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静读一本书
2019/5/9 22:30:00才华水木君 水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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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君说：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是《青鸟故事集》。
《青鸟故事集》
作者：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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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他著名的《随笔》中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而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导演迈克尔·柯蒂斯也说：“如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
而最初的书和最新的书之间有着由时间、际遇，由层层深雪覆盖般的印象和感悟所偶然形成的秩序。人的天性就像是自然界中野生的花草，读书，然后才能知道如何修剪嫁接。
1994年的夏天，一艘游轮在水面划出清晰的破碎声，夜幕即将降临，李敬泽手捧一本书，透过一个叫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法国人的文字。
他似乎触摸到了五百年前人身上衣服的质地，看到了他们的车轮和船桨、签署契约时所用的纸笔，甚至行囊中银币的重量……
李敬泽突然明白：“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
从这一刻起，李敬泽开始了自己的冒险。《青鸟故事集》就是这次冒险所嫁接出的果实。
李敬泽穿越于古老的东西方，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为读者构筑出了一个碎片化的历史万花筒，一边跟你讲述这些隐秘在历史深处的花边故事，一边又在时刻提醒你历史的不可靠。
⒈
日本人不人道的审美与传统
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叫《楢山节考》的电影，其中一个情节是说在古代日本一个贫苦的小山村，那里的老人活到一定年龄，孩子们就要把他们背到深山里，听任他们孤独地死去。
这样的风俗，听上去简直残忍无比。而李敬泽讲述的另外一个故事，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被三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有一天被问了一个问题：“三岛先生，您一个写小说的，有什么必要把身体练得这么漂亮嘛？”
三岛自幼身体孱弱，曾为肉体的自卑所困扰。随着他美学思想的逐渐形成，从30岁开始严格锻炼，甚至把阿波罗的裸体雕像摆放在院子里。
功夫不负苦心人，每天出入于健身场所的三岛，终于拥有了鲜明的八块腹肌和深深的人鱼线。
在三岛看来，美是最重要的，美是绝对的价值，美不是善，也不先于善，美就是美。他认为美的极致是完美的男性肉体被毁坏的瞬间美，肉体比精神更具有存在的价值，所谓吃相、死相都要好看。
三岛最终践行了自己的美学观，实现了一个日本武士切腹而亡的理想。他不能听任自己大腹便便，不能容忍雪亮的刀子切下去时，多余的脂肪白花花地翻出来，因为这对他来说比性命都重要。
而那些把老人背往深山的人们，和他们背上的老人，是不是也一致认为一个人不应该丑陋地死于人前呢？
有如此扭曲的审美日本人，在他们暧昧柔软、赞美阴翳的文化里还有一种强大的改造力量。
日本人不仅能把荷兰人16世纪传入的捕鲸技术，作为一项营生，而且不论世人如何诟病，都会坚持这是一种饱含民族情感和执念的文化传统。
⒉
波斯商人告诉你一颗珍珠的浮华
在遥远的唐朝，人们常有奇遇。比如一个人在寂寞的旅途中，茅草棚中偶遇一个抱病垂危的波斯商人。几天后，波斯人就要死了，颤巍巍地伸出苍白的手，指着身子底下的黑色毡子说：“珠子……”
“波斯”，是今天伊朗的旧称。唐时，扬州城中遍地“波斯胡店”，富商巨贾云集，每每出手豪阔，令人咂舌。
珍珠在唐朝，大约相当于18、19世纪英国人眼中的钻石，是一种神奇的财富，也是一种危险的财富。它远比金银和钱币贵重，却像阳光下的气泡般脆弱，还经常不被理解。
在唐人的故事中，那些惊世骇俗的珍珠大多来自波斯胡地，而且往往拥有神奇的魔力，历经万里波涛后流落中土，等待被一个波斯人唤醒。
据说武则天当朝时，一个波斯人从一个和尚手中重价购得一枚珠子。那珠子不过拇指大小，色微青。
和尚本来不觉得有什么贵重，现在被人家当宝贝一样买走了，越想越觉得吃了大亏，于是一个小报告打到了武则天那里。
波斯人就被逮起来了。官府命他交出珠子，那人却说已被自己吞进肚子里了。
官府一听，这还了得，一拍公案：衙役们，给他开膛!那人一看不妙，只得讨来一把刀，也没人给他打麻药，忍着疼痛，大汗淋漓地从腿上把珠子剜了出来……
这位险些被开膛破肚的波斯人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武则天老佛爷把珠子拈在两指间，迎着阳光左看右看，看了半晌，说：“这也没什么名堂嘛，你花那么多钱买来做什么？”
那人当然不敢照实回答，忐忑着编瞎话：“小的家乡有个大湖，湖里有无数的珍珠宝贝，只是积满淤泥，捞不出来。只要把这珠子扔进去，淤泥马上就会变成清水，宝贝一网一网尽管捞。”
这种一等一的瞎话，竟然就蒙混过关了。那颗能让淤泥变清水的珍珠从此藏于深宫大内，据说唐玄宗时还有人见过，后来便下落不知。
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了。
