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是怎么闯过百年危机的？
2022/10/14 18:42:14 木蹊说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几十年里，1998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年份。
01
1998年8月16日凌晨，长江洪峰袭击湖北荆江。
这是15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特大洪水灾害。
此时的荆江大堤已经提前埋好炸药，为保住下游的武汉三镇，计划一旦洪水水位达到45米，就立即炸堤分洪。
为了抗洪，数十万解放军战士和救援人员奔赴抗洪前线，其中不乏刚入伍的新兵。
在此之前，央视举办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
晚会没有奢华的舞美布景，参演的明星也全部素颜出镜。
三个小时的晚会，收到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共计6亿元人民币。
有位来自灾区的老乡给主持人敬一丹看两个玻璃瓶装的泥土，说“这是我们最后的土地”，敬一丹当场哽咽失声。
随后，全世界的华人、华侨纷纷慷慨解囊，就连刚刚经历过金融风暴的香港同胞捐款也达6.8亿元人民币，台湾地区的捐款近2亿人民币。
那年，北京三环内的房价还不到2000元一平。
滔天洪水近在咫尺，无数人牵挂着即将到来的长江洪峰。
从8月6日起，荆江段就超过了分洪水位线。如果炸开大堤泄洪，荆州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将直接变成一片汪洋；如果不泄洪，武汉等大城市又时刻面临决口的风险。面对巨大的压力，湖北省主要领导向中央申请炸堤泄洪。但温同志表示：“能不能考虑再看一下，坚持一下，慎重决策，坚守大堤……解放军官兵全部上堤奋战两天，迎战洪峰!”8月16日夜，洪峰如期而至，所有人的心被揪住。
指挥部决定采用“严防死守”的方式抵御这场洪灾。滚滚洪流，最后的堤坝，依旧是人堤。
那时，十多万名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已在水里整整泡了五天五夜。
抗洪抢险中，由于极度缺乏工程设备，面对汹涌的洪水，除了靠沉船和填沙包，更靠人民子弟兵的血肉之躯阻挡。
“死守荆州、力保武汉”成为了一场漫长而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27.4万官兵人墙的守护下，8月17日中午11时，当长江第六次洪峰的数字最终定格在45.22米，大堤岿然不动。
随后数日，洪水慢慢退去，荆江分洪区保住了，武汉三镇也保住了。
在洪流中，6岁的小江珊下半身浸在水中，紧紧抱着一根树杈坚持了8个小时，终于等来救援。
这个坚强的小女孩因为洪水，已经失去了五位亲人，小江珊的坚强故事感染了所有中国人，成为世人在那年洪灾中最难忘的一幕。
1998年春夏之交的洪灾，全国共有29个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达2.23亿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对1998年而言，跟随洪流奔涌的国运依然前途未卜。02
1997年，金融巨鳄索罗斯携千亿美元横扫东南亚，却在香港铩羽而归。
不甘心的索罗斯放话称：东方经济熬不过1998年。
面对此起彼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确实不容乐观。
由于之前经济增速过快，政府急忙踩下刹车，经济迅速从通胀进入通缩时期。
1998年，国内热词除了抗洪中涌现的“众志成城”，还有一个“保8”，即保证GDP增速在8%以上。
为何是8%？
因为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内的GDP增速在8%以上，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事实上，1997年第四季度，全国GDP增速已从之前的9.9%逐渐下滑到9.2%；1998年上半年，在金融危机与洪灾的叠加影响下，全国GDP已掉到7%。
为了应付不断下滑的经济颓势，还没学会“金融创新”的政府只能靠简单粗暴地货币增发，鼓励银行放贷来拉动经济。
大量资金流入市场后，效果也很明显，各地纷纷拿着银行的钱上马各类工程，开办了形形色色的工业园区。
1991年的GDP增速猛烈反弹到9.3%，1992年GDP增速达到14.2%，之后长期维持在两位数增长。
虽然各类工程项目吸纳了部分超发货币，可由于房地产市场尚未形成，现在欣欣向荣的服务业还处于萌芽阶段，使得国内物价迅速飙升。
举个简单例子：1994年底，全国猪肉均价约为13元/公斤，而前一年的猪肉均价约为7.5元/公斤，几乎翻了一番。
老百姓工资收入根本不敌物价上涨速度。
群众日子不好过，国企的日子更不好过。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轻工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型的关键节点，传统轻工业产能过剩，现代化工业刚刚起步，但国企亏损极为严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达39.7%。
在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里，12个省区市净亏损；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全行业普遍亏损。
国有企业的亏损风险也蔓延和渗透到金融系统：1997年年底，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1998年9月已上升到31.38%，整个银行业岌岌可危。
世界银行甚至悲观地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了……
其中既有曾经僵化的体制导致的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的矛盾，更有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减少，出现坏账以及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问题。
因此，为了“保8”的目标，才有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3
改革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减员增效，政府部门首当其冲。
1998年3月，国务院把原有的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随后，全国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为40个，平均精简20%左右。
