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杭州，被亚运改变的大国与大城
2024/4/1 米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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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 北京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
时年53岁的张百发，面对800多位代表，坦诚地说：
从事城市建设37年了，对这工作有一定感情，特别是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建设工程一定要完成，因此，说心里话， 我还想当一届副市长，也希望大家选我。
掌声鹊起。
这位勇于向市民敞开心扉的副市长，是钢筋学徒工出身，曾经是人民大会堂工程建设时的青年突击队队长。
1981年开始主管北京城建的他，大概此前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亚运会结下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日子，百废待兴。
张百发出任副市长的前一年，中国便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
相比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中国1973年便恢复了在亚奥理事会的席位，次年便参加了在伊朗德黑兰进行的第7届亚运会。
▲1974年9月1日，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首次露面。
1983年，改革开放进入第5个年头，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中国决定申办第11届亚运会。
当时，与北京(协办城市为秦皇岛)一起竞争的是日本广岛。
有趣的是，日本是以广岛建城400周年为卖点，递交了申请，论古都，论历史，广岛那里是3000多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的竞争对手，高下立判。次年9月，北京便以43票比22票大获全胜，取得了1990年亚运会的主办权。
拿到1990年亚运会主办权后，中国很快选定熊猫作为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美术设计师刘忠仁以大熊猫巴斯巴斯为原型，设计出了家喻户晓的“盼盼”。
自此以后，手举金牌的盼盼，便成为数代人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
紧接着的1986年6月，亚运工程指挥部成立，张百发兼任总指挥。
成立仅半年， 即征地5770亩，迁走企事业单位380家，居民1660户。
之后的短短4年，北京兴建了20个场馆，改建或修缮原有场馆13座，建成了5座立交桥，新修了5马路，整治了一百多条街道， 还有高达405米，当时亚洲最高的中央电视台发射塔。
但，总面积为130万平米的亚运会工程，虽然是北京继上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总投资却高达25亿。
25亿，对于33年前的北京，乃至全中国，都是一笔不小的钱。
要知道，1990年北京的GDP总量才不过500.8亿，地方财政收入更是只有区区70.01亿。那一年，全国财政收入也仅有2937亿元。
北京亚运会的确如后来人所说，是“举国办亚运”。
彼时，中央财政给了8.5亿，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但缺口还是很大。
没办法，张百发走马上任亚运总指挥的第二年，组委会只好开始号召民众捐款。
为此，亚组委专门成立了一个集资部，“为亚运捐款”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捐款2.7亿元。如今在奥体中心内的英东游泳馆便是由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元修建。
此后很长时间，英东游泳馆都是北京最好的游泳馆，直到2008年水立方的建成。
除了英东游泳馆，位于南三环赵公口桥外的木樨园体育馆则由全国2000万个个体户捐款修建，当时耗资2050万元。之后为纪念全国人民的亚运热情，木樨园体育馆更名为光彩体育馆，至今依旧是南城的重要体育设施。
除了资金缺口，困难还很多。
比如，工期进度。
建设施工最紧张的时期，面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询，张百发向政协委员们承诺，：
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回到指挥部，张百发又对7个副总指挥说：
我告诉你们，要跳楼你们7个人先下，我最后一个，全都给我跳下去。”
在他们的拼搏下，1990年，许多工地陆续竣工。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主会场北京工人体育场。
北京亚运会改变了张百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体育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北京城的发展轨迹。
随着奥体中心、亚运村等项目建成，亚运村区域开始了飞速发展。
那时候，四居室的大户型、200多平、24小时热水，很多都是北京百姓第一次见到。而随着汇园公寓、华侨公寓等高档住宅的建设，10多个大中型体育休闲和文化娱乐场所也相继落成。
昔日荒凉的小村庄，转眼间成了高楼林立的大都市。
与此同时，房价也开始飙升。亚运会期间，房价还不足1600元，等到亚运会后出售运动员公寓，已经卖到了1万5左右。
外国人和文艺界名人，是闻讯而来的第一批人。
前者是因为，当时外国人和港台人在北京租房很难，需要公安机关审批，拥有涉外资格的华侨村、汇源等公寓一下子成了抢手货。
而后者则是看重了亚运村身份的象征。随着“拿大哥大，开汽车，住亚运村“等顺口溜的风靡，亚运村不仅成为了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住宅区，更是房价的风向标。
