二年前，1987年，王兰刚开始她研究生的阶段。鲁美版画系要创建丝网专业，她作为丝网版画研究生，实际上是为学院建立起一个初具基本设施的工作室。除此之外，她实在心不在焉。她的导师路坦，被文革摧毁了健康，才五十出头，此时却正步向生命终点。
路坦非常欣赏王兰的才分，并不在乎她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这一老一少，一个出不了家门，整天只用一根火柴烧完两包香烟，另一个也总是在家里画她的画。空置的专用教室被鸠占鹊巢，成了我完成大画《红星照耀中国》的乐园。
王兰当时迷恋于木雕，以至于雕塑系请她客串为雕塑学生教素描。1988年有半年光景王兰完成了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巨型的作品，为大连青年宫设计并制作了23米长，3米高的木雕壁饰《我们的太阳》。有个把月她从街上请来了五位江南小木匠，跟着她打几百件木雕。
这件作品为她赢得了第七届全国美展的银牌。为去大连安装这件作品而中途翻车，折我一肋，一两周后她怀上了我们的女儿曦妮。为此有一年她未敢碰丝网用化学药品。因此我想她的硕士学位大约来自与丝网八杆子打不着的木雕与壁画。我只能猜想，是因为在她同时得到学位与女儿时，我已远走天涯海角，在悉尼开始了新的生活。
《王兰》1989
王兰比我晚三年才带了女儿踏足异乡。这三年里，她从木雕与丝网重返画桌。王兰醉心于中国古代版画插图的两大册选集，从中获得不少灵感。王兰的美学趣味追求非常明确：宁拙勿巧，宁丑勿美，宁涩勿甜。
这种古典题材加上原有的乡土题材共产生出几十幅色彩鲜艳无比的小画来。这批画，由于用记号笔画在玻璃卡纸上，见光色褪，而遭到压箱底的命运。但每每看见，总教人眼睛一亮。
王兰是带了这样一批作品来到澳大利亚的。其中还包括两件大幅的布上绘画：一套从韩晃《五牛图》变化过来的现代版《五牛图》(明显可见毕卡索的影子)，一幅彻底中国民间造型化了的(挪亚)《方舟》。
王兰抵澳之前，我携了她的部分作品在悉尼派亭顿区为她找代理画廊。大约找了十家均被谢绝，让我真正失望至极。但出现了第十一家，考文垂画廊欢迎她加入。考文垂先生当时已在轮椅上不能起立。他的形象不止一次出现在阿基鲍尔肖像奖展览上，有一次为其作者挣得那个如雷灌耳的大奖。他本人早已是悉尼艺术界的名人之一。王兰在那里展出了两次。直至考文垂先生去世，画廊关门为止。后来她在百利斯顿画廊展过一次。
王兰是1991年底抵悉尼的，至1997年定居于悉尼南郊的邦定纳艺术村，五年多的时间，是她创作生活的一个过渡阶段。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还在延续，另一方面，异国情调开始涌现。1993年第一批在考文垂展出的作品，是布上绘画的房子系列。这批作品与王兰此前此后的作品均不同，即没有生物性生命出现(如果我们承认房子也有生命的话)。
一方面这是新来乍到，对外国环境的一个直接反应，另一方面，这些半抽象的，有时昏暗低迷的色调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她的郁闷心情。在澳大利亚的头几年，王兰的日子很辛苦。除了抚育幼年的曦妮之外，她外出做一份清洁工，又去一个小学教每周一日的中国画课。与此同时她学习英语，还马上学会了驾车。早年艰难的家境养成她自强自立的个性。很快她确立起在澳洲生活的自信心，并且深深爱上了这个新的家园。
1997年我们在大悉尼的南郊海滨小村邦定纳买下了住房，从此结束大半生的漂泊，定居下来。6月初搬入，到王兰生日，6月28日那一天的夜里，一头顶着美丽大犄角的公鹿闯入后园，直奔王兰床头窗外示爱，把一棵剑兰用角捣得稀烂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去了。这显然是个吉兆。因为从此以后王兰的艺术走入了顺境。房子占地正合中国的“一亩三分”。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分成两大块，其中一块便是栽种植物花草。