省级政府人员编制平均精简47%。
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减为35个。
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减为18个。
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机构改革方案
截至2003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市县乡政府清退超编人员43万人。
为了防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国务院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汇总起来就两个字：放权。
目的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形成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经营的生产模式。
不过，无论是减员还是放权，动的都是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难度也可想而知。
因此，时任总理说出那句著名的话：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面对摇摇欲坠的国企，政府下决心，不再“输血”给亏损严重的企业，而是直接淘汰和关停。
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1998年，这项改革措施的核心就是去产能。
不过，去产能的背后是一股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时代潮汐中的下岗工人故事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职工约为1.1亿人；1998年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5200万人，集体企业原有4000万员工，1998年后为1000多万，意味着近8000多万名国有企业职工遭遇了下岗和分流。
当时，刘欢一曲《从头再来》唱哭了很多人，逼着很多下岗职工只能咬紧牙，“风风火火闯九州”。
至于索罗斯那句恶狠狠的“诅咒”，或许可以用那年刘德华的《笨小孩》一句回应他：
“老天自有安排。”
04
国企改制和职工分流后，换来了财政负担减轻，经济得以轻装上阵，加速了企业发展。
由于人民币在1994年已经贬值到底，汇率一直在8.2左右，甚至还有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做后盾。加上国家金融机构提前实施了强制结汇的严格资本管制，及时遏制了资本大举出逃的情况。
而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也让大量民企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困扰许久的城市就业问题，还顺手从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抢走了不少出口生意。
这年出台的补充资本金政策，让曾无限依靠银行贷款的各类地方政府开始谨慎，不敢再轻易“薅”银行的“羊毛”。
而1998年这次特大洪水，也让政府政府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
直接点说，政府在基建与民生投入上“敢花钱、肯花钱”了。洪水过后，国家猛在水利工程、城市基建、城市交通路网、电网与通信事业，以及国家储备粮库上砸钱。
随着水泥、基建项目的带动，曾被视为“夕阳产业”的工程机械行业迎来大发展一年后的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9%，并保持多年高速增长，从而为中国成为“基建狂魔”打下了扎实基础。
1998年第一季度，中国互联网用户增加至40万人，相当于1997年一年发展的用户数量。
这年7月8日，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第二批56个信息科技名词，其中“互联网用户”的中文名称被确定为“网民”。
互联网的出现带动了许多民企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加速了机电、装备以及芯片等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过与普通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是这年取消了实物分房政策，开启了中国楼市的新时代。
虽然没有了曾经的福利，但商品房的推出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品质，推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1998年的房改政策让许多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尽管那年风雨连绵，可洪水还是挡不住时代的风云际变。
1998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前一年，中国领导人去了美国访问，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的中美关系发展交往框架。
中美领导人再次会晤，在彼此友好的氛围中，中国离入世又近了一步。
1999年的春晚，“黑土大叔”赵本山激动地喊出“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属于那年的记忆凝结成琥珀，里面有泪水，有呼喊，也有道不尽的哀伤和奋进。
2001年，中国正式签署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拥抱了中国，中国也自此加入浩荡的世界贸易体系。
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830美元；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551美元，入世20年间，翻了15倍。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惊涛骇浪的夏天。
-完-激情按压、深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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