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 | 赵蘅：书房里藏着整个家族的档案
2023/3/29 7:00:00 六根
书房里藏着整个家族的档案
口述 | 赵蘅 撰文 | 绿茶
赵蘅老师和我是温州老乡，虽然她不出生在温州，但她父亲赵瑞蕻先生却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每次见面，赵蘅老师总以“温州小老乡”相称。我和赵蘅、肖复兴、罗雪村、孟晓云、冯秋子六人联合做了一个画画的公号“一群文画人”，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办了一次展览，这些年，从他们几位身上学到很多画画的技艺和理念。
赵蘅老师从小习画，长大后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从事美术工作。农影小区赵蘅老师家，整洁而温馨，从进门开始，柜子、书架、桌子、电视柜，上面都整齐码放着不同类型的书籍。她说从小喜欢整洁，哪怕是下放劳动时，自己床铺上那一点空间，都要整理的有序、舒适。
赵蘅自画像
书架和柜子里，是精心整理的家族档案和书籍，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主题，大量的书信和日记，透露着时代的气息以及人情的温暖。爸爸赵瑞蕻的全部档案分散在家里不同区域，赵蘅小时候，爸爸在东德教书，父女间频繁通信，小姑娘跟父亲讲述小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这样的父女情深如今读来更是深情动人。
2021年，妈妈杨苡102岁，母女俩感情深厚，每天南北通话，天南地北海聊，母亲新写了文章或诗歌，也总是第一时间在电话中念给女儿听，像个文学女青年一样希望得到鼓励。赵蘅每年无数次往返北京南京，帮妈妈处理各种事，也代表爸爸妈妈参加各种文学活动。
赵蘅是家中姐弟仨中的老二，十五岁离家到北京读书，早早的开始独立生活，培养了良好的自我料理事务的能力。因为喜欢文学，于是肩负起保管和整理家族档案的重任，如今，赵蘅北京的家里，可谓是一座小型的家族档案馆，她在一点点梳理和整理这些珍贵文献。
赵蘅老师还是一名勤奋的画家，画画让她的退休生活有生机，有幸福感。现在，她需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整理家族档案，花在画画上的时间显然少了。赵蘅老师的速写工夫非常惊人，家里有无数的速写本，记录着生活和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疫情居家时期，赵蘅老师每天画每日餐食，画了厚厚一大本。
作为一名画家，作家，以及文化名家之后，赵蘅低调而平实，她爱爸爸妈妈，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着深深的敬佩，虽然自知赶不上他们的修为，但作为后辈，她也希望在自己涉足的领域能尽量做到最好。并且，通过整理他们的文献、档案，进而更全面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赵蘅和父亲赵瑞蕻
绿茶：您生在文人家庭，对您的阅读启蒙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赵蘅：大概五六岁左右，我在南师大附小开始读小学，我们家搬到陶谷新村，在一栋独立房子一层，这里很僻静，刮风下雨，窗外有那种“呼啸”的感觉，我妈妈就是在这儿翻译的《呼啸山庄》，“呼啸”的感觉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读书、涂鸦。对我们家而言，读书似乎再正常不过，就是日常生活，不读书，反而怪了, 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书，这对我的童年影响特别大。
我的童年是比较幸福的，加上爸爸在国外教书，我们家很早就有爸爸寄回来国外的书，尤其多的是童话，现在还有印象的如安徒生的《小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灰姑娘》等，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本书插图很精美。也喜欢读任溶溶翻译的《亲亲爱爱的一家人》等等。
绿茶：真是让人羡慕的童年，还能记得读了哪些书吗？
赵蘅：八岁的时候，1953年，高教部来调令，让我父母去东德卡尔·马克思大学(现为莱比锡大学)教书，我们把南京的家封了条，全家到了北京，但后来又来了新指示，不能带小孩，最后只好爸爸一个人去，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留下，我们又回南京去了。父亲在东德那些年，我们就频繁通信，我的写作就是八岁以后给爸爸写信开始的。我是三个孩子中是写信最多的，有时候爸爸只给我一个人回。就这样，一直写到十一岁。有新政策说大学教授没有家庭不合理，长期这样不行，又同意我们一家人过去，1956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东德和爸爸团聚，姐姐当时上学没去成。
我爸爸临走前几年，给我们姐弟一人一口袋，把当年那些信都留给我们了，信里记录了我从八岁到十一岁的全部生活，包括看了什么书，什么电影，画了什么画等等。
绿茶：你对父亲早期在温州时的生活了解吗？
赵蘅：我爸爸对温州家乡的热爱，我们从小就知道。但他平时话不多，也很少跟我们讲述他的家乡往事。他写过很多篇回忆家乡和老家故人的文章，我也是通过文章才感受到他对家乡爱之真切。
他生于挺大的一个家族，爷爷经营茶叶生意，在温州五马街有一大片他们家的房子。我爸爸是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二哥赵瑞雯研究古典文学，擅长诗词，三姐赵璧也爱好文学，善于写字、画花卉。