从前在鲁美校园居住时，树木花草也不少，但随了校园建设，树木日见稀少。有一棵大树面临砍伐时，她去找校长哭诉求情，但没有奏效。现在关了门自己做主人。家中两棵几十年的松树，树上负鼠潜行，什么鸟都来落脚。当年在上学时她刻了一张巨大的木刻，树上停满了鸟，画名就叫《爱鸟》。如今她亲手栽下的一棵白兰花，长成了三米高的小树，每日傍晚，一大群叽叽喳喳的本地八哥钻进去过夜，见人也不走。
大群的鹦鹉天天来要面包吃，实在喂不起了，认养了一只脚有残疾者一天喂几次。喜鹊、乌鸦、鸽子，都是天天飞来走去。彩色鹦鹉偶尔成群飞来，煞是好看。只有黄颊的黑色大鹦鹉很少到松树上落脚，只是“阿依呀阿依呀”地成群飞过。难得其中有一对停下来一次，总要掏了望远镜细看。至于澳大利亚的国鸟库喀巴拉，每日早晚会站到电线杆上，一站三五只，然后，一、二、三，好似发了个口令，同时一下子发出“咕咕咕咯咯咯哇哈哈哈”的大笑来，伴似远去林中的白鹦鹉——喀喀杜们的“嘎!嘎!”，形成黄昏交响乐。
如此周而复始，到了白天，便又是喜鹊们的互相问候：“How are you？”“好朋友好朋友!”(上海话)“好哇好哇!”以及鸽子飞起时金属般的响动：“呛啷啷啷——”白鹦鹉们在画室边的柏树上嗑“瓜子儿”——实是乒乓球大小的柏树果。于是王兰头上的屋顶便不停地有人在敲锣打鼓：“嘣!嘣!嘣!”
家里喂着一只黑白花猫，又领养一只大白狗——学名却是“金毛寻回猎犬”。花猫渐老，偶尔却要证明一下并不老，于是叼 来一条活生生的小蛇扔在家中走廊里，或者衔来一只半死的老鼠放在饭桌上。比利，那只大狗，见人就讨好。小偷来了一定也会摇尾乞怜。所以偶尔园中来客：蓝舌蜥蜴，或者近两米长的“高安娜”——澳洲大蜥蜴，都并不把它放在眼里。到了晚上，全村都是鹿群的天下。留下遍地黑枣般的屎粒，并不脏。有时可以从窗口欣赏负鼠——泡萨姆们的杂耍：在一根电线上疾行，一不小心倒栽葱，照爬不误。
曦妮有了弟弟比利
家宅地下都是黄沙。但王兰种出了一米长的冬瓜。门口一株大昙花，一年不知开花几次，一开好几朵。半夜大开，早上已耷拉下来。王兰便摘下煮汤给女儿吃。原来的房主留下一架蓬蓬勃勃的紫藤，春夏开得欢，“落花满阶紫不扫”。园中还有一棵大树，明明是佳格兰达却就是不开花，别人家里一树紫云时它却长出绿叶，只开上几朵紫花证明自己也是佳格兰达没错。紫藤于是为它补拙。
王兰种的马蹄莲，薰衣草，都是欣欣向荣。不过种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兰。毕竟是同类嘛。
家宅地处高坡。南窗面对国家公园的山林，东窗越过对街邻居的屋顶，可以看见蓝色的海平面。时或有小如玩具的远洋货舱慢慢驶过。其实从家门出去走上十分钟，便可走到这东海岸的峭壁上，脚下是不知多少万年前升起的沙岩，又被海浪冲刷成波状。
面对的是塔斯曼海，其实就是太平洋的一部分。查对地图，可知假若视线可以贴了地球表面打弯儿，那么一直要到智利的圣地亚哥才登陆。可惜事实上借助于望远镜极目远眺，也仍是蓝色的海水。赶上运气好时，倒可以看见路过的鲸鱼喷出的水柱，以及它们快乐嘻戏时翻出来的大尾巴。
如果出了家门进国家公园不向东而往南走，十几分钟可以登上一个几十米高的山顶，那里有一个折断了的陆标。这个山顶是方圆数公里的制高点。刚搬来的头几年里，被一场百年未遇大火烧毁的山林植被尚未复原。极目四望，灌木丛林连结大海。北坡下横卧仅长两公里的邦定纳村，自家的房顶亦在其间。
门前那条马路笔直北伸，直至沙滩， 与隔了两重海湾远远的机场跑道恰成一线。无论南来还是北往的飞机，都要以邦定纳为圆心绕弯降落或远去，然而又高到听不见它们的轰鸣声。村子北临哈肯港湾，四个沙滩如同村子伸开了长臂，将港湾环抱其间。那些沙滩，便成为假日来戏水的城里人的乐园。
