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医学
2019/8/8 16:00:31王德 中国医学人文
维扬(扬州古称)徐昂在《图注难经序》(西晋医书经典，后世一版再版)中有言：“惟儒道与医道相为流通者也。通乎儒不通乎医者，容有已。未有通乎医而不本乎儒者也。徒通乎医者，庸人也。兼通乎儒者，明医也。”
01儒学溯源及其历史价值
儒学起源及核心思想
众所周知，儒学的创始人为孔子，始于春秋时期。当时，诸侯群雄纷争，周室王权衰落，周朝长期维系的礼乐等级制度也随之摇摇欲坠。在孔子所处的春秋中期，经过连年战乱，各诸侯国国力空虚，不得不暂停征战，调养生息。未来的社会将何去何从，在社会剧烈变革下如何看待人性？这成为当时诸子百家积极思考和辩论的焦点。
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儒家尤其关注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孔子所提出的“仁政”，也是基于人性中的“仁”。仁，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称：“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论语》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还提出“仁义礼”：“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西汉董仲舒补充了“信”，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学五常之道。
“仁”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就是说，“仁”是为人行事的根本，如果没有内心的仁爱，即使是在古人眼里十分尊贵的礼、乐也会变成表面化的空壳，失去原本的内涵。
儒学的历史价值
在现代，孔子的这些思想看起来也许不足为奇，那是因为仁义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但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贵族阶层享有特权，古希腊思想家公开宣称“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的儒学思想家却开始对人性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很多有进步意义的观点，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比如，“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这里的“人”，并不特指某一阶层，而是指所有的人。
对人性的尊重，体现在儒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孔子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的传统，提倡“有教无类”，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化而“志于仁”。他的弟子中，有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和南宫适，有贫贱出身的冉壅(yong雍)，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还有梁父大盗颜涿聚。即使是外邦，若能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认为也应当平等相待，“不可弃也”。
儒学反映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在西方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深远的影响。不少深入了解儒学的西方思想家对孔子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无冕皇帝”、“哲学上的华盛顿”。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十分尊崇孔子，在家里挂拜孔子的画像，并借用孔子“仁政”、“民本”等观点，提出自由平等的思想，作为抨击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1988年2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开会，会后发表了一个宣言，最后的一句话写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To survive, man must go back twenty-five centuries to lear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02儒、医“仁爱”相通
中国的医学也是中华文明自远古以来精神积淀的绚丽绽放，与儒学一样，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自然万物的探究和尊重、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关爱。
中国医学的起源，也有仁爱精神的一路相随。神农尝百草，日中七十毒，这正是儒家所尊崇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在《黄帝内经》中，黄帝数次提到对于百姓疾患的担忧：心私虑之，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体现了医者对于患者发乎本心的关爱。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并非当时的儒生，之所以得到长桑君传授医术，与其待人恭敬、心怀善念不无关系。扁鹊学得医术后，行走于列国，随俗为变医治各类疑难杂症，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鞠躬尽瘁。比如，扁鹊见齐桓侯(出自《史记》，《韩非子》中称蔡桓公)，初次提醒“君之病在腠理”，再而提醒“君之病在肌肤”，三而提醒“君之病在肠胃”。虽然齐桓侯每次都不以为然，甚至讥讽“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扁鹊仍本着济世活人的医心，一次次劝说，直至“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下替、百家争鸣，士大夫阶层崛起，但是医者却沦为“技工”。从此，医生多是家传师授，为主流文人所不齿。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儒生弃文从医或兼文兼医，其儒学修养不仅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医学经典，也使他们深得“仁心”、“博爱”的要义，敦促自己时刻以解除患者的病痛为先旨，并不断钻研和发展医学。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医学大家，对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医圣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皇甫谧著有《针灸甲乙经》、孙思邈著有《千金方》等等。
03儒学对医学的影响
在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无论是否志在仕途，文人皆视儒家经典为必修之书，儒学仁人爱人的观念一代代深入人心。不少文人出于种种原因弃儒攻医，如仕途受挫、自己或亲人染病、或是原本就志在从医，他们不仅取得了斐然的医学成就，并且将行医看作是在仕途之外践行“仁”这一儒学最高境界的首要途径。西汉政治家贾谊曾坦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入仕前也曾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儒生从医使儒家思想对医学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很多医家论著中都能读到儒家思想，像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杨泉“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刘勉“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
金元四大家之中的朱丹溪，曾师从朱熹弟子学习儒学，对于程朱理学的尊“天理”、抑“人欲”和格物致知深以为然，性格也从急躁变得温和、讲道理。朱丹溪的父亲、母亲、妻子接二连三病逝令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受到恩师的点拨“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他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于是便放弃科举，专心学医。在行医期间，朱丹溪也是本着仁心对待每一位病人。有一次下大雨有病人需要紧急出诊，仆人问能不能等雨小点儿再走，朱丹溪回应说“疾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冒雨赶到病人家中，不顾全身湿透，直奔患者。
同为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自幼从父学医，虽然无志科举，却也十分推崇儒学，认为“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著有医书《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应当了解医道。儒学对医者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认为医者，仁在先，方有能。