刘欢是文艺界在亚运村最早的买房人之一。据媒体报道，当时他拿的是内部价，1200元。后来毛阿敏、刘晓庆等人也相继在此买房。
名人入住带来的圈子效应进一步推动了亚运村的发展。
此后，这一区域里的北辰花园就成了北京最早的富人区，而1993年就开始营造的“紫玉山庄”则几乎成了胡润富豪榜的户口本。
除此之外，这里还曾出现过外销房和因北京商品交易所而聚集起的近600方米的商务社区。
也正因为如此，亚运村也和北京CBD、金融街、中关村一期，曾多年并列为北京四大商圈。而且，是唯一属于非政策指引而自发形成的区域。
更为重要的是，在亚运项目以及附近中关村的拉动下，北京区县在发展水平和速度上出现了非常大的不平衡，由此引发了蔓延多年的：
“北重南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首都北部的一些区县如海淀、朝阳、顺义等发展迅速，城市面貌改变显著，综合实力上升很快。
相比之下 ，南部地区如宣武、崇文、丰台、大兴等，虽然也有很大发展和改观，但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实力都要相对逊色一些。
▲2003年，北京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另外，伴随亚运工程的建设，北京城市传统中的中轴线也开始向北延伸，在北四环路建成以后，北中轴段基本形成。
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将中轴线向南延伸到南五环，向北延伸到北四环以外，总长度约25里。
至此， 北京城市的中轴线基本形成传统中轴向北、向南延伸的三段式格局。
这一城市格局，延续至今。
而为筹建奥体中心，亚运村及相应配套设置，北京征用了大屯乡260公顷耕地，撤销了10个自然村。那里的农民，基本全村人集体转成市民户口，然后住进政府提供的楼房里，这些新市民的就业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大部分进入了亚运工地，成了挣工资的工人。
再往后的20多年里，这些农民又拆迁了三次，拆一次富裕一步，穷户都迁成了富户甚至是超级土豪。
可以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开始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也同样是北京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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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亚运会，是广州的一个巅峰，也是珠江新城叱咤风云的时刻。
当时，亚运会开幕式就在珠江新城南部珠江中心的海心沙岛上举行。而海心沙就在东塔、西塔和广州塔形成的三角形的中心。
但，珠江新城作为如今广州核心中的核心，却差点烂尾。
北京亚运会闭幕后第二年，翻身农民出身的时任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提出了一个大目标：
广州要向香港学习，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具体规划是，在15年里，广州要把市区面积将从1990年的187平方公里，扩展到2005年的335平方公里，最终要扩大到550平方公里。
而且，广州不仅要学习香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还要求自己的中环，自己的地铁网。
但是，和如此雄心勃勃的规划相比，政府兜里却没什么钱。
要知道，广州市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才482亿元，1993年全年才710亿元。从1988至1993年，广州在五年内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不过40.18亿元。
怎么办？
既然香港地铁建设的投资，主要靠沿线土地的联合开发，那么通过开发新城市中心就可以筹资建设地铁。
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卖地浪潮开始酝酿。
1992年，《广州新城市中心区——珠江新城规划》出台，珠江新城闪亮登场。
按照规划，广州市政府设想将这块南倚珠江、北接天河北，面积6.19平方公里的地方，建设成为“未来广州新城市中心，将统筹布局，综合商贸、金融和文化旅游、行政、外事等城市以及功能设施”。
这就是当年万众期待的21世纪广州CBD——“珠江新城”。
然而，和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CBD，从市中心发展起来不同，广州珠江新城，是在农田中造出来的。
1993年，针对珠江新城该如何规划，广州市政府组织了一场国际竞赛。境内外的三套规划设计方案中，最后选定了来自美国波士顿的规划师托马斯夫人的点子：
在保留三个自然村(冼村、猎德村、谭村)的前提下，珠江新城东区以居住为主，西区以商务办公为主，为未来打造了一片“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岭南田园式，独特的CBD。
因此，这一规划被当时的舆论冠以“小桥流水田园牧歌式的规划”。
如诗如画的规划，确实令人心驰神往。
▲上世纪90年初的珠江新城区域。
不过，现实却并不是那么如诗如画的。
这就不得不提珠江新城开发背后的财政格局。
正如前文所述，广州开发珠江新城的动机，除了要建一个新城市中心外，还有一个更为急迫的理由，就是要为地铁建设筹集资金。
有人坦言，珠江新城是地铁的“血库”。
于是，为了筹更多的钱，广州市以托马斯方案为基础编制了控制性规划，把珠江新城进行了仔细地切割，共分成了402个地块，其中，可供出让的达到了180个地块、780万平方米。
如此一来，按照当时的地价计算，珠江新城预计可获得土地出让金220亿元，扣除成本后，也还有超过100亿元的土地收益。
这一下，似乎就解决了地铁建设资金的难题。
然而，让主政者始料未及的是，接下来却是长达十年的沉寂。
1992年珠江新城规划出台之时，广州商务楼宇发展触顶，写字楼此后十年便一直处于低谷。
