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文化建设的路径
2015/3/24 11:21:31赵美娟 中国医学人文
倡导重塑生命观
人文，顾名思义是属人的。人文于医学的基点，是人的生命健康与幸福。医学与人文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天赋”内含的关系。人文，说到底，是一种生命境界，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方式，一种修养，一种高贵，一种价值追求，一种善。医学人文追求的是一种对生命、人性、对人的终极人文关怀内容和情感寄托。人文，一旦成为医学的主题，标志着深层人文关怀时代的到来。体现在，医学在价值取向上，不仅要知“能为”，也应知“应为”；不仅在乎“结果”，也应在乎达到结果的“过程”；不仅关心“利益”，也应追求“价值”；不仅重视“权利”，也要履行“责任”；不仅注重“治愈率”，也应关注医患“满意度”。这是文明所向，人性所向。倡导重塑生命观，表达的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终极人文关怀意义上的价值追求，即对人之生命的大爱、责任与敬畏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的常态流露与浸润。所谓人文文化于生命的充分必要性，所谓医学的所有进步发展，都是为我们的生命和谐而展开。
倡导这样的生命观，对我们理解自己的生命与意义，进而，理解所有的生命，具有深层的启发性。推己及人，生命，因为懂得，所以珍惜；生命，必须懂得，必须珍惜。因为，生命的脆弱、无助、无常，与生命的顽强、坚韧、无畏，相反相成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中，肉体寿命的局限与精神超越的无限，构成了人文精神的崇高悲剧性。悲剧性不是悲剧，是人类超越生死的伟大成熟与智慧使然。活着的意义正是这样的人文境界才使人的生命获得了意义!而医学扮演的正是这其中的天赐的神圣使命!
对于生命观，即对待生命所持的观念和态度，虽然东西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走向和诉求，但是，都体现了对人之生命态度的一种伸张，进而，使东西方医学也呈现完全不同的学理路径和格局。比如，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一中西哲学的鼻祖，他们都重视人生哲学，但是，孔子、孟子走向了道德论，表现为伦理道德在“人性理想”诉求中居于最高地位，而苏格拉底、柏拉图走向了本体论，表现为探究外部世界真理知识本身。相应地，中医与西医，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对生命的解读和态度来。医学的这一生命文化性质，随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吸收，融合看似很多，但是，融合不是溶解。医学中怎样看待诸如：衰老、缺钙、骨质疏松、白发、肥胖、更年期综合症等，它们是不是“病”？其背后是否反映着生命观问题？其实，上述这些所谓症状，只不过是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的必经阶段，而一旦命名为“病”，顺理成章地就要“治疗”!但是，这样的治疗，是否违背了生命内在的自然规律性？而且，常因为“治疗”又导致新的健康问题，甚至，危及生命。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
现实生活说明，医学人文文化建设应在全社会倡导重塑生命观，先解决我们对自己生命的理解与态度问题，这是其它医学人文文化建设的根本。
倡导重塑科学观(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研究观)
倡导重塑科学观对医学人文文化建设具有巨大意义和意味。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若问“什么是眼泪？”科学的解释，就是“盐加水”。但是，从人文的视野看，“眼泪”所包含的东西岂止如此简单？!“科学”与“人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其一，也就无所谓其二，二者各有属于自己的视野、特点、性质、意义与价值。没有真正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进步。同样，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情怀，也无法真正实现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真正守护，缺乏科学理性的人文建设本身，是值得怀疑的、虚无的人文空谈，也是人之为人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
关于科学理性精神，用吴国盛教授的概括，科学的理性原则是内在性原则和自主性原则。这种内在性与自主性，是不同于满足功利实用目的的、纯粹的探究旨趣使然，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说的“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里，将“知性”视同人的“本性”而成为生命生活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说，“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可见，科学的理性精神包含的“内在性”与“自主性”昭然若揭了!这样的科学精神，显然是与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所谓科学精神，首先意味着一种思想思维方式，一种尊重客观真理的、遵循事物内在根据的理性态度的特殊思想思维方式。我们倡导重塑医学科学观，便是强调倡导重塑一种超越某种功利的理性思想思维方式，即，科学精神，首先不是知识或技术本身，而是一种精神和态度!