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钟：中国“抗疫精神”的人文解读
2022/8/20 14:54:06 中国医学人文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各国，就像一张统一的考卷，测试着各国及各民族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突显其重要的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从而知道什么在影响他们的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中国政府总结出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抗疫精神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本文力图从医学人文角度去加以分析和解读，透视中国政府及民众在抗疫中展示的群体“规矩和习惯”以及文化“表述系统”，更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民族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社会问题的应对模式和民族精神。
关于“生命至上”
“生命至上”是中华民族传统生命观的核心内容，这次也成为中国抗疫精神的首要信念。中国自古就有“贵生”的思想，《周易》讲“生生之谓易”，《吕 氏 春 秋》 讲“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不仅如此，中国自古还有“养生”“ 摄 生”“ 保 生”“ 尊生”“全生”等探索和总结。另外，中国老百姓还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强调保住生命的第一重要性。
中国不仅有“贵生”思想，还对产生生命的“生殖”特别重视甚至崇拜，并由此产生了从男女到刚柔、寒热、上下、天地、乾坤，最后到阴阳的求索，最终产生了对立统一、消长转化和平衡离合的阴阳学说。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的研究也认为，阴阳观念源于中国古代的生殖崇拜。从“贵生”到崇拜生殖及阴阳，再到阴阳学说；从生命到生命力，到两性生命力，再到两性生命力学说，由此推演生命，并产生生命哲学，可见“生命”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可知“生命”才是中国人思想深刻的源泉。
中华民族是最早和最庞大的农耕民族之一，以依赖土地、定居生活、家庭稳固和主食以植物为主的杂食等为重要特点。
依赖土地的中国农耕家庭，几代人甚至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地方，才有“张家沟”“李家河”“王家坝”“周家庄”“宋家村”等以姓氏命名的地方，人与人尤其是亲人之间相处时间长，情感重，相互间的情感依赖也是生命依赖，谁都舍不得谁。若问一个中国人：“如家里有残疾人、重病人或无法动弹的老人，该不该放弃？”绝大多数中国人断然回答：“不该!”
长期稳定的家庭是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即人生幸福的最后归属，所以有“家比天大”的中国态度。家，不仅有强悍男人，也有男女老少，而且还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主内”是真正的实权派，“女主内”就突出女性思维在家庭管理中的支配作用。“生命至上”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母亲对待家里的“所有小生命”强调一视同仁，因为都是母亲所生；母亲对家里所有小生命都特别珍惜，因为生育过生命的人(母亲)最珍惜生命!饮食以植物为主的杂食。
少有狩猎民族视别人为“猎物”的倾向，更无主要靠杀戮动物保证自我生存的生产方式，因而较早脱离了狩猎撕斗的中华民族不习惯“肉体冲撞”、不好争斗、不喜攻击、不好战争，更喜欢和平，面对生命更“心慈手软”，更主张不愿伤害生命尤其是弱小生命，愿照顾和保护生命。
关于“举国同心”
“举国同心”源于中国的家文化，以及其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精神和家庭责任感。中国人在战胜巨大困难时很强调团结一心，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在中国悠久的家庭文化中，占有相当地位的女性思维，重视关系理性而不是个人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建立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重要。中华民族也懂得女性——弱者的力量和力量的增强在于“抱团”，尽管相对于强悍男性，女性是弱者，但“人多力量大”，弱者也能成为力量大的强者。由于长久而稳定的家文化，家庭成为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最小单元，家庭内部无论有多少矛盾，一旦发生外来侵扰，家庭所有成员会立刻一致对外，共同维护家庭的利益和安全，并以家庭的团结即一致性展示力量。
中国的“国”之所以为国家，实际上是强调“国”就是家”，是一个最大的家，“举国同心”与“举家同心”一样，只不过是将“家”这个小集体变成“国”这个大集体。我们经常讨论和批评“家长制”，多以为专制不民主，但比较以资本和财富支撑的“金钱民主”，“家长制”没那么冷酷、自私和不负责任。中国古代最大的“家长”就是皇帝，曾经有中国皇帝不是修城堡保护自己的财富，而是修万里长城保护天下百姓的生命和财富，如秦始皇。不仅如此，从家庭、宗族和家乡的一致性想到国家的一致性，尽管国家内部有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但为了少纷争、少内耗，多团结、多一致，必须通过“书同文，行同伦”，即统一文字和统一伦理规范，去实现一个大国从躯体到灵魂的真正统一，这也是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从小家到国家，从语言文字到规矩习惯，“一致性”即“举国同心”成为民族强大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理由，延续至今，也是我们应对重大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强大力量和成功模式。