父亲小学毕业免试保送十中(后为温州中学)，初高中都在十中。他在中学里很活跃，和马骅等同学们办“野火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温州中学有很多名师，王季思、许笃仁、陈逸人、陈楚淮、夏翼天、叶云帆等先生，为父亲后来研究中外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次年又考入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又次年，七七事变爆发，休学回到老家温州，参与“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参与温州地下党工作。突然不知道什么渠道，和几个同学又跑到长沙，入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继续求学。一九三八年初，临大奉命西迁昆明，父亲经广州、香港和越南入滇，临大到昆明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父亲见到曾在温州中学任教的朱自清先生，朱先生知道父亲来自温州中学，很高兴，并对父亲的诗歌给予很多鼓励。开始，文、法两学院暂设在蒙自，父亲和爱好诗歌的同学们成立了“南湖诗社”，请朱自清、闻一多两位教授担任导师。回到昆明后，诗社更名为“高原文学社”，父亲和母亲杨静如(笔名杨苡)就是在“高原文学社”时认识的。但他俩讲述的“认识版本”不同。父亲说是在一次文艺晚会上认识了母亲，母亲则说她第一次参加“高原文学社”会议，父亲是发言人，却迟到了，因此认识了这个人。
绿茶：你们母女感情特别好，经常看您写文章讲述妈妈的故事。
赵蘅：妈妈，102岁了。这两年，媒体好像突然发现一眼金矿，来我家采访的、拍视频的，应接不暇。妈妈从不回避着“呼啸”二字是由她想出的，这是她这一生可以得意的事。我也相信，也只有妈妈才能有此气魄，她经历过战争风云、政治运动、家庭变故，有这么多的人和事，她才是呼啸而来的。
百岁的妈妈，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她不习惯说场面话，认为自己并不是名人，连职称都没有，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还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信件和旧照片。每天早晨她一觉醒来，精神特别好，东想西想，那些久远的事，久远的人，那些欲吐为快，却没精力写出来的东西，都会伴着耳机里三四十年代老歌的旋律流淌出来。
《妈妈聊天的样子》(赵蘅画于2013年)
我很荣幸地成了妈妈的文友。她爱和我讲她的创作计划，有时写出了一篇的开头，或是一首打油诗，还在电话里念给我听，问我写得怎么样，像个文学青年，渴望得到称道。
爸爸去世后，家里的那张书桌成了妈妈用的了。桌上变凌乱了，多了玩偶和孙子照片。妈妈喜欢写信，也很会写信，一写就是长信。这些年我见过她列的要回信名单，有一长串，北方的，南方的，足见她惦记的朋友很多。
妈妈隔不久就会叫我打电话问候她的老朋友。她明确说在北京她最惦记的有四个人：邵燕祥、袁鹰、姜德明、石湾。邵燕祥帮她存过旧诗稿，袁鹰在她无端挨批判时去南京看望过她，这些她都一直记得。石湾作为南京大学的学子，对我爸非常敬重，也常去看妈妈。如今，邵燕祥和石湾两位先生已经故去，让妈妈很难过。
我每年四到五趟回南京，每次都会画几张妈妈。她会客聊天、看书、看报、看电视、吃饭、泡脚、我就像一只跟屁虫，追着她画几笔。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她从不讳言死亡，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此时，赵蘅老师正在南京帮着妈妈处理捐房子事宜)她不想留任何遗产，说杨家人有捐献传统，不在乎这些。妈妈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在任何突然来临的事故甚至劫难出现时，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三姐妹都长寿(杨宪益享年94岁，杨敏如享年102岁)。
绿茶：您爸爸妈妈都是翻译大家，你对他们的译作怎么看？
赵蘅：我妈妈说她俩是志同道不合。我爸爸偏古典，妈妈比较现代。我爸爸喜欢弥尔顿，他翻译了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我以前也没读过弥尔顿的作品，后来有一次出版社要出版我爸爸翻译的《沉思颂》，这是他身前翻译的，但他自己没机会看到书出版。出版社希望我写个后记，我于是真正读了弥尔顿的作品，真好，难怪我爸爸为之着迷。
他们都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家，我家里的书，他们都是从头到尾读完，对于师辈、同代人的著作熟知，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师友们作品。我爸爸和穆旦是同班，我妈妈和许渊冲同班。西南联大外文系出了很多大翻译家，这跟他们在学校里奠定的扎实中西方文学功底分不开，两本世界名著《红与黑》和《呼啸山庄》诞生在我家，就不足为怪了。
绿茶：您写了很多关于舅舅杨宪益的文章，还出版有《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宪益舅舅百岁祭》等书，能谈谈宪益舅舅对您的影响吗？
赵蘅：不能用三言两语说清舅舅对我一生的影响，也不可能在一篇文章里写尽我心中的舅舅。我写了两本关于舅舅的书了，也难以表达一个长辈对一个孩子灵魂的荡涤。
从我记事起，从没见过舅舅和我们小孩厉声过。15岁时，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每到周末，就住在舅舅家。一次，舅舅带我们几个孩子去东郊体育馆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休场时，他发给每个孩子两片面包，中间夹着黄油。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舅母的特供食品。当时我正处在发育期，那样的喷香解饿，一辈子也忘不了!