然而，有一天，你的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几个身形诡异的波斯人，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你假地烛子，埋不埋？”——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威尔基·柯林斯《月亮宝石》中的情节。于是，宝珠离你而去，重返故乡。
珍珠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犹如人世的浮华。就像生命中的许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刻意强求的得不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得到的又不知珍惜。重要的是喧哗过后，能留下的到底是什么。
⒊
一个爱尔兰人逃至殖民地留下的痕迹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男子逃避老婆的故事。
乔治·钦纳里，生于英国，长于爱尔兰。1802年移居印度，在印度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1925年，为了逃避妻子，有一天突然跳上了一艘开往澳门的货船，跑了。
像不知道钦纳里为什么逃避老婆一样，人们对于钦纳里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李敬泽在各种文献中，查到一份他的尸检报告，有一句是：“死者的胃惊人的健康”。
于是判断钦纳里应该是被他狂乱虚荣的“胃”带到印度的。那时的爱尔兰粮食严重短缺，人们大量饮食土豆，会得一种很是“不雅”的“土豆病”。
坎纳里的“胃”有着超强的消化能力，在欧洲人备受消化不良困扰的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他的胃极端亢奋，所向披靡。
在那里的大街或码头上，你偶尔会看到一个红扑扑的大胖子，挎着画夹在牛屎、乞丐和玩蛇人、燕尾服和莎丽之间穿行，幸福的钦纳里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拖拉机。
多年后，钦纳里因为见多识广，在澳门和广州的“番鬼”圈子里成了故事大师 ，他经常恶狠狠地讲有关“蛇”的故事。神话传中，一般把蛇比成女人。而钦纳里从印度远走中国，主要原因就是逃避女人。
李敬泽从许多英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男人跑了，在近两百年的英国是两性关系恒常的主题。
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忌妒的奥赛罗开始，英国的女人们就不得不艰苦卓绝地提防和追捕自己莫名其妙地逃跑的男人。不过和《远大前程》里婚礼上逃之夭夭的男子相比，钦纳里真的不算最恶劣的。
钦纳里在广州很快以吃名大振，他会把所有的饭舀到自己盘子里，说“我吃着这一半的时候，另外那一半可以使它保暖”。
那时天朝有严格的律令，不让来广州经商的外国男子携带家属。钦纳里曾亲口对好朋友亨特说：中国政府真是一个仁慈的上帝!
钦纳里太太很有耐心，她似乎也想很快找到自己的丈夫，但还是满怀同情地把自己的舱位让给一位有急事的先生。这样说来，钦纳里太太竟有点令人喜欢了。
人们总是喜欢那种一件事可以消磨一辈子的人，比如一辈子爱一个人，或者一辈子写一本书。坎纳里太太可以一辈子等一个人。
物注定比人走得远。钦纳里1852年携着一个强健的大胃死于澳门，留下一批没什么才气的画作。人们记得他，只因为他是保存香港、澳门殖民地风情最早的画家，而这些平庸的画也是他逃避老婆仅存的痕迹。
⒋
一个葡萄牙海盗眼中中国现代化的奇香
在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笔下，18世纪的巴黎，是世界上最臭的地方：河水、广场和教堂臭气熏天，桥下和宫殿里臭不可闻。
农民的臭味像教士，手工作坊伙计的臭味像师傅的老婆，整个贵族阶级都臭，甚至国王也散发出臭气，他臭得像猛兽，而王后臭得像一只老山羊……而16世纪的巴黎，据说更臭。
巴黎的香水后来却香遍天下。据布罗代尔考证，这个民族之所以专精于香，是因为生活中曾有不可忍受之臭，没有香水真的是不行。
16世纪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却充满奇香。一个叫盖略特·伯来拉的葡萄牙海盗作为大明王朝的囚犯，从福建经江西、广东，一直被流放到桂林。
他用好奇慌乱的眼睛注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令人吊诡的是；他竟发现了当时中国的“现代”。
四百年后，我们在一本《盖略特·伯来拉的著作》中，看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国：这里有世界上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好的路和最好的桥，有最好的城市，建筑华美，极其干净；
这里的商品也极其丰富，以至于物价非但不往上升，还经常往下跌，跌后不再回升……这个国家秩序井然，法令严明，法庭实行公开审判，不会有假证人，可以避免很多人的生命……
这样看来，嘉靖年间的中国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么阴暗。而欧洲人正是通过对遥远中国的注视和想象，看清自己，有了觉醒的自我意识，一步一步走向“现代”。
那时，批阅奏折的嘉靖皇帝，每逢写到“夷狄”，必会施展微雕功夫，大臣们在批下来的折子上看到两个芝麻粒儿大的墨点就知道那一定是“夷狄”。
我们对自己被“夷狄”所发现、所阐述的现代性特征毫不自知，中国的历史依然在一条西方人无法接近的河道中流淌。
直到20世纪末，当李敬泽阅读《盖略特·伯来拉的著作》时，常常感到是在看《参考消息》，在那上面会有外国人以欣慰的语气告诉咱们，中国正在进步，正在现代化。
一个海盗的心其实是粗硬的，但是隔着四百多年的时间，李敬泽却感到与他心心相印。