读者一定会奇怪我怎么忘了王婆的瓜，而离题万里夸起自己的新居来。其实这才是最要紧的事。王兰的画都在这本册子里，看得见。看不见的是种出这批瓜们的瓜地。没有地哪来的瓜？是吧？
从那个山顶上，用肉眼便可看见一只黄绿两色的小轮船不紧不慢地从北边城里驶来，在邦定纳村心脏处的码头接送旅客后，再不紧不慢地驶回去。这只一小时走一个来回的轮船，在这条四公里长的航线上已行驶了七十年。它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古董渡轮。这也是邦定纳唯一与外界联系的公交工具。
上班的人，性急的人，办事的人，当然可以驾车进城。不过先要在山林里转悠至少二十分钟。自愿选择了这个小村定居下来的居民，都对这二十分钟无怨无悔，相反，都说：“enjoy it——享受”。因为在那二十分钟里，天地间只剩下驾车人与万古不变的原始山林，迫使你重返大自然的怀抱。为了这份享受，当萨瑟伦滨海区政府提议为邦定纳居民架一座跨越哈肯港湾的大桥时，全体居民一致否决。搬来一两年后，王兰也就与所有老资格居民一样，在山林里驾车飞驰自如。
邦定纳村的居民，连同它的卫星村麦阳巴的居民，一共才两千左右。其中，据说大小艺术家，从业余爱好者一直到全国著名的，将近有一百人。我在村展上数过，参展的有六十人，而我认识的有几位并未送作品。
我们下决心定居于此，便始于这个村里最杰出的战争画家乔其·盖托斯在1996年邀请我们来作客。乔其的冒险故事，容我在《乔其家的下午茶》一文里再仔细道来。
邦定纳的奇人不止乔其一个。有一位穷困潦倒的老先生每日里搭了一条浴巾下海游泳，见人就谦恭有礼地打招呼。他是画家。他请我们去做客，那是他租的房子，他在洗衣房里作画。“我离了两次婚，房子都给了她们”他苦笑笑说。后来他死了，村里的一条小路用他的名字命名：鲍伯-布氏巷。
另一位天天下海的鲍伯，鲍伯-斯蒂尔，常来我家带比利去散步的，则是一位失业的飞行员。他飞了大半辈子，终有一天从天上栽下来，摔断了脊椎。医生断言他会瘫痪，他却重返蓝天。见到王兰坏笑地揶喻他的失手，他郑重声明失事时不是他在驾机。有一天他带来一位坐轮椅的客人， 便是那位闯祸的生死之交。
甚至今年以那张不平凡的照片风靡全球的两位四十年前伦敦青年之一，现在也定居在邦定纳，职业是土著艺术的专家与策展人。在那张照片上，两位留着1970年时兴长发的小伙子从敞蓬汽车的座位上回身冲了镜头傻乐，在他俩中间是一只巨大的大猫——一头雄狮，两只大脚掌趴在汽车的后备箱盖上。
大约，与动物有点缘分的，喜爱大自然的人，都愿意住到邦定纳来。乔其则把它视作自己的避难所与恢复元气的地方。他每日潜水。为了保护一同潜水的儿子，曾在水下拳击鲨鱼。
乔其的紧邻，是一位得过两次大奖的画家鲍勃·马钦，长得活脱一位圣诞老人。他前半生是装饰艺术家，现在的风格是稚拙派倾向的风俗画。画室里一幅不卖的巨作是他搬来此地不久遇到的那场百年不遇的山火的场景。虽有几分惊心动魄，却仍是一曲大自然的赞歌。本来，山火便是澳大利亚自然中的正常生态之一。画中大喊大叫的喀喀杜们着实教人爱怜。鲍勃的夫人英格是丹麦人，在伦敦的年月里与鲍勃共坠爱河便结成了终身伴侣。英格在自家园里建了电炉，创作的陶瓷作品，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古老传说中的古灵精怪。
王兰 幸运的坠落 (2006)丙烯画布 121 x 106.5cm 画家自藏
乔其的另外几个邻居，也都是艺术家。其中有罗伯特·威尔森，是传统的风景画家，澳大利亚自然风光的歌手。他的夫人陶莉丝是美国来的画家，姓卡明斯基，一看便知祖上来自白俄罗斯。陶莉丝的风格与罗伯特相近，但常画带人物的城市景色。
