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新报》停刊这4年，总编辑李克炎去哪儿了
2019/7/1 16:21:55肖本富 媒通社
媒体人转型从事的行当五花八门，有做公关的，有开客栈的，有卖烤羊肉串的，但一名媒体高管选择回乡种田，还是让人略感讶异。
图说：李克炎在巡田，阿花跟在他后面
作者丨肖本富
图片及配文 | 李克炎
来源丨丹霞路198
与李克炎见面，约在环城南路云路中心，这里距离春城路62号生活新报原址不过数百米，是他熟悉的地方。空间上的“近”，或可抵消时间上的“远”，使记忆能够清晰还原。
周边的百富琪商业广场、和平村、吴井路、春城路，等等，也都处于原新报的“辐射半径”内，他与那些早已四散的新报老同事，曾日夜穿行于这片区域，像某商界教父说的那样，工作996，幻想生活能够669。
那是一段理想主义盛行又有点忧愁黯淡的时光——仍有人愿意饿着肚子跑新闻，但报纸正以可见的速度下滑。就像是给鱼塘堵漏，李克炎以自己的方式，疲于挽救报纸的颓势。
然而那样的颓势，终究是他战胜不了的巨大“风车”。
彼时李克炎的身份是新报管委会主任，总编辑，工作在都市，写字楼里，身体发福，油光可鉴，而今他是湖北公安县长江边的“一介农夫”，以种田养虾维生，躬耕于田畴，行吟于陌上。
媒体人转型从事的行当五花八门，有做公关的，有开客栈的，有卖烤羊肉串的，但一名媒体高管选择回乡种田，还是让人略感讶异。
本月上旬，李克炎回到昆明，为在昆明某中学上学、参加高考的儿子陪考。
4年过去，城还是那座城，但城市街头已寻不到一份都市报的踪影，那个纸媒群雄逐鹿，新闻、发行与广告大战打得硝烟漫天的年代，看起来已非常遥远。
他与这座城市也没有多少瓜葛了，唯有纷繁往事潮水般袭来，滋味百般。
4年前新报的停刊，缘何演变为一场沸沸扬扬的风波？如今回头看这件事，李克炎责任几何？“风波”对他的职业和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那时愤懑而散的新报同仁，现在安身何处？
明天，江渚上虾稻米种子，在前期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将全部播种完毕。值得骄傲的是，这是老渔民亲自泡的种子，期待生根发芽。
一份报纸的停刊与一群媒体人的命运转折
李克炎现年51岁，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湖北腔，长时间从事体力活，让他减去了身上多余的赘肉，肚子“收敛”了不少。虽自称农夫，却“出淤泥而不染”，依旧一副谦谦文人的形象。
现在的李克炎特别低调，平和，淡然，亦很坦然，什么都看透什么都看淡的心态，少了一些锐气和激情，让人无法拿他与数年前集一家报社大权于一身、杀伐决断的总编辑相提并论，许是简单的生活塑就了他宁静的心境，抑或终于接受个人在潮流面前的弱小与无力。
2015年，亦即生活新报停刊那一年，市场化纸媒大势已去，但停刊关门潮尚未到来，许多从业人员忙着转型，一些业内大咖甚或小咖，离职时总要发表一番情怀满满的感言，引发同业者的喟叹。仿佛媒体行业光环难卸，却不得不离开了。现在倒好，大家都静悄悄的走。
李克炎媒体生涯20余年，东奔西跑，走南闯北，足涉《华西都市报》、《潇湘晨报》、《长江商报》、《东南快报》等，也算小有名气的职业报人了，但他没机会发表什么离职感言，因为生活新报是在他手上垮掉的。他的离开，一度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跑路”，有些窘迫和尴尬。
时因新报资金链断裂，持续数月拖欠员工工资，报社主管单位云南省残联和承包经营方十方控股有限公司又相互推责，报社内部矛盾不断积蓄、激化，4月，发行员先行出头维权，5月初，又发生员工将李克炎围困于办公室、逼其解决欠薪一事。
“他们困住我，不让我吃饭，我晕倒了，被送进医院，医生建议住院。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感觉到自己无法解决报社的问题，继续呆在昆明价值不大，经十方集团同意，出院后就会老家调养去了。”