到2002年的10年间，珠江新城总共只卖出了99个地块，其中，建成了19宗，在建11宗，没有开发的多达69宗。不仅写字楼开发未见多大动静，绝大部分商务用地更是一直在晒太阳。
更惨淡的是，虽然出让土地合同总计达到了102亿，但政府实际收回的却不足50亿。
不仅市场冷清，门可罗雀，地产商中间甚至流传着“谁进珠江新城谁死”的断言。
十年难产，珠江新城数次引发公众，甚至广州市领导的严厉批评——紊乱的功能、过高的楼宇密度、乱糟糟的“城中村”都成为众矢之的。
1999年，就有人大代表质疑珠江新城建设：
土地开发已累计投入50个亿，除居住用地正在积极开发外，只有省商检局和省、市两个检察院迁入，商务办公区还是一片空地，建议削减办公用地改建住宅以尽快回收投资。
不得已，2003年，广州市公开发布了《珠江新城规划检讨》。
实际上，不仅是珠江新城，整个广州的城市发展都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1999年，广州被媒体评为“最说不清的城市”：
一百多个杂乱的城中村散布在写字楼、商业区中间，拥挤的交通让人麻木，恶臭的河涌遍布城区；
有悠久的历史，但不是历史文化名城；
有制造业，但名声不及近邻东莞；
有科技和人才，但比不上深圳，辐射能力更不及香港。
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世纪之交的广州，曾一度担心沦为区域二流城市。
甚至，广州不得不把目标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调整为“华南中心城市”。
之后的2000年，广州确立了“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发展方向。不过，最初几年，总体规划因为资金等因素进展缓慢。
直到2004年，申办亚运会成功，改变了这一切。
之后的近10年，广州的城市发展开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甚至不惜改变多年来发展的轨道。
据统计，广州现在确立了五大城市经济功能区和数个新城，总体规划区域超过10个，而且在老城区还计划进行 138个城中村改造和231条河涌治理。
资金上，比起北京亚运会的捉襟见肘，广州办亚运就阔绰多了，总共花掉约1226亿元。
其中，广州亚运和亚残会财政总预算安排包括运行资金约人民币73亿元，场馆建设和维护资金63亿元；城市环境整治和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090亿元。
从上面的账单不难看出，广州亚运会投入最大的是城市基建。难怪时任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说，“我们不是为办亚运而办亚运，而是抓住筹办亚运的机遇补上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
而当时中央一位领导更直接指示说：广州城市面貌到2010年要有“一大变”。
作为“历史欠账”和亚运会的重中之重，2006年，被称为广州未来财富中心的珠江新城核心区项目旋即开始建设。
之后的2007年，广州市规划局宣布，猎德村、冼村、谭村、康乐村和杨箕村五个“城中村”，开始全面改造。
这五个城中村，三个位于珠江新城。
2007年9月，猎德村正式拆迁，拉开了广州城中村改造的序幕。之后所有的广州城中村改造，都要依靠着猎德村的改造经验。
2008年，高达432米的广州西塔封顶。2009年，高达530米的“珠江新城收官之作”广州东塔开工，广州地铁5号线开通。同年9月，《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出炉。
这份国内首个由两个城市共同制定的发展规划，最大亮点在于提出，把珠江新城加上琶洲岛中央会展区和员村地区作为主体，打造为广佛都市圈的中央商务核心区。
2010年，珠江新城花城广场举办亚运会开幕式。
▲2010年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在珠江海心沙岛(海心沙亚运公园)举行
从此，珠江新城站上了广州的中心舞台。
不仅和北京国贸、上海陆家嘴齐名，也成为了广州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财富密度最高的地区，一寸土地一寸金。
2009年6月，被称为“珠江新城最后一块住宅用地”被拍出了3.45亿，创造了当时全国的“地王”。
随着楼市井喷，富力地产、高德置地、保利地产等地产商也纷纷抢滩珠江新城。
其中，富力地产更是成为珠江新城最大的“地主”,从酒店到写字楼,其在珠江新城的项目超过10个,珠江新城富力中心也成为了富力地产的新总部。
凭借珠江新城，富力也由一家偏居广州的本土房企一跃而起成为后来的“华南五虎”。而天河区，也因为珠江新城，一举超越越秀区，成为了广州第一区。
除了房企和地方政府，珠江新城也造就了另外一批暴富人群。
2010年，猎德村在历经数年的拉锯战后，终于在亚运前夕整体搬迁成功。
在复建李氏大宗祠前的广场，摇珠机将在阳光下连轴转“工作”10天，将6000多套复建房分配给7000余名村民。
有人曾算过，按照当时珠江新城的房价，平均1.5分钟即摇出1名百万富翁。
201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航拍中国》广东篇，对珠江新城的繁华赞不绝口：
这里是中国3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最密集的地区，世界500强机构超过200家，年税收超过10亿的写字楼多达15座，每天有近百万时尚白领穿梭于这片不到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正如一位羊城资深媒体所言，和北京、深圳不同，而和纽约、香港更接近，如今广州的城市格局是一个强中心结构，珠江新城在广州正如曼哈顿之于纽约一样的“统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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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北京和广州相比，杭州是中国城市的后起之秀。
2010年广州亚运会那年，杭州刚送走了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茜口中“杭州继千年苏东坡后的又一个好官”王国平。