搬入新居的第一年里女儿发烧。打电话请村里医生来看。来了一个高个儿年青人，脑门高耸。他说，他也是艺术家，叫劳伦斯。怕当艺术家无以为生，才学了医。后来我们去看病，遇有要解释身体某部位的情况，劳伦斯随手勾勒出那部位的素描，张张如文艺复兴大师的手迹。劳伦斯行医，画壁画，弹琴，写诗，还是电脑行家。他来自南非。他的夫人玛丽，是新西兰来的艺术经纪人。
新居左邻强-法伦是核工程师，右舍勃列登-柯滕是民航机师，两家人都给我们予百般关照。对门邻居，女主人丽兹也是艺术家，烧陶瓷，也画画。他们请我们过去喝咖啡，介绍在座的朋友给我们，原来是邦定纳最成功的画家盖累·西特。盖累在1993年夺得阿基鲍尔奖，名声大振。盖累的女儿与我们的女儿在村里小学同班。这是他第二次婚姻的孩子。夫人尤蒂丝是匈牙利科班出身的雕塑家。盖累在欧洲遇见并爱上了她。
盖累在得奖后画价节节攀升，每次画展全部作品一抢而空。他在邦定纳村里翻造了家居与画室，并特为尤蒂丝建造了一座颇有特色的工作室。可是当工作室竣工时，尤蒂丝病倒了，是癌。随后就去世了，不到60岁。这是2007年的事，我们搬来第十年。
经政府批准，在邦定纳码头边的草地上立起了石座，上面安放了尤蒂丝的一件铜铸作品：一个少女坐着，眼望着大海。尤蒂丝生前，十年前，也即我们搬来那年便希望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雕塑。在她去世后，这个愿望实现了。邦定纳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盖累担心到处乱涂乱画的青少年会破坏这座雕像，但两年过去了，她依然安详地坐在那里，石座也整洁如新。在那旁边我遇见了尤蒂丝的女儿，我女儿的同学丽拉。丽拉说她在学习做一个艺术家。
当然，我已一下子讲到了搬来十年后的故事。再把时光拉回到1997年。搬入新居才一个月，王兰在考文垂画廊举办了一次新的个展。这次展品中有不少中国古典文学题材。考文垂先生很喜欢其中的一幅，将它印成了请柬卡片。
这批作品，以及同时进行的乡土系列(我给它们取名为Pastoral——牧歌)，是她经历了房子系列之后，真正进入到色彩探险的旅程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出乎意料的色彩组合。这两种题材，她在用符号笔画在卡纸上时只能面对造型与平涂色块组合两个问题，而现在使用丙烯时，这种自我设限已然被突破。
与1980年代她最早一批丙烯画相比，十年以后的作品耐看得多了。除了色彩组合的复杂之外，运笔也疾徐有致，并且开始注意色层的美感，也即所谓表面结构。她开始尝到用小刮刀在画纸平面上堆砌颜料的快意。中国题材的人物，出现了骑马鏖战的古代将军，刘、关、张与吕布打成一团。这是她三十多年作品中罕见的阳刚场景。
不过其实与真实的血战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京剧戏园子里的表演而已。她绘制时的快乐来自那些与《牧歌》中的牛马同样憨厚的大头大鼻大耳的大将军造型以及从民间木版年画中借用并发扬光大的城墙造型和仿宋木刻汉字。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古代将军与仕女们从王兰的创作里消失了。这是她完全融入到新环境里的一个明显标志。不过我相信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又会回到这个母题上来。
2001年，邦定纳一麦阳巴的一部分艺术家自发地组合成一个取名为“Art Trail——艺术寻踪”的松散联盟。它的方式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参与的艺术家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作品并出售。王兰与我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与发展策略。将近九年来，一直有大约15至20多位艺术家参与其中。这项活动伴以有效的广告，以至每次开放日都会有几十甚至近百位来访者，大部分来自悉尼城各处，偶尔也有海外来客。其中多数是艺术爱好者。
