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病人：世界第二例已知艾滋病患者治愈！满怀期待时，我们如何看待？
2019/3/8 22:00:00新华社 大医精诚
新华社伦敦3月7日电(记者张家伟 林苗苗)近日，英国艾滋病人或被治愈的消息不断在各大社交网络、新闻网站刷屏。
当全世界都在为“治愈”两个字沸腾时，问题也随之而来：该疗法是否能够进行广泛临床试验、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患者？
科学非儿戏，在呼声和问题面前，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一成果？
谈“治愈”，为时尚早
5日，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院校的学者在英国《自然》杂志报告了他们治疗艾滋病的最新成果。
图片来自网页截图
据介绍，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男性患者2003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2012年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同年又被查出患霍奇金淋巴瘤。2016年，该患者接受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此后持续进行了16个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当他体内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后，治疗团队和病患决定停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在停止这种治疗后的18个月里，他的病情持续缓解。
虽然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说他已经治愈还为时尚早，但这一结果已经让团队非常鼓舞。
迄今唯一被学术界公认“治愈”的艾滋病患者是“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10年前，布朗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2007年在柏林接受放射疗法和干细胞移植，后来两种疾病均消失。但此后对其他多名患者开展的类似尝试都未获成功。
2016年12月1日，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名女子手持象征艾滋病防治的“红丝带”。
被一些学者称为“伦敦病人”的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当年的“柏林病人”都接受了涉及干细胞移植的疗法。两人接受治疗的一个共同点是，干细胞捐赠者的CCR5受体出现一种罕见变异，可使人体对艾滋病病毒产生抵抗力，使它无法进入宿主细胞。
CCR5是艾滋病病毒攻击人体的一个主要切入点。研究人员认为，通过干细胞移植将免疫细胞置换为没有CCR5受体的细胞可能是停止治疗后病患体内艾滋病病毒没有回弹的原因。
为治疗癌症，两人还分别接受了放疗和化疗。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有助于消灭艾滋病病毒。但这两个病例的治疗过程也存在明显差异——“柏林病人”接受了两次移植，同时接受了全身放疗；“伦敦病人”仅接受一次移植和相对温和的化疗，没有接受放疗。研究人员认为，“伦敦病人”的经验可能更好推广。
报告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拉温德拉·格普塔教授说：“通过利用类似疗法让第二名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我们证明‘柏林病人’并非异常个例。”
团队表示，鉴于化学疗法的毒副作用，上述治疗方案并不适合用作标准的艾滋病病毒治疗手段，但它为研究人员找到能彻底清除艾滋病病毒的治疗策略带来希望。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简·迪顿教授说，CCR5向来是艾滋病治疗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这份报告显示了它的关键作用，“未来的治疗策略很可能会包括CCR5修改或者敲除，对这一案例还有必要开展进一步跟踪研究”。
该疗法并非广泛适用
当媒体纷纷围绕“治愈”二字满怀期待时，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必须谨慎对待这一成果。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HIV感染者是否被“治愈”？
图为科特迪瓦一实验工作人员手持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样品。新华社/法新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学术界很少提及“艾滋病根治”这一概念，通常提到的是“功能性治愈”，即停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后1年病毒不反弹，可以认为达到了功能性治愈。该论文作者的本意也是有望达到功能性治愈，因为此患者目前已停药1年半。
之前的“柏林病人”已基本被公认为“治愈”——在停药数年后血液里未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此后，很多科研人员也在努力复制“柏林病人”的成功案例，但均未成功。
李太生认为，此次“伦敦病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HIV感染者给予具有CCR5Δ32纯合子突变基因的骨髓移植治疗，有可能达到像“柏林病人”这种接近根治的效果。尽管《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但如果一片欢呼地认为艾滋病即将被攻克达到治愈则过于乐观。
他说，这种治疗方法开展的前提是HIV感染者合并血液病，才值得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毕竟移植的成本高、风险大，而HIV感染者通过规范的治疗，服用现有的药物就可以有效控制患者体内病毒复制，使患者基本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对HIV感染者广泛开展骨髓干细胞移植不值得推广，亦难以复制。移植的供者既要具有相应的基因缺失，同时还需要与受者的配型匹配，两个条件同时符合的可能性极低，而且具有CCR5Δ32纯合子突变基因者在我国人种中较西方更为罕见。
此外，李太生团队的既往研究表明，我国经性途径感染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主要流行的是AE重组亚型，该亚型接近半数是CXCR4嗜性的，针对CCR5Δ32(纯合子)的骨髓移植并不能清除CXCR4嗜性的HIV病毒，不会产生治疗效果。因此，对于数百万普通艾滋病感染者来说，骨髓干细胞移植只适用于非常有限的少数患者，不太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现实的治疗选择。
针对“英国病人”案例带来的轰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萨拉·菲德勒教授也认为，尽管这项新成果很有意义，但还无法推动这个领域的科研显著超越”柏林病人“的发现，“新报告中的病人所接受的疗法并不安全，也不具备可扩展性，它肯定不适合作为一种方案推荐给那些已使用逆转录病毒疗法并取得不错疗效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李太生教授简介：
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感染内科主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感染性疾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曾任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和寄生虫分会主任委员。共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被他人引用超过2500次，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成果奖。此外，还获得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代表、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材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8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90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93年至99年在法国巴黎PITIE医院学习工作，并获博士学位。1998年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是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1990年在国内读硕士学位期间建立了ELISA法测定血清G-CSF水平，该发现已获国家专利经国家批准用于临床发热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并获1996年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1999年在法国学习期间先后在《科学》、《自然医学》、《柳叶刀》等杂志上发表数篇论著。于1997年首先提出了艾滋病病人的免疫功能重建的新理论。这一科学发现为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在艾滋病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性质。
于1998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优秀留法学生，获得了1999年度法国优秀外国医师奖，是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新华社》为此发了全国通稿。
1999年回国后在协和医院创建了临床细胞免疫实验室，建立了中国正常人的T细胞免疫功能正常值。并对中国艾滋病病人的免疫改变和免疫功能重建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获得了北京协和医院2001年度科研成果一等奖。回国以来，在各会议培训班做有关艾滋病的讲学报告近百次，听讲学员上万人，为国家培训了一大批防治艾滋病的骨干力量。现负责着包括欧盟美国NIH的艾滋病CIPRA项目和国家"十五"攻关在内的多项国际国内科研课题。
1998年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是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李太生于1993年10月～1999年1月在法学习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与法国同行合作在恢复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科学》、《自然医学》、《柳叶刀》等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获得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在2003年春季北京抗击SARS的战斗中，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是协和医院抗SARS专家小组成员，并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非典”攻关小组临床科研组组长，同时是科技部、卫生部“非典”联合攻关小组专家之一。
共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其中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共40篇，被他人引用2000多次，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成果奖。此外，还获得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代表、第八届全国青年科技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材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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