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医院纪事
2022/7/22 16:27:37 梁晓华的医学频道
昨天微信被“18岁”刷屏，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梗的含义是199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也就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从明天起全部成年了，大家因此通过不同方式来纪念自己的青春。
正好昨天又看到鼓楼医院院长和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给大家的新年贺词，感慨万千，思绪不禁回到30年前在鼓楼学习的两年，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也是临床基本技能突飞猛进的时期，鼓楼2年的学习特别是临床的培养为我后来的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后来华山医院恩师的指导使我又上了一个台阶。俗话说，喝水不忘挖井人。父母养育之恩，良师培育之恩，贵人提携之恩，这几样恩情是永不能忘的。
多年来在临床工作中一直跟我的学生和同事们简略提到我在鼓楼见习实习时的经历，也一直想写一篇回忆的文章，但因各种原因均没有落笔，今日乘此全民刷“18”的机会，也来蹭一下热度，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落笔时起题目，为“纪事”还是“记事”思量了一番。查了一下，“纪事”的“纪”通“记”，但又有一些区别，“纪事”一般用于报道重大事件或记录名人，“记事”一般指记录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情。鼓楼历史积淀深厚，名师大家人才辈出，我虽为一小卒，但记录发生在鼓楼的事情，还是用“纪事”为好。
鼓楼医院全称“南京鼓楼医院”，又称“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鼓楼医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多年前。1886年初，加拿大籍医师威廉姆·爱德华·麦克林(W. E. Macklin)受基督会派遣到南京传教，取中文名马林。1887年，马林得到美籍传教士基督书院院长F. E. Meigs的帮助，获得国人景维行捐50余亩地，并和善士庄效贤等慷慨捐助款项建造医院，于1890年开始兴建一座砖木结构四层楼房，1892年底落成，命名为基督医院，由马林出任首任院长。
鼓楼医院前身基督医院大楼
1914年元旦，金陵大学医科董事部与大学理事部会商，出价27000元金洋购进基督医院，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1927年4月，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医院，更名为南京市立鼓楼医院，国民革命军军医处长陈方之执掌院务，医院承担免费救治军队伤病员任务。由于医院免费收治大量军队伤病员，办院经费政府不予解决，医院无法维持正常医疗活动，医院通过外交途径，在宋美龄干预下，1928年8月鼓楼医院归还金陵大学并复名。校董事会聘请外科主任中国专家张逢怡出任院长。1931年美籍医生谈和敦接任院长(J·Horton·Daniels)。1941年12月，日本宪兵队与日本同仁会南京诊疗班共计55人侵占医院，医院更名为同仁会南京鼓楼医院。抗战胜利后，1946年元月，谈和敦再度掌管院务。1949年4月，南京解放，医院仍由金陵大学管辖，但各教会援助停止，经费发生暂时困难，院董事会研究拟出卖医院库存物资来解决燃眉之急，但随后被市总工会制止，人民政府贷款贰亿三千万元(旧币)帮助医院渡过难关。1950年3月，谈和敦辞职返美，年底美籍人员全部离院回国。1951年6月12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接办鼓楼医院，易名为南京市人民鼓楼医院。1958年秋，鼓楼医院为南京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文革期间，医院于1967年1月更名为南京市反帝医院。1972年初恢复院名为南京市鼓楼医院，1987年5月鼓楼医院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2014年5月19日，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和江苏省卫生厅批准，医院正式更名为南京鼓楼医院。
好复杂的一段历史哦。随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束，医院的经营也随之发生动荡，生存还是发展，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文革”期间，医院有174名职工下放至江苏北部农村，另有18名医护人员被调出支援三线建设。医院一共有400多名职工，一下就走了近200人。虽然‘文革’结束后，很多专家回到了医院，但‘文革’前的主力专家大多到了退休年龄，已经无法继续为医院培养学科接班人了。在医院亟待恢复的时期，不仅遭遇了学科中坚力量的缺乏，也面临着青年人才短缺的巨大挑战。虽然有工农兵大学生和恢复高考后医学生的补充，但鼓楼医院并不是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劣势，终在此时被逐渐放大。在网上查到一段话，是几年前胡娅莉副院长接受采访时说的，胡娅莉引用了当年心脏科老主任的一句话，形容鼓医人的无力回天之感，“看到学科衰退，就好像用刀子在自己身上割，痛到说不出话，但也没有办法。看着别人的学科起来了，我们能怎么办呢？”纵观国内有一点历史的医院，基本都经历过类似的历史磨难。但有一点，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坚守人道主义精神，守护生命的优良传统或者说是镌刻于内心的职业道德却是代代相传，毫不褪色，相反在新的时代又赋予了新的内涵(不要拿少数反例来反驳我哦!要看主流呐。)。
