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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6 22:30:00才华水木君 水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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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君说：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是《回望》。
《回望》
作者：金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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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都是好日子”，偶然间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懂得其中的含义，反而很疑惑：过去的日子有欢喜有悲伤，为什么就单单成了好日子？
随着年岁渐长，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才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不管是悲伤还是欢喜，过去的日子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和选择，让现在的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自己。
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的金宇澄，2012年用上海方言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举成名，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
在这之后，2017年他又出版了非虚构类作品《回望》，整部作品站在自己的角度，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父辈们身上曾经发生的事，向我们展示了上一辈人的成长轨迹。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事件中的另外一面，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的、因而读来会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的一面。
回忆历史，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了解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将要去往哪里，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文化根源。
⒈
父亲：历史给了他最好的壮志
俗话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而一个家庭的相册，很多时候都会浓缩着一个国家的影子。
父亲出生于距离上海90公里、苏州45公里的黎里镇大户人家，从小生活还算不错。金家在上海几经迁转，曾住上海陕西南路三层洋楼，后来因为家族产业“公私合营”，各色人等聚住在一起。
不过，因为祖父一直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又常常去苏州杭州游玩，喝酒打牌，很是惬意。加上性情慷慨，经常借钱给朋友，想要做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却一直没有得到推荐。
在父亲初中时，偌大的家里就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每年新学期开学，祖父甚至要靠苏州的姑丈接济、祖母变卖细软，才能勉强度日。
这样的生活，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他对进步作家的钦佩，接受左倾文艺书籍的变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他隐隐地感觉到迟早有一天，他会进不了学校的大门——情况也确实如此，在父亲高一那年，日军突然入侵了华北。
在目睹了一片狼藉的中华大地后，父亲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信仰甘冒生命危险。
只是地下工作并没有所谓的革命活动经费和想当然的上级应该给予的关照，即使作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仍然需要自己去找工作来维持生计——想象中光鲜靓丽、精彩刺激的地下工作生涯，顿时变成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而且地下工作有着严格的纪律，像电影和小说里那样，父亲前往上海完成任务，收集秘密情报，还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假扮兄弟。
即使时刻保持警觉，各种突发事件仍旧会应接不暇：夜半枪声、同仁被捕遇害、住处被查、搭档出事……
1942年父亲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获刑七年，狱中非人的待遇让他几个月就下身瘫痪、心脏扩大。1944年因为“保外就医”才得以假释。
在父亲的叙事中，处处都可以读到历史的“另外一面”。
强盗挥手把闪闪发亮的灰鼠袍子和散碎的银两扔给乞丐；满街的绿林好汉，家家店铺关门，装有财货的箱子被拖向河边，却有一家瓷器店安然无损，伙计们齐齐站在柜台前闲看风云变幻。
原来那是富庶江南的传统，强盗从不染指瓷器商号。
还有父亲被抓进杭州监狱关押的那一段。
监狱克扣口粮，犯人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必须得依靠亲朋好友的接济才能度日。每天监室走廊里摆有外来的馄饨摊，也叫卖小笼包、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他们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狱卒睁只眼闭只眼。
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地进监。从初期出手阔绰，常拿出钞票、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到慢慢意识到缺少社会资助，懂得了讨价还价，铢锱必较。
最后数零钱、吃馄饨面和廉价的盖浇饭，直到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终于饥寒而亡……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却又那么真实，这些被人忽略的、隐秘的历史，是那个时代给予我们最初也最深刻的印记。
后来，父亲侥幸出狱，继续展开地下工作活动。这个时候的父亲，更多的还是在各地辗转奔波，就算遇到母亲，认识了这个家有银楼的千金大小姐，仍然没有停止漂泊的脚步。
为此，父亲和母亲聚少离多，通过大量的书信来联系情感，不管是他的革命豪情和壮志，还是对母亲的浓厚思念，都变成一个个文字，落笔成花。那是一段昏暗的日子，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只是，父亲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说别人的事。说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毕竟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
母亲说，只有在某一封没有写完的信里，才能看到父亲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岁月……
父亲于2013年6月29日逝世。
⒉
母亲：不愿被历史巨浪吞噬的大小姐
在母亲的口述与照片中，她一生的景象也慢慢浮现。
童年时，母亲是上海虹口凤生里银楼家的“小囡囡”，躺在床上捧着奶瓶吸奶；睡在外公脚后，外公常常让母亲帮他把长裤脚管拉直；