赵蘅和舅舅杨宪益
在舅舅面前，我们做晚辈的会永远放松。他是惟一一位让我们不发怵的长辈。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缺少理想，不爱读书，这是我听过的惟一批评。近十年，我常发表东西，出了几本书，和舅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多起来。这让我感到在舅舅的眼里，我已从一个孩子升等到可以和他谈文学的阶段了。他经常督促和询问，你应该给你爸爸写本传。
在舅舅和文学前辈那里，我才知道什么是朴素的语言，朴素才是最高的语言境界。舅舅住在友谊宾馆那会儿，一天我去看他，他应邀刚写完纪念钱鍾书的文章，递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舅舅的手稿。短短几页，我惊讶他写得这样直白，一点虚词儿也没有，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夸张不吹捧。但看得出来，他十分敬重和怀念这位当年的英伦同学、后来的老朋友。
舅舅平时说话也同样简短而朴素，拒绝和接受都非常明确，又风趣又幽默，甚至小小的讽刺含在其中。有时候，你没有一定文化，不细细体味，还听不出来呢。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说一种话，真话。不趋炎附势，不说阿谀奉承的话，难怪他这一生遭遇种种不测依然坦坦荡荡呢!做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不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这是舅舅的人生信条。
宪益舅舅不仅给了我父辈的爱，还给了我导师般的恩情。我总在想：爸爸走了，还有舅舅，舅舅走了，我还有谁？那是一种和失去父亲一样的痛。
绿茶：你家书房里，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档案馆，如此多珍贵的文献，您打算如何安排？
赵蘅：我家书房虽然不大，但档案真是很多很多。早年我们在南师大，文革时期工宣队来把我家的书都没收了，推走了好几车。文革后，又取回来了，基本上没丢。但我爸爸自己毁了不少，各种老照片、书信、自己朗诵的诗歌录音带、纪念册等等，都烧掉了，他害怕。
十五岁离开南京到中央美院附中读书，我是三姐弟中比较早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我又是家中老二，姐姐和弟弟都比较受宠，形成了我从小比较自律的性格。我又比较喜欢收藏和整理东西，所以，我家现在的档案，主要是我在整理。
赵蘅书房(1)
赵蘅书房(2)
赵蘅书房 绿茶 绘
东德时期的东西，基本都在我家。南方容易发霉，于是，一箱一箱运到北京。我每次回南京，也都大包小包背回来东西。关于《红与黑》的资料就满满一书架，还有我爸爸的手稿、译稿、书信，我爸爸的资料基本都在我这里，我请了一位同事的夫人，她在家带小孩有空，帮我做整理和录入工作。我舅舅的资料也很多，他的书、书信等等，我在写舅舅的书时，收集了很多。我比较有心，看到跟我们家有关的书、信、资料、报刊等等，都会有意收集整理。
我妈妈的资料基本都在南京，但她每次都会送我一些带回北京，慢慢这些年也存留了很多。如今，她在做离世准备，很多资料该捐的捐，该分的分，房子也捐了，百年来那么多东西都要有个合理的去处才行。
书房就成了家族的档案室(1)
书房就成了家族的档案室(2)
我家书房就成了家族的档案室了，爸爸、妈妈、舅舅，还包括我自己的大量书信、日记和画作。感到压力很大，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出版也好，捐赠也好。我自己还有那么多文稿要写，还要画画。没有太具体的安排，先全部录入电脑，校对，做好基础工作。然后，每天多少做一点，慢慢梳理，再陆续整理出版。(本文写于2021年，原文刊于《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
书房主人：赵蘅
画家，作家。浙江温州人。1976起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从事动画设计工作。著有《拾回的欧洲画页》、《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和我作长夜谈的人》等。
父亲：赵瑞蕻(1915.11.28—1999.02.15)
翻译家、诗人。浙江温州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师，南京大学外文系、中文系教授。1953年至1957年曾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任访问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译有《红与黑》、《梅里美短篇小说选》、《欢乐颂》、《沉思颂》等。著有《离乱弦歌忆旧游》、《梅雨潭的新绿》。
母亲：杨苡(1919年-2023年1月27日)
翻译家。1919年生于安徽盱眙。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译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舅舅：杨宪益(1915年1月12日~2009年11月23日)
翻译家、诗人。祖籍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作英译《红楼梦》、《儒林外史》、《离骚》等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对中国古典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意义非凡。著有《零墨新笺》、《漏船载酒忆当年》、《去日苦多》、《译余偶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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