关于“舍生忘死”
从“生命至上”就知道中华民族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于是也就容易出现回避死亡或惧怕死亡的现象，所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而道家自古就炼“长生不死”的宝丹，秦始皇多次派人去蓬莱寻找长生不老的药……这些都表示中华民族是“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的确，中华民族没有死后的“天堂观”，更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并视其为眼前的“天堂”，所以 有“ 恩 则 孝 养 父 母， 义则上下相怜……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六祖坛经》)”。中国人虽回避死亡但仍对死亡有丰富想象，如“视死如归”。中国有著名的“鬼城”——重庆丰都，《韩诗外传》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其实丰都也是中国人死后传统的“归城”。
中华民族不仅回避或惧怕死亡，而且个子不高大、身材不魁梧，不凶猛，不好进攻，不好打斗，但他们为什么有时候格外勇敢、很有血性、能舍生忘死？如抗美援朝时，中国比美国武器质量水平差很多，可为什么能把敌人打退至“三八线”以南？2020 年全中国四万多医护援助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中大多是年轻女性，面对如此未知和恐怖的重大传染病，有人说去武汉有去地狱的感觉，可她们却能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有贴近生命本能的伟大信仰，即血缘崇拜。
西方信仰看教堂，中国信仰看祠堂。中华民族重血缘、拜祖先，有祖庙，有几亿人浩浩荡荡“朝拜自己神圣故乡”的春节，这种信仰历史之久，参与规模之大，环顾世界，无以伦比。中华民族视自己父母及祖先为血缘神，《增广贤文》说“堂上二老是活佛，何用灵山朝至尊”。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每个成年中国人都强调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每个中国人都明白“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全家幸福我才幸福”，这正是以家庭责任感为基础的集体主义精神、利他主义精神。中国人虽为了自己可能“怕死”，没有死亡准备，但为全家却“不怕死”，豁得出去，如中国军人、中国医护，不是为钱打仗或治病的“雇佣军”，而是保家卫国和治病救人的“子弟兵”，如果谁要欺负我的家人，或我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中国的军人和医护一定比谁都勇敢，比谁都舍生忘死。当然，他们“修身齐家”才有能力“治国平天下”，为了国家，他们“更不怕死”，自古中国人都懂如何放大自己渺小的生命，如何让自己生命的意义最大化，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写照。
中华民族舍生忘死不是为了取悦造物主，而是为了“生我的(父母)”“我生的(儿女)”和“陪我的(妻子、丈夫)”。中华民族教育儿女讲究言传身教，如记者曾问当初援鄂抗疫的医生护士，为什么在自己防护服外面写“XXX 的母亲”“XXX 的父亲”，回答是：想给儿女做个好榜样。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神圣的驱动：“心术不可得罪于祖先，言行须留好样给儿孙。”
关于“尊重科学”
关于科学有不同的定义，实际就是人类从客观世界如何获得知识。《礼记·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西方在观察客观世界的方法上各有所长，比如观察人体及生命，西方人多基于人体解剖，从表层皮肤、肌肉层层剥离，再到骨骼、血管、淋巴、脏器，再到神经、细胞、基因进行观察、记录和解释人体及生命。而中国人却不基于解剖，严格说中医没有西医的解剖，而是将人体及生命置于不同“生态”(风寒暑湿燥火)和不同“心态”(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观察，在不割裂人体、人与心灵、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状态下观察，观察“春天的孔子”“夏天的孔子”“秋天的孔子”有什么健康变化，观察“愉快的孔子”“愤怒的孔子”“悲伤的孔子”有什么健康变化。
科学重视的新发明新发现要符合既有的科学知识及定律。若不符合，应该进行严格的、可重复验证的实验；若还不符合，可以进行数学推导，但待实验验证；若还不符合，应该属庞大人群通过长期试错而存在的高概率现象，当然也待实验验证。中医药就属于后者。
我们强调“尊重科学”，一是坚定基于科学，二是不刻板拘泥科学。人类学习和掌握科技，是为了获得新知，但更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华民族在尊重科学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真理但更看效果，法国哲学家于连称此为“求用大于求真”。的确，一些人将科学实验作为科学唯一的“黄金法则”，甚至以此排他，所以他们质疑中国政府抗疫时对武汉的“封城”，中国百姓抗疫时“戴口罩”，中国医生用中草药，中国护士带患者跳广场舞……因为这些都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验证，而只是中华民族由古至今应对重大传染病的高概率成功模式及方法。类似思维方式很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得益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实验检验)，“发展是硬道理”。中华民族反感空谈、言行不一、知行不一，强调“行胜于言”“少说多做”“实干真干”。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说“我行故我在”。