“领头羊”不知去向，百十号人生计无着求告无门乱作一团。平时为他人维权的记者，这回决定为自己维权。记者保磊发微博向李克炎喊话：“李总，新报员工喊你回来发工资了。”此举引发极大的社会关注，人们想不到一家报社竟也会陷入这般境地，记者也会沦为讨薪一族。
作为回应，李克炎隔空发表了自己“对局势的几点看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像是局外人的表态。
6月下旬，事态进一步升级，数十名员工打着横幅到省残联讨薪，媒体人变成新闻事件的主角，其状可悯，其情可悲，几乎引发一个行业的哀鸣。我当时曾在朋友圈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在炎炎夏日，放水，晒甜，播种，上水，施肥，虾稻终于变得绿油油的了。
7月1日，新报正式停刊。
这张成长于新世纪纸媒繁荣时期、由社会资本操控多年、身份“扑朔迷离”的报纸，在它成为投资方负资产的时候，被果断抛弃。它有许多荣耀的时刻，也一直被侮辱被损害，在纸媒市场化的浪潮中它势弱卑微，却关乎无数人的生存、梦想和荣誉。
李克炎正好在纸媒衰退时接手了新报，最后因无力维持报社运转而成为矛盾的焦点。指摘，围困，舆论的热议，负面的评价，告病还乡，不利因素接踵而至，人生进入至暗时刻。新报成为他报业生涯的最后一站。
此后数年，纸媒迎来“寒冬”与“长夜”，报纸杂志一家接一家地停刊，乃至关门。一些曾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大报，也未能逃脱大厦倾覆的命运，一个喧嚣的纸媒时代，一个新闻“井喷”的时代，报人活得比较有尊严的时代，逐渐归于沉寂。
李克炎在新报的某些具体做法确实存在争议，伤了一些人的心，让心怀新闻理想的人感到失望，同时被认为是他的改革加速了新报的衰亡，但如今看来他确有自己的为难之处。那是他凭借一己之力所不能逆转的时代潮流，何况新报这个平台本就“体弱多病”，比别的报纸倒得更早，更迅速，更无情，更加的一地鸡毛，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都是这个潮流裹挟之下的泥沙，因此我对生活新报的个体谈不上爱憎，不会因为你表扬我，对我比较亲近，我就喜欢你，你痛恨我，在网上骂我，我就恨你。我也并不在意过去的老同事对我怎么看，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站位不一样，暂时看不清的问题，时间长了就能看清。”李克炎说，现在很多传统媒体的自救方式，与他当时在新报搞的那一套差不多，就是项目化，卖产品，“其实也是病急乱投医，不想坐以待毙的一种本能反应，也许能养活一批人，但救不了报纸。”
他理解新报员工为维权采取的行动，甚至也理解他们对自己的言语攻击，“我在代理人的位置上搞了两三年，报社没钱发工资了，他们骂我也正常，总要被骂几句。直到现在，我仍然愿意坦然面对生活新报的所有人，跟任何人一起平静的交流。”
熟悉农业的人都知道，目前的水稻，不打农药是没有产量的。江渚老农的中国梦就是，生产出不打任何农药的大米。
“野孩子”没有童话世界
新报陷入困境，李克炎拟定了一个裁员补偿方案，以期通过缩减规模留住报社这个平台。他找十方公司和省残联沟通，希望双方“像男人一样”站出来，协商处理，未果。
“当时要解决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你把员工应得的报酬付清，按劳动法的规定，把他的钱补偿到位，他保证没有意见。虽然也要不了多少，但十方那时候不愿意拿钱出来。”
十方公司在发给云南省残联的公函中如是称：我跟生活新报是合作关系，这些人不属于我管，没有劳动关系，我就可以不补偿。
十方的这一表态，使新报员工意识到自身的合法权益将难以保障，他们坐不住了，闹到省残联。残联并不直接参与新报的业务，也不是用工方，但是报纸刊号的持有者，名义上的“主办单位”，并非毫无关系，但也不愿担责。
两家“主子”就这么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推了几个月。
眼看十方无甚指望，新报覆水难收，残联决定直接收回刊号，关停报纸。