此外，邦定纳一麦阳巴的艺术家每年有两次周末村展，一次在社区中心，一次在邦定纳小学。这已是长久的传统。我们搬来时，组织的核心人物是退休的策展人白蒂老太太。近年新生的一代接了班。展览办得正式又热闹，是全村艺术家与居民的节日。
王兰的作品无论在开放日还是村展上都很受欢迎。尤其是她表现田园生活的作品。村展每人可展四幅，她的常常都被人买去。开放日也常有人买。王兰的画幅面不大，创作过程难以重复。因此从新世纪开始，她停止了在城里画廊的展览，否则过于忙碌。
而王兰的另一个哲学是对一切“比赛”不感兴趣，更愿意在一种放松的心态中顺其自然地创作随心所欲的作品。这种主动加被动的选择，使她在事实上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自得其乐地画想画的画。
这是一种“奢侈”的生存方式，因为艺术的至高境界便是田园牧歌的生活加上随心所欲的创作活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世俗的名利心态，而王兰恰好没有这种追求。澳大利亚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家的乐园。当中国同行从北半球远望时，以为这块土地上没有如欧美那么热闹。
但一旦如我们扎下根来，方知按它二千万人口的比例，它的艺术家数量远远大于中国的。而大部分的澳大利亚艺术家，如“艺术寻踪”组织里我们的同行一样，都是在这种“自得其乐”的创作状态中。
一个画展的开幕式2012
在新世纪头十年的作品里，王兰反复地描绘人与自然的主题。人物几乎完全由一个金发女子所代表，正如鸟也没有明显的分类，成了一种“概念化”的鸟，由于常有大大的冠，几乎有一点鸡的模样。此外就是马、牛、猫、蜥蜴等等各种也是“概念化”的动物。对这批作品，我一概以“Harmony(和谐)”名之。
有几幅画比较直白地表达了她对于邦定纳生活的心满意足。那些画中，那只大鸟把花束扔下人间，而人间的房子， 明显便是我们的家居。有一幅出现了“Bombora Ave”的路牌，这便是我们那条街。
这种母题的相对固定，并不表示她的停止与重复，而是一种让她自己更把心思专注于绘画本身探索乐趣的过程的方式。她始终是一个对“怎么画”看得重于“画什么”的画家。这种过程类似于中国传统水墨画家的创作过程。水墨画家们，无论是潘天寿还是黄宾虹，是吴山明还是高行健，当他们在一张宣纸上落笔看着一个墨团向四周渗开时，才决定下一步向何处发展构图。王兰通常是在基底(厚纸， 纤维板，或者画布)上用丙稀色与底料画上完全抽象任意的底子，再在上面画有形象的线描，然后开始作色彩的探险——没有路线图的一种临场发挥。这种探险的结局便是一幅作品。这是她无法复制自己作品的主要原因，通常由于收藏者的要求而不得不重画某一个构图时，她也只能画得部分相似而已。
王兰在澳大利亚的头十五年里只重回过一次大型壁画的委托工作。那是为悉尼栾特维克儿童医院绘制的壁画，大约有三十平方米，用的是丙烯，时在1997年。但在2007至2008年，她有了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一位多年来支持我创作的企业家叶林生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并具有独特的马来西亚国家观。他委托我绘制一件描绘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半个世纪里的历史人物画。此事拖了十年，在2006年开始着手。鉴于题材的复杂与构图的庞大，我决定请王兰与王旭与我合作。王旭是多年的同行朋友，与我共同负责历史人物(最后增至261人)的绘制，而王兰则负责人物之外的全部背景以及一部分背景人物，占全画总面积约二分之一。
