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那位用一生假装爱中国的校长
2022/12/14 4:17:31 陌上飒露紫

     各位朋友,欢迎点击下方卡片即可关注另一个号,深度、精彩内容在等你。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

     ——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年轻时的司徒雷登夫妇

     这种在人看来愚拙的,不计代价的,义无反顾的逆向行驶,如何能够假装?

     ▍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听起来这履历青云直上颇为风光,但其实当时的燕大,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而最要命的是没有钱。

     梅贻琦执掌清华期间至少经费是充裕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则是一文不名。

     所以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将自己比作乞丐,在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之间周旋筹款,而后骑着毛驴走遍北平为燕大寻找新校址。

     可是仅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司徒雷登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建成了如今未名湖畔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燕园。

     这所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大学,不仅有大楼,更有大师。

     源于司徒雷登打破教会学校的限制,不拘一格囊括周作人、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当时最有名的教授,并成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享誉世界的哈佛—燕京学社。

    

     当年燕京大学绝对不逊于当今北大,建校的短短的33年间,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出产了4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二战时,中国驻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据统计,至1937年,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但司徒雷登本人却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辞世之时与梅贻琦同样身无长物,两袖清风。

     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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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当时全国教会大学林立,除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有山东的齐鲁大学与燕京齐名,号称“南齐北燕”——这些都是传教士们在民国创造的教育奇迹。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人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一个凄凉的老人 ▍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销,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其他由西方传教士创立的世界名校,也同样遭受了肢解、清算的命运行列。

    

    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之时,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读到这里就觉得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时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司徒雷登临终,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偌大的燕园,却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后人只能将他的遗骨辗转归葬他的出生地——杭州。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在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

     “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1946年,在美燕京校友看望司徒雷登

     他将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中国,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然而,他的葬礼无人参与,他的名字无人纪念,他的爱被视为假装,他一生的心血——燕京大学被彻底肢解,成为时代的祭品。

     ▍一个忠实的奴仆 ▍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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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的晚年很喜欢一首诗: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

     司徒雷登杭州墓园的墓志铭上,只刻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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