医学需要理论但更需要实践、更依靠经验、更看效果。面对大量未知和不可控的生命现象及疾病，面对因素众多、个性化很强的脑科疾病、儿科疾病、肿瘤疾病、心身疾病等，面对急诊室大量不确定(诊断不清)状态下的症状和体征(如吐血、呕吐、疼痛不止等)，面对威胁庞大人群生命的突发重大传染病，我们要坚持依靠科学，但要特别清楚“求用大于求真”，探寻如何能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解决问题。
关于“命运与共”
所谓命运，指以时间为函数的人生曲线，其中有定数和变数，变数就与价值观相关。人是个体，但刚生下来的婴儿无法独居，必须有父母照顾，所以“共在先于存在”。而且不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能是群居动物，人多势众，方可安全生存。群居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互相伤害，二是要互相帮助。中华民族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家庭内部，尽管儿女有强有弱，但父母不允许孩子之间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也不允许对老人、病人、残疾人“物竞天择”，并形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识。同时，中国传统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间长感情重，多“休戚与共”“患难与共”，而且还把家庭内的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延伸至社会，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中国政府抗疫指导思想不倾向“适者生存”，却强调“一个都不能少”。更有意思的是，有朋友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精准扶贫”活动，问我“因懒致贫”的人该帮吗？我说如果我们一家人都富了，只有一个“因懒致贫”，该不该帮？朋友思考后回答“该帮!”显然，“命运与共”的主张与中华其他思想一样，都基于血缘及家文化。
“天下一家”“四海一家”显示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包容，其他文化圈多排他性和攻击性强的“一神论”，而在中国大多数中国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百姓家里，拜菩萨、关公、孔子、祖先、妈祖、门神、灶神、土地神甚至耶稣等，礼多人不怪，拜各种神，而且还“儒释道”三教合一，不狭隘，没异教徒观念。多向别人学习，用别人优点丰富和强大自己。中华民族主张“命运与共”不仅在家庭、宗族，也在社会、国家和全人类，更有意义的是在人与自然。由来已久，中国人并不把自然视为客体，而视为与人一样的主体，即人与自然本质上一样，人类并不高于自然，而只是自然的一员，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齐物论》中强调“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通过把人与万物看“齐”而认识其“同”与“共”，更明白应该“人顺天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欧洲文艺复兴后，神跌落了，人代替了神，但人容易成为神化的人，所以在其街头和博物馆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等都在展示人类男性肌肉和女性曲线的人体美。而中国的传统艺术多展示鸟语花香、小桥流水、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的自然美。中国艺术也展示人，但多将人置于自然之中，而且多是个小小的点缀，其实这才是人在自然之中本来的样子。
在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观念中，有家庭成员中的“家比天大”，有国家成员中的“举国同心”，有全人类的“天下一家”，也有人与自然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
中华民族强调“生命至上”，使我们的生命不会成为强者成功的手段，而是自己存在的目的。我们主张“举国同心”，是鼓励体现这个国家是每个成员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更以最大人群的一致性展示面对重大事件的信心和力量。中华民族“舍生忘死”是信仰使然，将自己置于长久血缘之中，心灵深处的生命驱动“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当，并唤起“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全家幸福才是幸福”的责任，最终形成为家庭、为国家的牺牲精神；中国人不仅求新知，更懂得用新知解决问题，所以有“求用大于求真”的尊重科学的态度；由古至今，中华民族知“共在先于存在”，包括家庭、家族、国家、人类，动物、植物、矿物及自然的“共在”，即命运与共。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中，儒家在促进我们反抗内在野蛮中唤醒超越个体的共同体意识，道家在促进人类道法自然中唤醒回归本真的“齐万物”意识……如今，面对如此重大的传染病，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展示了非凡的力量。尽管后面抗疫的路也许还漫长，但影响我们行为取向、心灵驱动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我们的信心。
(作者及单位：袁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医学人文》杂志2022年第8期)
《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社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国投财富广场5号楼10层
● 投稿平台：www.medhuman.cn
《中国医学人文》
国内唯一医学人文期刊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中国医学人文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