工作铺开之前，这种合作的前景颇不明朗。因为王兰与我及王旭的个人风格相去甚远，结合的途径如何，效果如何都很难预料。可说也是王兰爱说的一种“探险”。但是我非常乐观。基于这是一件壁画式的作品，画面构成必定有平面展开的因素。其中的复杂形象是超时空的拼组，因此给王兰施展的空间相当大。
尤其是，当我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国立博物馆看到那只马来王子娶亲仪式使用的神鸟模型时，想到它不仅是画面需要的一个展示马来西亚两大主要民族马来人与印度人文化象征的极佳形象(因为它源出印度教神话，后又进入了马来伊斯兰文化)，同时恰好与王兰最拿手的鸟母题相契合，成为壁画占尽先机的龙头，而相应的华人舞狮压轴成全画凤尾。
所以王兰的发挥，已达她平时风格的极致。但令我出乎意外的是，她有四处补白，竟—反她通常的“变三度空间现实为二度空间画面”而创造了四个纵深透视点。形象地说，在我起稿时是横向铺排人物，未及其余。最终画面的格局是几乎没有纵深或只有很浅透视缩减的人物组合。
如果由我来补白背景，绝无胆量去破局。恰在期间我有一个月回中国配合拍纪录片。王兰在这一个月的空档里施展法术，将画面彻底改观，而且是突破了原有的格局。她的补白在内容上说，创造了浓厚的马来西亚地方特色：古色古香的街道，房屋与店面，对应现代化了的高速公路与单轨列车等等，而一箭双雕之处在于四个透视纵深使得画面突然发生了质变，大大加强了我希冀的超现实感。
更可能也出乎她自己的意料，在全画正中宣布大马成立的东姑与分立新加坡的李光耀之间，她是用了一栋古老华人房屋的长廊创造了一个尖锐的“时光隧道”，于是立即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共同历史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简直似乎是我的一个神来构思，殊不料是王兰的无心插柳。我在其上用一个印度神庙的穹窿造型加上一组马来女学生的造型彻底完成了由王兰开始的这一处隐喻。
王兰的平面处理手法便使她的透视纵深完美地统一到壁画整体中来。我想比较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两度半空间”。
创作《默德卡》
我认为这件名为《默德卡(独立)》的壁画是我们三位作者合作成功的标志性作品，也是王兰个人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这件作品接近完成之际，我们一家三口在2008年的头两个月有过一次欧洲之旅，并经旧金山返澳。同年9月，王旭、王兰和我又有了一次反向的全球之旅，先到美国西、东两岸及加拿大大湖区，再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两次环球行，王兰与我共看了四十多个博物馆，大部分都是顶级的美术馆。对王兰而言，这一年是她生平第一次旅行欧美的大开眼界之年，也是她得以与她向往多年的大师如保尔·克利，马克·夏加尔，巴勃罗·毕卡索以及许许多多她喜爱的画家们通过原作神交的一年。
值得一提的轶事是，行前请我们的女儿曦妮自选一个地方，满足她的愿望。学法语的她上网发现一个叫圣保尔·德·旺斯的小山村，是在尼斯附近。网上介绍是一个俯瞰地中海，有城堡、石板小路与古色古香房屋的古老山村。因为是女儿选中的，查好了途径，排好行程，便没有去深究。只当是一路博物馆看下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散散心。
