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萧乾《红毛长谈》是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2023/4/10 7:00:00 六根
萧乾《红毛长谈》是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文 | 李辉
“这是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储安平先生主编的《观察》，在1948年6月5日出版的该期刊物上，封底整版为套红广告，预告“观察丛书”第二批四种著作即将出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乡土重建》、《中国在戥盘上》、《红毛长谈》。其中，前三本书的作者为人熟知:张东荪、费孝通、何永佶，而第四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颇为怪异的名字——塔塔木林。
“塔塔木林”即萧乾先生，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和《大公报》负责撰写国际社论的委员。“塔塔木林”是他1946年在《大公报》发表《红毛长谈》专栏时使用的笔名。
储安平策划的“观察丛书”之塔塔木林的《红毛长谈》
塔塔木林《红毛长谈》
《红毛长谈》列“观察丛书”第十种。先期出版的第一批六种分别是: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潘光旦《政学罪言》、费孝通《乡土中国》、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十种“观察丛书”，堪称知识界精英的集体亮相。与其他九种不同，《红毛长谈》属于讽刺文学。
《观察》的广告如下:
塔塔木林先生两年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好几篇《红毛长谈》，曾经引起国内读者极大的讶异。他的文笔不文不白，自成一格；他的论见亦庄亦谐，另具慧眼。他深究中国政治及社会的种种流弊，并发出可怕的政治预言。他又以想像的笔调描出乌托邦的中国；他做玫瑰的好梦，他神游西南，他谈二十年后的南京，他论新旧上海的变化，令人想起十八世纪Oliver Gldsmith所著之《世界公民》。其离奇不下《西游记》，其讽刺尤胜《镜花缘》。自从《红毛长谈》发表后，有许多读者写信给他，有申斥他的，有同情他的，有赞扬他的，其中一部分他都选出作为附录，刊于本书之末。这是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民国出版界有一好传统，一套丛书的主编或出版社的负责人，通常亲笔为自己所编辑的丛书撰写广告，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等，莫不如此。“观察丛书”的图书广告，从风格和观点看，似是主编储安平本人所写。
“这是大战以后世界上最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足见储安平对《红毛长谈》评价甚高。
“巴鲁爵士”沈从文呼应“塔塔木林”萧乾
《红毛长谈》附录中，最后一篇是“巴鲁爵士”的《怀塔塔木林》。
“巴鲁爵士”即沈从文先生。为何起这个笔名?黄永玉先生告诉我，“巴鲁”是沈从文的弟弟沈荃的小名。《怀塔塔木林》的行文风格，与《红毛长谈》相仿，也是假借“红毛”口吻，以半文半白的文字，针对现实，正话反说。在“巴鲁”后面加一“爵士”，也是沈从文刻意所为，以与“塔塔木林”相呼应。
沈从文在1947年12月1日出版的《论语》杂志上，第一次以“巴鲁爵士”笔名发表《北平通信——第一》。“北平通信”是沈从文以“巴鲁爵士”发表的一组系列文章的总称，《怀塔塔木林》为其中的第二篇，副题即为“北平通信之二”。
沈从文为萧乾“塔塔木林”题写《红毛长谈》，笔名为“巴鲁爵士”
“巴鲁爵士”说，他之所以写《怀塔塔木林》，是因为第一篇《北平通信》发表后，有读者来信，多半认为他就是“塔塔木林”。故他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
误认余即忧心国事半年前于《大公报》发表《红毛长谈》之塔塔木林，盼余续写红毛长谈，且告余中国也已行宪，民主自由，可摸可触，担保定无笔祸。……张冠李戴，真是笑话!余不欲世人对塔塔木林之好印象，误移于巴鲁爵士之名分下，故大胆将余与塔塔木林之过去，略作叙述，投寄刊物发表。一经说明，诸君误会应即冰释矣。
关于与“塔塔木林”的关系，“巴鲁爵士”写道:“塔塔木林与余为表兄弟，年稍次于余。……中国古语说:同船过渡，五百年前所修。意思是今日之事，实结缘于先世，亦影响及将来。此语用于吾二人之友谊，自更增加一种保证，且影响及其他。”沈从文虽是假托“红毛”口气而写，并有意追求幽默，但行文中他对“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关系的描述，与他和萧乾两人的多年友谊相吻合。
萧乾(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辅仁大学念书时，参与编辑英文刊物《中国简报》，曾陆续采写一组现代作家的访问记，其中经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先生的引见，萧乾采访了沈从文。从此，两人成了朋友。萧乾后来进入燕京大学，并在沈从文的影响下开始小说创作，其处女作《蚕》由沈从文发表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1935年萧乾毕业时，由杨振声、沈从文推荐，接替沈从文编辑《大公报》副刊。在编辑思路与方式上，萧乾继承了沈从文的不少特点，包括经常公开答复读者来信，谈论文学写作与文学现象等问题。这些答复，结集为《废邮存底》，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联名出版的唯一著作。因此，可以说，萧乾走上文学与新闻之路，与沈从文的影响关系颇为直接，萧乾也因此一直称他为恩师。