由外公带着去坐黄包车，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淡淡的棕色羊毛外套……
后来逐渐长大，在重男轻女的氛围里，母亲从小被打扮成男孩子，在工部局东区小学念书，直到一次体检，老师发现母亲是女孩，才恢复女装。
读初中时，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三个星期内无法上课，闷在家里看《家》《春》《秋》、张天翼的小说和鲁迅的书；
高中时，母亲还参与了话剧演出，出演了《原野》中的金子，和演仇虎的男演员产生了恋情。
母亲曾经把一张在觉园拍摄的照片送给他——十六岁的母亲，笑得天真烂漫，后来这段感情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滚滚洪流中不了了之。
1945年，母亲考上了私立复旦中文系，认识了当时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也就是作者的父亲。
她觉得维德“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维德常常给母亲打电话，理由都是借书、还书之类的。母亲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为此她甚至还想过要结束这段关系，后来觉得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不久，母亲遭遇了家庭变故，心情异常低落，经常和维德见面，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1946年夏天，两人彼此心照不宣，成为恋人；1948年，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母亲和维德经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会面，他们都喜欢那里明亮幽静、没有几张座位的简单环境。
再后来母亲带着维德去见了家人。维德第一次去母亲家的时候，就赢得了全家人的好感和认可，甚至他们还在金门大戏院买了八张电影票，请全家人第二天一起去观看。
后来，形势动荡，上课很不正常。母亲心神不定，既没有办法投入学生运动，又因为正在谈恋爱，维德的生活又极不安定，使得她有些无所适从。这些烦闷和纠结，都被母亲详细地记录在了日记里。
几番思量和考虑之后，母亲放弃了学业，去学校开了肄业证书，转身参加了革命，去了南京大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在南京度过了几个月的部队化的生活。
后来又成为上海总工会文教部的同志，1950年，经过组织的批准，与维德结婚。
为置办结婚，维德还在苏州买了一张柚木圆桌，一张桌围和四腿雕透梅花的大圆桌。
遗憾的是，“文革”时，梅花桌子被人抄走；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维德才在卢湾区旧家具店看到三张样式相同的暗褐色桌子，店主没说话，他也没作声，就此遗憾地错过。
母亲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芒芒，老二是舒舒，也就是作者，老三是小冬。他们的婚姻幸福而美满，但是他们一家却始终难以摆脱审判和申诉的命运。
1955年，父亲因牵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审理者认为当年他在日方审判中有叛变表现——这一年中，“大难临头，人见不到了，待遇取消了，必须搬家，”母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当时母亲接到送冬衣的通知，而要送去的地方就是日伪时期父亲曾进过的南市车站监狱。不管母亲如何坚信父亲肯定不会是反革命，也不管她如何不情愿，现实就是如此冷漠无情。
“不管怎样，得帮他守住这个家。”这是当时母亲唯一的念头，也是支撑她走下去的希望。
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中也写到：“……不要老记挂着等我回来。请想想他们吧：那些远离家人去戈壁沙漠的地质勘探人员；
那些正在享受甜蜜初恋的，而决然选择报名去边陲从事建设的青年们；那些告别了妻儿和家中温暖的壁炉炉火，在东北冰原上工作的苏联科学家们。
他们是那么的伟大，令人感动，与他们相比，我们暂时的离别就显得是多么的平常而有愧，这不只是对你说的话，也是对自己说的，有时候太想念你时，一想到这些，心境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当时父亲来信报平安，嘘寒问暖，劝慰鼓励、隐瞒的真实背景是——他正在“外地”，接受上级调查，家信托词是去外地工作，长期不能回家。
收到这封信后，忐忑不安的母亲舒畅了许多，却又敏感地发觉，父亲写了他和同事们打牌娱乐，窗外一声暴雷的细节，这让她疑窦顿起，意识到丈夫并非身在外地，而是在上海!
因为8月8日这天晚，上海窗外同样是一声惊雷，她记得非常清楚!
父亲同样也是在后来才知道，自己被通知接受调查，坐在密闭的汽车里开了那么久，实际上最后却进入到淮海路(近常熟路)一幢洋房内，他不知道方位。
每天独自写交代，耳朵中常常到附近小贩的吆喝叫卖，觉得那声调十分熟悉，才在某一天忽然意识到，这小贩曾经也在他家附近游荡，和现在被关着的地方只隔了几条街。
于是，忍不住感慨到：“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
就在这样的风雨飘摇和时局动荡中，母亲始终陪伴在父亲身边，为他守护着家，当年的银楼千金大小姐在生活的磨砺下变得勤俭节约。然而不管历史的巨浪如何滔天，母亲都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挺直着瘦弱的脊梁。
⒊
过去的都是好日子
时间的车轮滚滚而来，又轰鸣而去，徒留下一地的哀伤和悲痛，当然也有那丝丝生活给予的甘甜。
在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中，信仰、爱、自由是他们倾尽一生去追求，去呵护的。就算年老时，见到某一个同学的儿子，衣着简朴地来上海“出差”，顺便探望他们这些前辈。
父亲和母亲也会孩子似得兴奋，好好地招待这位远方的“侄子”。
知道客人供职的某省某镇抓教育不利，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来上海就想联系“希望工程”。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好几个地址和单位电话号码，想要帮助客人联系赞助，临走时还给了一笔钱。
虽然三天后，父亲接到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样一个客人，父亲才似乎明白了什么。又忙着给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都说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小镇教师，更没有人联系“希望工程”。
父亲沉默良久，才喃喃地说：“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
那时，父亲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经无法再一次去寻找他年轻时候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着密密麻麻的过去。
回望往事，对母亲来说，作者写到：“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仿佛只有回望，才是生命的价值。”
回望往事，对于作者来说，是在即将消逝的“记忆与印象”留取样本，“记忆与印象，普通与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又迅速地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仿佛是一点点地在恢复那段曾经失落的往事：血与牺牲、理想、青春、爱与守候，以及历史的宿命……只是最终，这一切都随风而逝。
这正是作者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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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才华水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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