一路历经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再坐一夜火车清晨抵达尼斯，找好旅馆便直奔汽车站。庆幸只需一欧元便可坐一小时巴士直达圣保尔·德·旺斯。
在那个小山村我们完全迷醉于古老的街景，它本身便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超过沿街无数商业画廊的吸引力。以致我们几乎没有认真地进入任何一家画廊与店主们聊一聊。更没有深究为何有这么多画廊，一天很快地过去了。
我们三度穿过整个村子，到了它的尽头，被远处的山海直至阿尔卑斯雪山所吸引。而尽头是一个墓地。我没有进去。王兰则跨进了大门，在那儿感到一种神奇的肃穆，收住脚步，站立了一会便退出了。
天黑才下山。回到旅馆，女儿细看带回来的资料，忽然告诉母亲：“妈妈，夏加尔就埋在那儿。”女儿没想到王兰和我如听了一个响雷，立即跳了起来。
没有可能再回去了。明早必须出发去巴塞隆纳。我非常后悔，作为“导游”，我是大大失责了。也难怪。夏加尔的中文资料，我只有他一本自传，写到二战为止。王兰这个夏加尔迷，只迷在他的作品上，却从来不去深究其生平行踪。我们居然都不知道他一生中最后十九年是定居在圣保尔·德·旺斯而且就埋在那墓地里。而马克·夏加尔对于王兰，几乎是她神交最深的大师之一。
于是我对王兰总结说：“第一，夏加尔一定感应到了你对他的崇拜，所以通过授意你的女儿来把你引到他的故居之地，他的身边；第二，夏加尔一定不满意你只对他作品感兴趣而不对他本人的生涯做综合研究，所以惩罚你，让你差不多已经到了他的墓前而不告诉你他就躺在你的眼前，而且还要事后再让你女儿告诉你真相好让你尝尝后悔药的滋味。”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那时曦妮刚刚中学毕业，随我们欧游中途才从网上查到她考取了悉尼的美术学院。而直至那时，她对艺术和美术史差不多还没有入门。
我向王兰和女儿保证说，我们将来还要来法国，还要到尼斯，还要到圣保尔·德·旺斯来。
我们也还有很多旅行的空白。我们准备下一次要去英国，北欧与东欧。尤其是，瑞士的保尔·克利博物馆尚未去看。而保尔·克利是王兰列在首位的崇拜者。
好了。我的啰嗦就此打住。希望我已经大致说清了，王兰的世界里包括了什么——在她创造的世界里，在她身处的世界里。(本文原刊于三联书店《自说自画》 一书)
作者简介：
沈嘉蔚，1948年生于上海。1970年支边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创作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成为文革标志性美术作品，二度应邀展出于纽约。五度获全国美展奖。迄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十八件作品。
1989年1月抵澳大利亚。跻身于国际上最重要的肖像画家行列。澳大利亚国家肖像馆和联邦国会大厦收藏陈列他八件作品，包括丹麦太子妃，澳州总理和澳洲总督的肖像。他的罗马教皇方济各的肖像陈列于梵蒂冈。
他的历史画新作开辟出独特的史论风格。于1995年荣获玛丽·麦格洛普艺术大奖，由来访澳洲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授予金质纪念章。2006年荣获澳洲最重要的主题画大奖舍尔曼爵士奖。2016年荣获格里波利艺术奖。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302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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