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
2022/8/23 21:30:00 每日意图

     每日意图洞悉人性的幽微和光亮

    

     Isaac Ilyich Levitan

     普里莫·莱维 (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191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

     他的作品曾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涉及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各个领域。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节选)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

     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

     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

     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

     特定的练习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地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糟;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糟。

     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

     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

     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

     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

    

     人们经常会在法庭上听到“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了”,有时罪犯的确故意说谎,但有时却是一种僵化自欺的谎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

     回忆者决定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而取得成功——他已经排出有害的记忆,就像人们排出排泄物或寄生虫。

     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

     希特勒的所有传记,尽管在解释这个难以归类的人的一生时颇有争议,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经脱离现实,尤其从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触事实,毒害他们的道德和记忆。但是,在地下掩蔽所里,他越来越偏执,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绝在现实之外。

     像所有的赌徒一样,他在自己周围树立着由迷信般的谎言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为他那疯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国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终迎来了失败和自杀的命运。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

     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断。他们不愿意从记忆仓库中唤醒这些痛苦的记忆。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

     出于自我保护,现实的扭曲不仅存在于记忆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有一个兄弟般的挚友,叫做阿尔贝托·D。

     我被遣返回国后,立刻感到自己有义务赶到阿尔贝托的家乡,向他的家人讲述我所了解的一切。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只要我开始讲述阿尔贝托的故事,他的妈妈就会立刻恳求我停下来:她已经知道一切了,至少所有关于阿尔贝托的事;我唠叨那些常常听到的可怕故事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她知道她的儿子,孤身一人,从大队中偷偷溜走,躲开了党卫军的射击,藏进森林,现在正安全地在俄国人那边。尽管他还没有任何消息,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信儿的,她肯定。那么现在,她请我换个话题,说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一年后,我有机会路过那个镇子。我再次拜访了阿尔贝托的家人。“事实”有了一点调整:阿尔贝托在苏联人的医院里;他很好,只是失去了记忆;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

     选自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 /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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