6月30日，省残联发布《告生活新报员工书》：报社休刊是其实际控制人、承包方十方控股有限公司单方面违约、撤资、欠薪等行为所致，残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聘请律师进行取证。
商人可以拍拍屁股就走，置员工于不顾，官方背景的残联却不能，他们需要考虑大局稳定，安抚人心，最后还是由残联筹资解决了欠薪问题。
之所以将这个扯皮过程写出来，是想让读者诸君大致了解一下新报是个怎样的机制，员工身临怎样的处境。
稗子高山岗，但闻人语响。一年血汗后，不见稻谷黄。今时老渔民，昔日小牛郎。挥刀向原野，一样青草香。
以前我们外出采访，常会碰到有人询问昆明各家报纸的情况，晚报、时报、信息报，背景关系都很清楚，都好介绍，然而说到新报时，总有些含混，不甚清楚这份报纸的管理经营者究竟为谁。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头10年，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房地产、汽车、医药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为市场化媒体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间，一些省市党报利用自身平台和资源优势，创办了机制更灵活、新闻更平民化、更易赚钱的都市类媒体，名曰都市报、时报、晨报、商报等(晚报先已存在)，不一而足。其间更出现了跨区域联合办报、甲报参股乙报等新兴的媒体形态。
一些商人嗅到纸媒可能带来的可观利润，蠢蠢欲动，但国内政策不允许民间机构从事新闻业务，于是出现了像生活新报这样，商人与拥有媒体资源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合作，名义上为官方主办，实为商家独立运营。这样的报纸，政治背景较弱，业内的说法就是没有“党妈”，地位相对低下，外人看，缺乏权威性，内部则难以凝聚人心，员工更愿意将其当作跳板，而非久留之地。
有个说法，称生活新报是昆明媒体行业的黄埔军校，为别的媒体输送了多少优秀人才，其实换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新报军心涣散、人员流动性大的表现。
这样的报纸，赚钱时父慈母爱，风平浪静，一旦亏损陷入危机，就可能找不到爹妈，矛盾激化，员工最终沦为可怜的牺牲品。总编辑作为资方的代理人，需看资方态度行事，无米难为炊，在维护员工的权益时，也不能据理力争，与员工共进退。
“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该做的我都尽力了，无能为力，我就放手。”李克炎说。
“2012年十方集团派我来昆明之前，董事会主席陈志跟我讲，生活新报经营已经非常困难，派你去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维持下去，集团不会继续向那里输血了，不行就早点改为周报，缩减规模。”李克炎也曾意气风发地想要好好施展一番拳脚，但纸媒下滑的大势和新报本身的痼疾，使他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报社还是陷入了绝境。
李克炎回到故乡公安县，得知十方集团死活不愿意出钱，报纸要关，十分感伤。他曾经很希望留住这个平台。
自从决意放逐自己，离开习以为常的温暖，去做一次余生的流浪，体验长久的孤单，以倔强的姿态，斩断一切似笑非笑的问候
农夫李克炎
早先常见李克炎在朋友圈分享“一个农夫的日常”，怎样种稻卖米，怎样蓄水养虾，他的身影，总晃悠在田间地头，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惊异于他的身份转变竟是如此之大。能够放弃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放弃经营多年的人脉资源，以及早已习惯的城市生活，回归田园，是怎样一种心路历程？
一年多前我便起意约访他，他爽快答应，但表示“等有机会到昆明面谈。”不料这一等就是一年多，机会一直没来。