此前十年，在其治下杭州“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市容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格局逐步打开，开始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
但交通短板依旧明显、产业结构仍偏传统，诸如阿里等新兴企业虽已创立，但还处于发展初期，尚不具备赋能城市的实力。
更为紧要的是，杭州在传统上并非强势省会。本世纪之初的十年，杭州GDP占浙江全省的比例在22%到23%之间徘徊，2010年占比较2000年还降低了0.5个百分点，在浙江全省范围内，地位还逊于当时GDP第一的宁波。
总体来说，2010年时的杭州，还是一座较为普通的二线省会城市，综合实力跟广州还相距甚远，“北上深杭”的口号也还要再等很多年才出现。
所以哪怕是最大胆、最自负的杭州人也很难想到，仅仅13年后，杭州会接过广州的接力棒，成为第三座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
但改变的力量正在生长。
广州亚运会举办的前一年，2009的11月11日，成立10周年的杭州企业阿里巴巴，把原本只是在高校等青年群体中热闹的“光棍节”，办成了一场淘宝商城的促销活动。
5200万的交易额，在现在看来并不惊人，但却开启了之后十年中国互联网电商狂飙的大幕。
20年前，马云在一场演讲中发出豪言：“西雅图今天讲，我有微软，我有波音；纽约今天说，我有IBM；我们希望有一天，杭州人说，我们有阿里巴巴。”
的确，如果没有“新经济”的快车，杭州不是今天的杭州。
数字经济是时代给杭州的一份礼物，这座城市慷慨地接纳了它。
2010年之后的10年，凭借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杭州成为中国上升速度最快、关注度最高的明星城市之一。
今天的杭州，GDP排名中国内地第九，经济总量不算特别突出，但在数字经济、上市公司、财政收入、民营经济、城市品质等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诸多指标上，拥有比肩一线城市的发展水平。
作为一个没有大型港口、缺乏政策支持、且面临上海虹吸压力的省会城市，杭州经济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
杭州的房地产市场也“可圈可点”。
杭州有中国最好的住宅产品，最好的居住环境和体验，当然，也连年实现了全国最大的卖地规模。虽然杭州对“卖地”收入的依赖和高房价的现实为人诟病，但杭州仍是这一波城市化和房地产浪潮里的赢家，这一点没人会质疑。
在此背景下，举办一场国际赛事，向外界展示这座城市的发展成果与精神风貌，是为应有之义。
杭州10年的变化，还反映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上。
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与广州亚运会类似，也选址在城市中心的水岸地带——钱塘江岸边的杭州奥体中心。
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杭州正式将发展重心从西湖转移到钱塘江，陆续将市民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奥体中心、城市阳台等最重要的公建设施，全都布局在一江两岸。
与此同时，杭州在钱塘江两岸打造了两大CBD，分别是北岸的钱江新城，以及南岸的钱江世纪城，前者承担着杭州的城市客厅与金融中心区，后者承担着杭州的科创中心区。
▲杭州钱塘江两岸
如果说2010年的杭州开始走出“西湖时代”，那么，13年后的亚运会在钱塘江畔开幕，也标志着杭州正式迈进了“钱塘江时代”。
这个跨越，离不开亚运会的超强助推。
要知道，就在2015年之前，杭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普通的长三角省会城市，和南京、苏州、宁波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个标志是，在TOP10城市中，杭州甚至是最晚通地铁的那一个。
但自从2015年开始，杭州成功申办亚运会，整个城市的基础建设按下了快速键，尤其是地铁里程狂飙突进，到2022年年底，杭州地铁里程就已达到516公里，位居全国第六，是最近五年来中国最猛的“地铁狂魔”。
在杭州亚运会的投资数字上，这一点看的更清楚。
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报告，2016-2020年，杭州市累计完成城市轨道交通、杭州西站、萧山国际机场三期、亚运场馆、亚运村等基础设施投资2248亿元。
这意味着，单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项，杭州亚运会的投入就是广州亚运会总花费的近两倍。
当然，针对亚运筹备期间的城市基建投资，有人认为这是城市既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与申不申办亚运会并无关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亚运会作为城市建设的催化剂，不仅为相关项目审批提供了便利，也加速了相关资金的支出进度。
对于这些投资，浙江统计局的报告推算说，将“对杭州市GDP的拉动量约为4141亿元，占同期GDP的7.6%；对财政收入的拉动量约为1033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8.2%；对就业人数的拉动量约为67万人，占同期就业人数的2.4%”。
毫无疑问，亚运会的举办令杭州城市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用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伟强的话来说，G20峰会之后，杭州开启了“城市国际化”的新征程。
可以说，亚运会是杭州这座城市再上层楼的加冕礼。
4
结语
1990年，张百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动情地说：
有人曾以敬佩的口吻告诉我，亚运之后，你们落下了全部设施。我说不对，我们落的是一口气——中华民族的志气!