儒、医相通相融儒医兴起
在宋朝，政府开始对医学教育和医院管理加以重视和普及，设立太医局，开启了体制化的医疗教育，使一大批儒生名正言顺地投入医生行业，医生与官员一样享有政府职务和头衔。官方的重视和医生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医儒相通相融，甚至到了“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的程度。
一大批优仕投身医学
如当时的名医朱肱、寇宗奭(shì)、刘翰就是由仕转医，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朱肱对《伤寒论》颇有研究，进行了整理和阐释，还大量补充了仲景方药；寇宗奭撰《本草衍义》，据医药实践所得，针对《嘉佑本草》、《嘉佑本草图经》之疏误进行了订正与发挥；刘翰应诏对时过300余年的唐代《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修订，编纂并重订成《开宝详定本草》。
文人习医风气浓厚
像大文豪苏轼，对医学也颇有钻研，著有《苏学士方》，并捐钱在杭州办过一家医院——安乐坊。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瘟疫流行，在妻子的支持下，变卖了陪嫁首饰，加上积蓄共筹黄金50两又号召有钱人募捐，筹得“基金”两千缗(也就是两千贯，一贯约一两白银)，在杭州众安桥旁边办起了一所“安乐坊”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极大关注。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崇宁初年，安乐坊也改名安济坊，遂为官办。总体上讲，苏东坡在杭州两年，收纳贫穷病人，施舍粥、药，共治好1000多名贫困病人。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兼修医术，经常下乡采药治病：“举手扣柴扉，病叟喜出迎，以我语蝉联，未寒畴昔盟，解囊付之药，与尔共长生”。在他的诗作中，就记载过让患者吟诗治病的情形：“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辈，吾诗读罢自醒然”。
辛弃疾在《定风波·静夜思》中提到了二十多味中药，也是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镂织流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
在宋之后，儒医蔚然成风，据《新安医藉考》统计：自宋至清近800医家中，由士、儒而习医者占70%，既使30%家传医者亦能勤学，形成崇儒习俗，以儒学加强自身修养，用儒学观点研究发展医学。明代外科学家陈实功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
用儒学的治学态度来学习和发展医学
孔子是一个很好学的人，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从十七岁起，多次问礼于老子，还拜访师襄、苌弘习乐，留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治学名言。
孔子对待学习的态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对待学习的目的：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秉承着儒学的治学精神，有志于医的儒生往往更能深明医理、学以致用，取得更高的医学成就。
西晋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四十多岁因患风痹症，开始攻读医书，发现以前的针灸著作有很多表达不清楚、产生歧义的地方。他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在自己身上亲自尝试，对人体腧穴的名称、部位以及取穴的方法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共厘定了人体的穴位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黄帝内经》增加了一倍多，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直到今天，中医针灸临床中大部分穴位的取位都仍然在参照《针灸甲乙经》中的标准进行，没有大的变动。
儒家思想对医学学术发展的影响
宋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与以往儒学侧重考文究古不同，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格物致知出自《大学》，是儒家对于读书人从修身、学习，到实现政治抱负的具体指导“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首两目。原文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因为格物致知在文中仅提过这一次，没有其它解释，所以对它的含义存在诸多争议，朱熹的观点对宋代及以后的儒学影响较大：“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意思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
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宋代及之后的儒医不仅仅满足于遵循古方，开始注重中医理论中的辩证施治，探究病理机制，各家学派竞相立说，出现了中医史上的金元之盛，以至明清，凡著书立说、留名于世的医家，十之八九皆是儒医。
儒学对医学发展消极的一面
儒学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不能够正确认识其精髓，只是形而上学地运用，往往会产生消极作用。
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对“孝”的过分解读，导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影响了古代外科手术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发展。把“礼”强调成严格的等级制度，造成上尊下卑、男尊女卑，以致于有的医生“凡奉官衙所请, 必当速去, 无得怠缓，要诚意恭敬”，以及男性医生应诊女性患者需要“就床隔帐”等，既不利于医生诊病，也不便于患者，严重违背人道主义，与孔子所提倡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也是背道而驰：如果人们实行“礼”并不是源自于内心的仁义，而是有所忌惮、有所谗媚、有所轻视，那就失去了“礼”的意义。
04儒学人文精神及其意义
医者仁心，孙思邈路遇刚刚被认为是难产的送葬队伍，根据行医经验，他判断患者并未真正死去，便紧急施救，一针救两命；而张仲景则是任官期间有感于百姓为病痛折磨，利用自己所学，打破官府戒律，在衙门坐堂行医。
淡泊名利，董奉不索诊费，代之以栽种杏树，传下“杏林春暖”的佳话；而唐介庵则是见患者贫穷，深秋还睡在竹席上，影响身体健康，便自己掏钱给患者送去草席。儒学文化的长期浸染和儒医结合形成了“悬壶济世”“医者仁心”“医乃仁术”的医学观。
珍视生命心怀仁义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黄帝内经》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唐 ?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
——元? 王好古《此事难知?序》
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
——清? 喻嘉言《医门法律》
患者无尊卑对患者一视同仁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唐?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之厚薄？
——明?龚廷贤《万病回春》
凡病家请看，当以病势缓急，为赴诊之先后。病势急者，先赴诊之； 病势缓者，后赴诊之。勿以富贵贫贱，而诊视便有先后之分。
——清 ?冯兆张《冯氏娜囊秘录》
淡泊名利
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
——唐?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视彼之疾，举切吾身，药必用真，财无过望。
——元 ?曾世荣《活幼心书》
医人乘急取财者，甚于盗贼。
——元 ?王珪《泰定养生主论》
富者我不贪其财，贫者我不厌其求。
——元 ?刘勉
不可过取重索，但当听其所酬。如病家赤贫，一毫不取，尤见其仁且廉也。
——明? 李梃《医学入门》
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
——清?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
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清 ? 费伯雄《医方论》
言行得体体谅患者尊重同行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唐?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与人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
——明? 陈实功《外科正宗》
夫医为仁道，况授受相传，原系一体同道，虽有毫末之差，彼此亦当护庇，慎勿訾毁。斯不失忠厚之心也。
——明? 龚廷贤《万病回春》
学术固思精进，言行亦当注重，方能得病人之信仰。
——清 ?张璐《张氏医通》
医患相得，其病乃治!