其实一个人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与眼无关，关乎的是心。
⒌
意大利人利玛窦让中国听到时间的声音
1860年10月，再有三个月就是利玛窦进京二百周年，然而并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10月18日，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点燃大火，凡尔赛宫般的西洋楼被烧作断壁残垣，几代欧洲钟表匠的心血结晶霎时间灰飞烟灭。
这是一个时间停止的日子。和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在浓烟滚滚的大火中坍塌一样，令世界人民痛心。
然而，利玛窦一定记得1601年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那天，他终于接到皇帝让他进京的诏旨。
自从1583年带着天主像、两座有伽利略式钟摆的自鸣钟在内的西洋礼物来到中国，从澳门、肇庆、韶州，到南昌、南京，他一步一步艰难地向那里行走，已经整整走了十八年。
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绝望中的利玛窦，对于北京发出的召唤，完全出乎意料。他坚信，一定是手里掌握着皇帝们心灵的上帝以他自己神秘的方式造成了这场突然的变化，以便拯救这些灵魂。
利玛窦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很快来到北京。然而并未见到咫尺之遥的皇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万历二十九年，有一位隐士隐于紫禁城。
万历皇帝其实看过利玛窦带来的耶稣受难《天主像》，这位无所不知的皇帝想都不想就是一句断语：“这是活菩萨呀!”然后就被收进了库房。
1601年1月25日，万历皇帝终于听到西洋钟准时发出的鸣响。这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时间不仅能被看到，也能被听到了。
发出鸣响的是那座小钟，作为“当今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大钟需要专业人员安装调试。皇帝急于听到那个大钟的声音，利玛窦被诏火速进宫，那座金碧辉煌的大钟正矗立在乾清宫门外的广场上。
大自鸣钟最终被放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走时准确，钟声宏远，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是中国皇宫日常生活的时间基准。
如果它有灵魂的话，当它被焚毁时，它的灵魂就飘荡在所有的钟声之中了。
利玛窦不想承认，他真正带给这座皇宫的就只有那两座能自动鸣响的钟。但是那时，他必须得当一个钟表匠。此后直到清代，传教士的一门必修手艺也是要会修理钟表。
漫长且没有尽头的等待一度让利玛窦觉得自己早已被遗忘。他曾见过一个从阿拉伯来的突厥人，这个可怜的家伙万里迢迢来进贡一头狮子，然后开始等待朝廷批准他回去，已经等了整整四十年，还得继续等下去。
利玛窦也曾长久地思考自己从意大利到中国这趟漫长行程的意义。
一个人带着一瓶水艰苦卓绝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了目的地，他把这瓶水倒向浩瀚的沙漠或者海洋，“意义”的疑难就像一支无可闪避的利箭射中他的心。
当人们以为“理解”时，实际上是更深的“误解”。利玛窦想的是皇帝的灵魂，皇帝惦记的却是自鸣钟的声音。
然而，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
李敬泽深信，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
于是他冒险去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们的踪迹，倾听他们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本书是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的。
李敬泽觉得这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和事非常有趣，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而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
循着布罗代尔的足迹，他将“考古”作为一种书写的方式，沉入昔日人们的生活，从历史的幽微暗流处，于博杂文本的断简残章中搜集蛛丝马迹；借助幻想，让逝去的过往重新生动展现，让死去的知识被重新激活。
他试图回到时间的上游，穿越横亘在眼前被遗忘的荒漠，让一颗两千年前干涸的荷花种子抽芽、生长。
一个个贴切有力的文字，像在眼前舞蹈，琳琅满目；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幽默智慧，充满意趣，是对历史的隐秘探索，也是对人生的一种审美，更是对无趣的对抗。
捧起书，你会被作者丰富得近乎夸张的想象力捕捉到，也会为一种精致的夸张惊艳到，就像进入一座藏满宝藏的迷宫，你走进作者，走进作品，就是走进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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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才华水木君
水木文摘(mweishijie)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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