沈从文在文中称“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是“表兄弟”，这有所依据。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结伴流亡西南，年龄上杨振声为大，严格意义上也属他们的文学前辈，但一路上他们以兄弟相称，并以年岁大小为序，杨为大哥，沈为二哥，萧为三哥。这一称呼一直延续下来。
回忆萧乾时，黄永玉高兴地提到，1946年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萧乾时，萧乾甚至要黄永玉也叫他“三哥”。黄永玉说，那不是乱了辈分?萧乾乐呵呵地说:“这有什么?我们不讲究这些。”当年沈、萧彼此关系之密切，之随意，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三月，“巴鲁爵士”发表“北平通信之四”《试谈艺术与文化》，再次说明自己与“塔塔木林”并非同一人，言语间，隐含现实政治讽刺:
适本刊编者，访知余与塔塔关系，试为执笔。固早知文笔平板，远非塔塔表兄之隽迈幽默可比。……又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决为二人，读者有心有脑，略作检讨，即可知之。至如文体相似，则目前犹为一秘密，不宜完全公开。然读者试一回想余与塔塔来处，如何同受华语训练，古籍熏淘，且合作同工已若干次，被誉被毁被诬害已若干回，则亦必哑然失笑，万一将来有一机会，二人之文同印一书时，亦将承认非复一人手笔也。?
有意思的是，《红毛长谈》出版时，《怀塔塔木林》作为附录放在书的最后。恰与“巴鲁爵士”所言，“二人之文同印一书”之中。这是沈从文与萧乾继《废邮存底》一书之后的又一次特殊合作。这是他们当年的友谊写照，更是历史的记录。
从以上引文的字里行间，时而可读出沈从文的不满与怨气。所谓“被誉被毁被诬害”实有所指。
沈从文以“巴鲁爵士”笔名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北平通信”时，已经受到来自左翼文化界的批评。沈从文在1946年冬天，先后发表《〈文学周刊〉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用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内战大发议论，随意评说。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
萧乾在此期间发表的《红毛长谈》，也持相似观点。像他们这样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民主、自由的人，在当时知识界颇有代表性，“观察丛书”的许多作者，大致可归于同类。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政治对垒中，被界定为“第三条道路”。
作为对“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潮批判的内容之一，沈从文1947年就开始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批评。更为集中而激烈的批评，在1948年展开。这一次，相互呼应的“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自然成了不能分开的批判对象。
批判沈从文与萧乾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发表于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作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这一次火药味浓厚的政治批判，对沈从文和萧乾后来的生活道路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各自的命运，均相应发生根本性改变。
另外，在后来的岁月里，两个人曾有的密切友谊，也随着时局的变化、个人生活处境的变化，起落不定，渐行渐远，直至晚年在误会、隔阂中不再见面，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关于沈从文与萧乾的晚年矛盾，已有人从不同角度予以叙述。其间是是非非，其实难以简单判断。以后另有机会，我或许会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再略作叙述。
无论如何，对于我，更看重他们在特殊年代这一次“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的呼应。这关乎友谊，也关乎历史。
新版《红毛长谈》好事多磨