——《黄帝内经》
勤奋兢业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
——唐 ?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召请，急去无迟，可止示药，宜即发付。
——宋 ?张杲《医说》
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勿惮其劳。
——元 ?曾世荣《活幼心书》
凡为医者，遇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
——宋 ?《小儿卫生总微方论》
用心精进医术
(诊病)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黄帝内经》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黄帝内经》
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呜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黄帝内经》
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
——南北朝齐国 ?褚澄
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
——唐 ?孙思邈
受病有浅深，使药有重轻。度其浅深，分毫事可差；明其轻重，锱铢不可偏。浅深轻重之间，医者之精粗，病者之性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得失之间死生性命之所系，医之道 不得不为之难也。
——宋? 史堪《史载之方》
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究其流，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
——明 ?杨继洲《针炙大成》
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
——明 ?徐春圃
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行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究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
——明? 裴一中《言医?序》
夫用药如用刑，误即便隔死生。盖人命一死不可复生，故须如此详谨，用药亦然。庸下之流，孟浪乱施汤剂，逡巡便至危殆，如此杀人，何太容易？
——清? 年希尧《本草类方》
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
——清 ?徐大椿
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
——清 ? 吴瑭《温病条辨·序》
05
儒学的义利观和实践精神
义利观
儒学追求高尚的人格，却并不是形而上学，其精神追求往往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左传》中记载孔子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说明实行礼、义并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空喊口号，在精神追求的同时，也有其现实意义。孔子还强调“见利思义”，用合理的手段取得利益，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相比其它行业，医院更应坚守心中的“义”。医院所牵系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健康，生命不能重生，对于任何疏忽，患者没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医务人员心中有“义”，就会从患者的需要考虑，提供患者满意的专业医疗。比如台湾彰化基督教医院，从一个经费不足的小诊所起步，不仅凭借医术，也因着对患者的热心和敬业，在几十年间发展成远近闻名的综合性大医院，提供各类医疗专科服务，还根据患者需求发展了社区医学、家庭医学、各类疾病预防中心、安宁缓和医疗等，在“义”的基础上实现了“利”的收获。
实践精神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儒生足不出户，只是纸上指点江山。实际上，儒学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精神。
大家所熟知的“学而优则仕”中的“仕”，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光宗耀祖、飞黄腾达，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仁义，为社会服务。《论语》有言“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同时也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也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儒家思想中的很多观点并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史记》中就有记载舜因为“孝”而得到尧的重用；在孔子开办私学之前就已经去世的师旷就曾经向晋悼公建议过“惟仁义为本”。
然而，在那个群雄纷争、胜者为王的年代，能够把仁义看得无比重要，将其保留下来，使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的，就只有孔子了。为了推行仁义，孔子开办私学，周游列国，即使在有的国家吃了闭门羹、甚至遭遇生命危险，仍旧锲而不舍。如果没有孔子终其一生的推行，儒家思想不可能得以广泛传播，只可能是当时一个微弱的思想火花，无法在焚书坑儒这样沉重的打击下还能够世世相传。
历代士大夫，无论政治上是否成功，都有不少人秉承着儒学的实践精神，利用自己的学识、声望和财力，修桥补路、兴修水利、救济灾民、兴办义学；转而从医的儒生，正如前面所讲，也是通过济世活人来践行仁义。
结 语
孔子终其一生，都没有在那个年代实现理想中的仁义社会，但是他所倡导的思想并没有被磨灭，并且在近现代愈加得以提倡和重视。“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不谋而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的目标与儒家精神志同道合，符合人类最根本的利益和福祉。
几千年的儒、医结合确立了“悬壶济世”“医乃仁术”的医德观。中国的医者，自古就与儒家思想同系一脉，在现代也与儒家追求共肩一担，以儒家精神要求自我，是对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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