借用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副柯(Michel Foucault,1926-)在谈到如何理解“现代性”时的概括：不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甚至也不是一个不断在积累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坚守，其它具体的目标和效率才有可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精神接近“道”的思想。孔子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天然之自性，圣凡平等，离诸分别。率性而行者谓之道，背性而行者谓之非道。是故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何谓率性而行？无分别者，即：无我无人，无好无丑，无高无下，无是无非。分别者，分我分人，分好分丑，分高分下，分是分非，是为背性而行非道。这一理性思想极具“天人合一”的“人道自然”的宇宙生命大智慧。与此同时，对比浩瀚的道德伦理思想，如人伦之道，君臣上下，父子高低等，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在引导完成人的宇宙生命智慧的层次性，那就是，由“分别心”层次到“无分别心”层次，将凡夫与圣人作为人性层次上升的象征，人伦教化不是目的终点，只是从凡入圣的过渡而已。到这里，“道”的境界与“科学理性精神”的境界十分“神似”，生命人性的境界就是宇宙自然的科学理性境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就这样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可以说，倡导这样的医学科学观，对当下医学的整体生态建设与进步具有启发价值与意义，那就是，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远比世界是怎样的更重要。
现实的医学世界，技术发达，手段多样，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不仅要改变知识“有用性”的朴素认识，还要超越知识的“工具”性，变“使用”为“恰当使用”。倡导“责任与良知”的“人生态度”。医生在知识技术面前“用不用？”、“用什么？”“怎么用？”是有先后的，否则临床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就是空话，要充分重视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患者至上”的临床个性化诊疗服务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现实中我国临床质量有待提升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长期以来单纯知识技能型的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缺乏必要的思维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被动有余，能动独立不足。
另一方面，对待“知识技能”所持的态度是一种更宝贵的“文化”。临床工作最可怕的是机械使用技能药物等，拿来就用，人云亦云。否则，无法做到科学理性精神要求的，对事实的尊重，对证据的尊重，达到对患者的尊重。“格物致知”，首先要正心诚意，而不是自以为是，更不是强者、富者、权者的意识。医生“看病”，不是完成概念习题，而是为患者提供帮助的医疗服务。任何诊疗决策，都涉及知识技能的选择与使用问题，选择本身，便是考验医生们的上述综合因素把握与患者诉求是否吻合，是否恰当，是否适宜。常常一个医疗决策行为，包含着技术使用连带的经济性、社会性、甚至政治性、外交性等综合社会效益。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教授的研究成果揭示：学习社会科学的人要更加有智慧，他们能看出人生、人心、人性中的美好，也能了解其不足。学习社会科学，就知道了样本的概念，知道了样本不能代替总本，知道了一个细胞不能代替全人类，知道了任何事情、任何案例、任何例子、任何故事都是有偏差的。这是社会科学的境界与思维方式，这也是知识。这段话精辟揭示了对知识的态度与知识本身之间的利害关系。
因此，知识的运用如果没有人的境界、态度作前提，知识就成为教条和枷锁。如何从人的思想深处改变机械僵化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代之融入人的责任、智慧与艺术的文化精神，为每一位患者审时度势地、合理恰当用好拥有的知识技能，避免因误解、误用、乱用、过度使用造成的不幸和遗憾。现实的情况不容乐观。比如，诊疗规范化是个好制度，但好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人们习惯于将标准化、规范化、循证医学、约定俗成当成“圣经”，而忽略了现成的医学临床知识都是个别的、概率性的事实。概率性意味着：对每一位具体患者，概率依据不是充分的。那种毫无质疑地鲁莽行事，那种盲目的照搬，都是不可取的，倘若如此这般，“提供个性化服务”实为一句空话。
反思，是面对问题，也是痛苦的。但是，人类的智慧伟大就在于能不断“认识自己”!医学要讲人文，真正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否则，“人文”也会成为自娱自乐的空谈。对此，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1927.3.16-2003.3.26)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围绕“责任伦理”展开的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一起，构成言说当下“医学要讲人文”的重要方面。新的，未必是好的，好的，应是那种适宜的。适宜与否，要靠人去把握，靠人的责任心、态度、学识、经验、良知等这些科学与人文的东西共同去把握：“对医学而言，人文修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它，是万万不能的，只有真正了解生命，才能敬畏、尊重和关爱生命。”
老实说，随便一个疏忽或草率都可以改写一个人生命的存亡史。医学无论如何要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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