记得1982年刚刚到南医，校领导给我们介绍学校概况时，提到鼓楼医院，把鼓楼医院夸了一通，说是跟一附院“工人医院”(现在改名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水平差不多的，当时南医只有两所直属附属医院，一是工人医院，一是位于下关的二附院(当时刚刚转隶南医，许多方面还有待建设发展)，因此校领导计划把当时还是南医教学医院的鼓楼医院变为附属医院，这一规划最终梦碎于1987年。等到我们快毕业时，南京大学突然宣布建立医学院，把鼓楼医院纳入附属医院。从此，鼓楼医院与南医的婚姻再无希望，尽管目前还是南医的教学医院。后来南医也差点被综合大学合并，但终未成功，这是后话。但南医人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逆境中艰难前行，学科排名和综合实力明显上升，在医学专科院校排名中名列前茅，即使在与综合性大学的医科一起排名时，也已处于上游之列。南医3年，鼓楼2年，青春年少，美好时光，铭记在心。
鼓楼医院从建院初始，就有不少名人。
1937年南京沦陷后，威尔逊医生(Robert O. Wilson)是当时鼓楼医院留守人员20多人(两位美国医生，一位中国医生，两位外国护士，几位中国护理人员以及部分教会人士)中的唯一一位外科医生，没日没夜地工作，拯救了许多难民、伤兵和妇女儿童的生命。后来他还自费赴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
威尔逊医生
鼓楼历史上的名人只能通过历史考证去认识了，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也已比较遥远了，有些名师已经作古，更多名师已是耄耋之年。欣慰的是，很多老师都是高寿，95岁以上的都不少，他们可是经历过各种苦难的人，包括肉体和精神上的，而且长期工作在紧张的临床第一线，但是岁月最终还是没有亏待他们。
我们这一届南医医学系招了7个班，儿科刚刚恢复招生，只有一个班，就跟医学系编在一起管理，每个班大概30个人。到了3年级结束，开始临床教学时，学校以我们4班和7班为基础，重新组合，分到鼓楼医院，吃住上课见习全部在鼓楼医院。因此，我们最早见识到老师们的风采是在鼓楼医院的教室里。当时许多老主任们都亲自给我们上课。据说，当时工人医院的主任教授们不太瞧得上鼓楼医院的教学水平，认为他们只会看看病开开刀，我们年少不更事，也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现在想来也许是门户之见吧，当事人有些已作古，有些健在的也已高龄，即使看到我的文字，也应该是一笑了之吧。
讲课讲得好的第一要数马德赞主任，他给我们讲心电图的识别，完全抛开书本，根据他自己总结的一套理论，从心脏电生理的角度，讲解心电图各种波形形成的原理，当时对艰难的各种心电图图形诊断似乎轻易地就掌握了，可惜的是，他只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当时也记不下那么多内容，后来还是回归传统的死记硬背法。要是能在他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多多聆听他的指导，那将是多么幸运的事。
泌尿外科主任周志耀曾经担任过鼓楼医院院长，还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他对下级医生和我们实习生非常严格，当时要求早上7点半进病房给病人换药，必须在8点交班前完成，傍晚下班前还要晚查房，雷打不动。一次在早交班开始前，我们一位调皮的同学咕哝了一句“早请示，晚汇报”，这下可把老先生激怒了，声色俱厉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同学把听诊器搭在脖子上(这种姿势现在在医生中和电视剧里非常常见)，又是非常严肃地告诫我们不许这样挂听诊器，必须一端挂在脖子上，一端放在白大衣口袋里。时至今日，我还是不习惯许多医生流行的挂听诊器的姿势，继续着周老先生要求我们的姿势。
血液科周志明主任比弟弟周志耀年长2岁，但比弟弟温和多了，周主任的业务据说不错的(他没有亲自带教过我们临床)，他也给我们上过血液疾病的总论课，他的讲课很有特色，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慢条斯理，几乎一字不差地念下来。我们有位同学在课堂上看金庸的小说，被他发现了，他带着一些吴侬软语的口音一如既往地慢吞吞地说，“这些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嘛，你们怎么不好好听呢”。我们拼命屏住了没有笑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大趣事。据说不少大学也有学问很好，讲课水平与之不般配的教授。
血液科范洵楠老师当时还是主治医师，她直接分管我们血液科的临床教学和临床带教，她是非常有冲劲、勇于决断的一位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解，从理论分析到临床决策，非常详尽。后来我在临床上的教学方式其实也有一些她的影子。