从北京亚运会到杭州亚运会，3届亚运会，33年光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既是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成果展现，也是开启新一阶段的前奏。
那么，在第二阶段，广州亚运会，就代表着沿海外贸城市的“黄金时代”。
到2010年亚运会，广州这个“千年商都”已经在GDP总量跃居全国第三城的位置上坐了20多年。站在当时的维度，面对一众省会及津渝两大直辖市，广州依然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睥睨四方。
也是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完成这一里程碑后的第三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中国城市发展也随之进入第三阶段。
之后的10年，广州不再是最耀眼的经济明星，城镇化扩容和地产表现，在主要城市中相对平庸；制造业升级缓慢，尤其是在最重要的电子工业上，广州缺少存在感，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广州互联网的就业规模小，产业生态单薄。
到2022年底，在中国城市的排名上，广州已经先后被深圳和重庆超越，由中国经济“第三城”滑落为全国第五。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虽然今日的广州还有一线城市的框架，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亚运会后的广州，经历了失落的十多年，却是个没有太大争议的事实。
反观杭州，虽然相比于2010年，GDP总量的位次从第8下降到第9，在省会城市中从仅次于广州的第二位变得被成都、武汉超越列第四。
然而，杭州在省会城市中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当年。阿里巴巴、吉利、万向、娃哈哈、农夫山泉、海康威视……一长串杭州企业的名字，背后是这座城市的真正底气。
这十多年，中国最大限度地把握了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塑造了更高效的统一市场体系，也拿到了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的船票。
但这十多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还不够快，更严重的是，中国经济以及城市发展对基建和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始终很高，因而对于投资和举债也有极高的依赖，这导致了社会资源向房地产的过度集聚和消费疲软。
随着人口见顶和城镇化速度放缓，地产和投资这个兴奋剂不想戒也得戒了。
中国经济，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变得充满挑战。
今天，杭州亚运会开幕了。
2023年的今天，杭州一座城市的经济和财政体量，在名义上已和1990年的全国水平相当。
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早已积累下一些家底，因为有了这些家底，国家自信了，城市也自信了，站在这个节点上，我们需要思考：
曾经在过去十多二十年乃至三十年里让北京、广州以及杭州成功的这些元素，还能不能带着中国的城市，带着中国，走向下一个十年，下一个二十年？
“更宽阔的国际竞争舞台将由亚运会搭起来，此时此刻，但愿我们的工业企业、 商业企业能象体育健儿那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国货精品、先进企业、名牌产品、优秀企业家，对此，我笃信无疑”。
让我们记住早在四年前去世的平民市长张百发老人的话，始终朝气与锐气、开放与包容，平和自信地走向这个充满变数却依旧生机勃勃的世界，去回答历史给我们的提问。
很多城市眼下都遇到了困局，哪些城市有未来？哪些城市是我们可以去拼一把的？我这里有几份比较私密的资料，动动手，自己领取一下，看一看。
1、中国城市格局的现状
从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到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大城市和小城市产生的一些现象，以及未来的走势，这份内容夯实的数据，给你展现全国城市最底层的逻辑。
4、364城市人口老龄化排名
谁的人口呈现的趋势是越来越年轻，哪些城市就比较有活力，年轻才能代表未来，这份表格涵盖364城，0-65岁以及以上不同年龄段占比，到底谁应该抛弃很清楚。
3、全国产业分布情况
产业未来是城市的关键，谁拥有核心产业，谁就抓住了人才，每个城市产业是什么，都有什么？帮助你快速筛选适合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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