期间他仍时常发朋友圈，晒乡村生活，农事琐碎，几点起来巡塘，几点给虾子投食，时而阿黄(他养的一条狗)不见了，时而在路旁捡到一只受伤的小鸟，春天的花儿冬天的白雪，夏天的水田秋天的稻花，凡此种种，似乎越来越热爱那片土地，热爱那种散淡平静的生活，爱得都不想离开了。
你看他在朋友圈中写的：
农事总是林林总总，纷繁复杂，抽水，移动笨重的水泵，栽种水草，打药消毒，哪一桩不是体力活。更可恶的是田埂建设不到位，鳝鱼一钻就漏水，经常溃成大洞流水跑虾，还得费劲去堵漏。
又如：
刚才巡田发现，就在今夜，巴西战胜墨西哥的夜晚，种子已经发芽，一夜之间长出了三四厘米。看着看着，这几天的累，也值了。
农忙之余，他喜欢写诗，故乡灵秀的自然风光，时时予他澎湃的诗情。
经过一年的躬身耕耘，无公害的虾稻米终于收割了。
他承租了30亩水田20亩鱼塘，平时就住在田边的平房里，养了两只狗一只叫阿花一只叫阿黄，他给这个新的居住地取名为“江渚上”，自称“老渔民”，有朋自远方来，就用当地的土酿酒招待，真有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的意思。
他每天很早起床，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比如施肥，除草，清理鱼塘中的杂物和青苔。“更重的活，还是要请人帮手。大宗的活，比如播种和收割，则由机械完成。”有时兄弟姐妹来看他，也会帮他做点事。平房里有网络，电脑，空闲时他会写些文字。
爱人在昆明陪伴孩子，长期与他两地分居。老母亲80多岁，身体仍健朗，不时出现在他朋友圈中。在外漂泊这么多年，终于回到母亲身边，想必特别安心，踏实。
不孝如我，不能闻达以光耀先祖，只能勤勉耕耘平安度日聊慰平生，幸得老母亲宽容错爱，方不至于无地自容。祝福母亲健康一百岁。
他坚持探索绿色生态道路，不给水稻打农药，结果就是杂草疯长，虫害不断，水稻产量只有正常农民的一半。养虾也在探索，看不用饲料能不能养好。“饲料里面掺了抗生素，恐怕对虾子和消费者有影响。”
他种出来的生态大米，都被朋友们买完了，但没赚到什么钱，“今年可能会有所收获。”他说。
我问他会不会做大，像褚时健那样，在土地里面搞出点名堂来。他说不会，“做大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现在害怕压力。就是想踏踏实实种两年田，亲身感受一下农民的艰苦，再有一点空闲时间写点东西，就是最大的追求了。”
这米，有这几位壮劳力的帮助，顺利进仓了。
选择回乡种田，是没有别的路子么？是否受到新报事件的影响？
“不是，生活新报没搞了，昆明还有三四家单位要我去，后来也有报社要我去，觉得所有的报纸都做不好了，去了也没什么意义。回归故乡，不是什么艰难的选择，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自然选择。我的人生，从记者编辑到管理者，职业生涯还缺了农民这一项，做两年农民又何妨呢。我家里人就知道，我长期想搞一个鱼塘，2010年回来时，我哥哥姐姐就带我去看过。”
李克炎在乡下过得悠然自在，有朋友表示羡慕，他说，羡慕是假惺惺的，绝大多数人放不下城市生活的干净舒适，整洁和繁华，去两天可以，长期待就做不到，“为什么我一个人能住在那里，我内心很丰富呀，劳动也能让我感到充实。”
他说，也许过两年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还会回到城市中去。
有人说，沈从文的意思是，不想死在外面的人，都回到了故乡
李克炎生于1968年，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96年从党报“下海”进入华西都市报，至2015年离开生活新报，20年的职业报人生涯，正好经历中国都市类报纸从兴起到没落的全过程，“我分享了它的荣誉和利益，时代过去了，我也该离开了。”
时代快得让人无所适从。就像是一场梦，李克炎的梦，新报老同事的梦，所有报人的梦，奇幻无比，掺杂着明亮与晦暗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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