外科的主治医师丁义涛(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鼓楼医院院长)那时刚刚从长海医院吴孟超那里学习回来，他跟大家说从吴教授那里学习了无血切肝技术，准备在南京开展。那时候，我们对上海和全国的医疗界情况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吴教授是何许人，不过20年后有幸跟吴老同桌喝酒了。1986年下半年，大概是九十月间，鼓楼医院也是江苏省首例无血切肝手术准备开始了。外科副主任刘仁庆主动要求做丁义涛的一助，并且对丁说，你放心做，出了事我来担。我当时在场，这句话一直记着，后来自己带教学生，做科室主任后，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只要下级医生认真负责地做事，即使有些冒风险的事情需要做，作为上级医生或领导也必须勇于承担可能的责任。那天手术时请了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手术室全程录像，我们8点多进手术室，大概是10点钟正式开始手术，我是四助，负责拉钩。手术台旁一共站了六个人，我是四助站在主刀丁义涛同侧，中间隔了一个二助，距离有点远，拉钩很费力，手术期间很好奇，想看看手术是怎么做的，身体一前倾，拉钩就松了，丁义涛就用手术刀剪敲一下拉钩，口中喊道“拉紧”。整台手术做了差不多八个小时才结束，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累还是其次，关键是直到手术结束我还没有见到肚子里的肝脏是啥样的。如果丁院长看到这篇文章后，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一个机会去参观一下手术现场，以弥补当年的遗憾(偷笑)。
丁义涛院长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件事。那时我们外科已经轮转结束，到内科不久，在消化科轮转时，遇到一位克隆氏病(现在叫克罗恩病)的女病人，消化道出血不止，请外科会诊，内科的意思是外科不上的话，内科没有办法止血了，需要马上手术。正好丁义涛总值班，他来会诊，问内科医生病人的一般情况生命体征好不好，内科说血压稳定。丁义涛叫我们给他拿来血压计，亲自测量血压，结果血压已经偏低了，他非常严肃地说，你们先把血压稳住了，我去做手术准备。外科医生果断又仔细的风格在这些小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当时我们可能是作为旁观者在观察这些事情，而且对于如果不这样做的后果的严重性也缺乏认识，但是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却是实打实地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烙印。
呼吸科的侯杰主任当时已经60多岁了，但还亲临第一线。她对于肺弥漫性疾病的研究已经很有名气，鼓楼医院的气管镜也是较早引进的，她对气管镜是宝贝得不得了。虽然她对我们实习生很关心，可是还是区别对待的，进修医生是可以摸镜子的，一次她在给病人做气管镜检查时，招呼我去凑近镜子去看，我刚要去摸镜子，她马上说，只许看，不许摸。可见当时的学习条件比如今差多了，那时候对于仪器设备的珍视程度远超现在。
侯杰主任
妇产科的刘梦梅主任也是在鼓楼医院留下重要印记的一位杰出大家，她不仅给我们上理论课，还进行临床带教和示教。因为在她前面一任主任是刘本立主任，所以大家称刘本立主任为大刘主任，刘梦梅主任为小刘主任，尽管当时小刘主任也已经60多岁了。她给我们的感觉是既严肃又亲切，会不会跟她的儿子与我们是同学有关系呢(瞎想了)？她的认真执着劲会不会又是跟她的一部分德国血统有关呢(八卦了)？在产科理论讲到堕胎时，她对于某些地方的激烈做法表示了愤怒。在讲到她如何将一例功能性子宫出血的年轻病人紧急转运到鼓楼医院治疗时，我们如同亲历现场的感受，体会到紧张、期盼的感觉，也体会到了救人一命的医者伟大。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用“像自来水一样流”来形容大出血。
妇产科主任胡娅莉副院长陪同91岁的刘梦梅主任参观医院新貌
三十多年前，鼓楼医院的门急诊量在南京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当时医院里的年轻医生也不太多，一线的工作很多是进修医生在支撑着场面，我们实习生也是冲锋陷阵的一股生力军。因此，一方面我们实习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一线锻炼，进行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临床操作，而且也有机会得到许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的亲自指导(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他们许多还是主治医师职称)。比如前面提到的范洵楠老师。
在妇产科实习也是印象很深的一段经历。妇产科女医生多，一个个风风火火的，当时对各个科室还没有很深的概念，只是觉得女人像男人一样的。当时指导我们实习的主要有胡娅莉老师(主治医师)、葛春晓老师(住院医师，她比我们高不了几届，待我们很好，好像小姐姐一样，尽管步履匆匆，但跟我们讲话基本是细声细语的，而且还满脸笑容)。其他还有周重宛老师等也在门诊指导过我们的实习。在妇产科的一个半月里，我们学习了接生(包括侧切，胎头吸引)、上环、取环、早孕人工流产等，这些操作现在的实习生基本是没有机会的。
心脏科的施广飞老师，印象中是启东人，因为同属启海人，口音相近，感到特别亲切，他直接指导我们心脏科病房的实习工作。