1985年，我萌生将《红毛长谈》重新出版的念头，此时距《红毛长谈》在《大公报》发表整整四十年。萧乾既高兴，又迟疑，怀疑其可能性。不过，他还是写来好几页文字，很详细地回忆当年写作情况。不过，没有料到，再版《红毛长谈》，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起初，我把书名起为《萧乾杂文选》，一是因为遵照萧乾的意见，原著《红毛长谈》没有全部收录，二是新补充一批散见的讽刺性杂文，如同期所写《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1957年鸣放时期的杂文《上人回家》等。但后来萧乾来信建议，仍用《红毛长谈》书名，由此也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
萧乾与李辉
1986年年初，新编《红毛长谈》交湖北人民出版社，计划年底出版，但随后又犹豫不决，直至退稿。后来，又先后转福建海峡文艺社、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等处，均未果。最后，由台声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作为祝贺萧乾八十华诞的礼物。总算了却心愿。
新编《红毛长谈》的出版，前前后后，历时四年。四年间，围绕该书的出版，萧乾多次来信，谈编选，谈出路，谈困惑。他还为再版《红毛长谈》特地写过一篇跋，当时未能刊用。跋文如下:
本书编者李辉同志发现《红毛长谈》是我写的之后，就非要把它们编入此集不可，并在我出国之际，就把序言登在《散文世界》上，对那几篇拙文大为谬奖。然而书稿送到出版社，那里的领导却担起心思，他一愁尽管文章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万一人家硬用八十年代的尺子来量，咋办?二愁文章自然全是反笔，万一人家硬当正面来读，咋办?三愁写的是四十年代中期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万一人家硬说是影射当今，咋办?
最初，我认为这三个“万一”和三个“咋办”是杞人之忧。然而出书的总编辑首当其冲，他这些忧虑完全可以谅解，何况三十年前，天对我(也对他)又确曾塌下过?
一个办法是在书末附我一篇检讨，使劲掴上自己几个嘴巴。三十年来，这种事儿我可没少干!可是不管掴得怎样响，倘若硬要抓辫子，也照样跑不掉。为此，我失眠了几宵。一个声音劝自己:还是乖乖照出版社建议的抽掉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满七十七了，何不求个双保险!
可李辉这小伙子不干。他没戴过帽子，看样子连批也没挨过，是位不怕虎的牛犊。他不服气，说如今光天化日之下，哪能还那么“硬”来!他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一点点摸索过来的，四十年前的认识肯定不如现在。可不管怎么说，这几篇“常谈”写得尽管曲折，你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的憎恨，对当时现实的不满，总是一目了然的吧!他责备我太低估了读者的鉴别力。他哪里晓得:读者并不克人，专有克人的。
那么，我就豁出去了。
是为序。
萧乾
1986年12月15日 于北京
时间真快，如今重读《红毛长谈》，整理他为此书写来的说明、信和跋，我在回忆中缅怀他。
1998年年底，我收到了萧老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还在说要努力写作下去。“我的记忆已开始模糊，趁我全未糊涂。当然，我要挣扎尽量晚老化，只怕我干不过自然。我一定努力。再一次告诉你，我以能交上你这个朋友为幸。”
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种情感——我也为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结识萧老，并不断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而感幸运。
原以为这是萧老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未想到，在他去世三年之后，我收到了文洁若老师的来信。文老师在2002年8月16日的信中说:“萧乾给你的半封未发出、未写完的信找到了，从笔迹看，系1998年底至1999年初所写。……他承认自己胆小，最后几句反映了他在医院里的心态，很有意思。”
一次又一次拜读萧老刚刚开头的这封信，远非“感动“二字能表达我的心情:
李辉:
谢谢你的来信，你总是那么会出点子。
我不记得在给你的信中，我都写了些什么了。反正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事，你选后让我看一眼当然很好。我这人胆小，怕惹是生非，而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我惹了不少是非，并且还有离婚。自然，那时我们还不相识。总之，为了使我这胆小的人安心，给我看一眼二眼更好。
萧乾先生的信应写于1998年底或1999年年初
信刚写到此，戛然而止。在病房里，一次偶然摔倒后，萧老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信中所说“点子”，是指我当时提议将他写给我的信整理出版。他坦承自己“胆小”，而且又一次提到了写作《红毛长谈》期间的个人状况。由此可见，这本书在他的记忆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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