葛民泽主任是风湿科的创建者，当时只有8张病床，但是他有敏锐的眼光，能够比较早地发现学科发展的新方向，而且他对解决临床疑难病例很有一套。记得有一次他出去会诊，带着我帮他拎包，看完病人分析完毕后，他让我书写会诊记录。当时心里忐忑，我一个小小的实习医生怎么能担当如此大任呢？现在看来，这也是历练的一种方式，能有如此机会应属无上荣光。葛主任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抽烟，有次病人送给他一条牡丹香烟，他笑嘻嘻地在我们面前晃了晃，自豪地说，病人送的，可爱的样子好像一个小孩。当时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医生成就的体现。估计葛老师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才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展示。这事要是放在当下，可是好说不好听了。三十年之后，世事巨变呐。
骨科李承球主任也是管理非常严格的一位老专家，我们看了不少片子，也做了不少手术。在放射科轮转时，老师捧出了半人高的一堆X光片让我们自己对照着报告看。10多年后，一次在上海医学会的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中，对于某一病例是多发性骨髓瘤还是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鉴别诊断中陷入困境。在各家医院讨论开始前，提供病例的医院放映了病人的骨骼X线片，包括胸骨、脊柱椎体和耻骨联合等有病变的部位，我看到耻骨联合附近的骨质破坏，而且还有死骨形成，结合病史，马上断定是骨结核，就让我们的住院医师最后上去发言，很多医院都是在两可之间，我们则是一个明确的诊断。最后病理结果揭晓，果然是骨结核。这也是鼓楼医院在我们当年实习时给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虽然，经年以后，其他学科的内容忘了不少，而且也有不少新的进展，甚至改变了原来的定义和说法，但是基本的原则基本没变，所以两年的见习实习使我受用终身。反观现在的医科生，最后一年很多都没有好好实习，不少在紧张备考研究生，即使不考研究生的也难以有机会进行真正的临床锻炼。以后进入医院基本在大内或者大外轮转，其他科室的锻炼机会基本不可能再有，所以培养出来的医生也只能是“跛脚鸭”。
内分泌科的田成功老师当时管理我们见习实习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处长(当时规模小，一切从简，没有这个职务)，对我们是关怀备至。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她来敲我们宿舍的门，我们不敢开门，因为我们几个同学正在搓麻将，这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通宵搓麻将，一次已经过足瘾了。估计她也听到声音了，门开了，她也没说我们什么，只是说来跟我们告别。我们很疑惑，她要到哪里去？原来她要参加援助伊拉克的医疗队。当时我们对伊拉克也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两伊战争打了好多年，新闻联播几乎天天播报。她要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地方去，真是太危险了。估计她也是抱着特别的想法来跟我们告别的，她是把我们当作她的孩子一样对待的，她的举动令我们也很意外，又很感动，当时眼眶就湿润了，为她担心，为她祝福。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对这种危险还是不太有认识的。教书育人，视同己出，这是我们学到的又一信条
能够想到的老师们还有很多，也无法一一列举。有神经外科的周礼玢(当时是院长)，消化科的张志宏主任，孙燮主任(我们毕业那年也做了院长)，泌尿科的孙则禹，骨科的朱丽华，血液科的白荣森，倪良，呼吸科的郑培德(自己住院治疗，还半夜从病床上爬起来，指导我们放置水封瓶)，老院长吴锡琛(老先生一个人在病史图书室拿了放大镜看文献做笔记)，等等。
鼓楼医院还有一个传统，凡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人都被称作主任，而且在白大褂上体现出来，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都是两排扣子，而主治医师以下的都是单排扣，所以远远地一看就明白谁是副高职称以上的。后来到了华山医院，发现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特色，不同职称的人，白大褂是一样的，后来时兴挂胸牌了，就在胸牌上注明职称，这可是要凑近才能看清的，而且只有行政主任才被称作主任，其他高级职称的都被称作教授。不知道鼓楼医院现在是否还保留着这个传统？
有感于2017年即将过去，鼓楼医院也迈过了125周年，进入了第126个年头。祝福鼓楼医院，同样也祝福母校南京医科大学，祝福上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祝福华山医院，祝福师长们，祝福同学们。
致谢：本文图片和部分历史资料来自于鼓楼医院官网、鼓楼医院微信公众号以及网络。
声明：本文中本人亲身所历之事基本内容均为真实，部分时间因记忆问题可能稍有出入。如有打扰到各位，请海涵。总之是向鼓楼医院在内的所有老师致敬。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梁晓华的医学频道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